2023/05/05

專訪漫畫家柳廣成——從「星之卡比」的身上看見自己，原來身為哪裡人並無所謂

反送中運動期間，許多藝文創作者無畏發表時事相關言論，漫畫家柳廣成便是其中之一。他以鉛筆繪製政治漫畫，透過畫筆作為社會運動的紀錄者與反抗者，因此2021年從香港移居台灣後，曾以「香港漫畫家」身份為人所識。然而過去33年的歲月裡，柳廣成曾居住在日本、中國、香港、台灣等地，對他自己而言，屬於「哪裡人」早已不重要了。

走進柳廣成位於林森北路的小套房，一開門可見一整櫃的漫畫收藏，以及數隻手掌大的「星之卡比」（以下簡稱卡比）公仔，再往內走，則有一隻半身大、圓滾滾的絨毛卡比坐在床上；而他的頭上，也正頂著卡比的粉色毛線帽。嗯，柳廣成超愛卡比無誤，而且這份愛已持續逾30年。

「從我有意識到自己喜歡畫畫時，我畫的全都是星之卡比。」柳廣成說。從小興趣就是畫畫與看動漫的他，在動畫裡遇見卡比的故事——卡比搭乘的飛行器墜毀在其他國度，因而被視為外星人，卻在他國生活下來並協助抵禦魔獸攻擊。卡比雖為外人，卻能為當地人接受，落地生根，這正是擁有多國移居背景的柳廣成所嚮往的。

就像卡比一樣

在「動漫大國」日本長大的他，童年成天與為小學生編制的漫畫雜誌《快樂快樂月刊》（コロコロコミック）、電視聯播動畫為伍，養成了對日本二次元世界的認識，6歲時更確立自己想成為漫畫家的夢想。

然而，柳廣成8歲時隨父母搬回故鄉中國山東，受中、日兩國相互敵視的歷史因素影響，那時還不太會說中文的他，自然遭受同儕欺凌，「一開始從日本搬到中國，那當然是被視為日本人。」他說，這是他第一次遭遇身份認同的困擾，僅能埋首於漫畫尋求慰藉。

隔年，父母再帶著他搬至香港，學校裡待遇卻180度大反轉。「從中國搬到香港時，因為中文還是講得不好，被視為日本人。」然而，當時的香港崇尚潮流，日本是他們眼中的流行文化重鎮，同學們反倒抓著他聊《寶可夢》、談《海賊王》，「好像從地獄到天堂一樣，從過去被針對、被欺負，到被好好地對待。」

之後，柳廣成在香港長居逾20年，直到2021年因「反送中運動」再度遷移住所，落腳台灣，柳廣成笑稱：「現在我從香港來到台灣，我又突然變成一個香港人了。」

不斷搬遷至新的國度，重新安頓生活、適應不同文化環境的日子，曾讓柳廣成吃足苦頭，他坦白地說：「過往的經歷塑造了身份不太明確的感覺，以前的我的確會有點不安，思索我是什麼人？」但這些焦慮並沒有困擾他太久，他對自己是「哪裡人」、是什麼「身份」早已感到無所謂，因為那些定義，都不是真正的柳廣成。

每每遭歸類屬於「哪裡人」，真實的自己便彷彿隔絕在幾層濾鏡之後，「我好像被看作一個標準化的、定型的族群形象，但真正的我自己卻沒有被認識。」當時剛從中國搬至香港，年僅十多歲的柳廣成已模模糊糊地領略到這個道理。因此直到現在，他都傾向「做自己」就好，如同他最愛的卡比的際遇。

「卡比到了一個新的星球之後，他沒有在乎一開始旁人對他的不理解與恐懼，他就好好地做自己，當他沒有要很用力地證明自己的時候，反而很自然地融入了。」從卡比的身上，柳廣成看見了自己的嚮往，「雖然卡比一定沒有想那麼多，但作為一個借鏡也是有趣的。」

以鉛筆刻畫

柳廣成從小受日本漫畫文化薰陶，如今繪製出的漫畫卻不具大眾所認知的「日本風格」，而是以柔軟、帶著生命力的鉛筆線條聞名。如此風格的定錨，他說這要拜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所賜。2017、2019、2020年，三度參與安古蘭漫畫節的他形容，這三次經驗好似個人成長的證明，「參展第一年，我好像一個小孩初次見識到很大的世界，理論上要駐場，但我到處跑、到處看，短短的五、六天，我一點也不想浪費。」

漫畫節的見聞大大拓寬了柳廣成對漫畫的眼界，也引發他的創作之路產生巨變。「在這之前，我的畫風都一直蠻日本的，」柳廣成解釋，日本製作漫畫時十分追求精緻，產業也有著成熟的運作模式，因此漫畫書的規格是高度統一的，「但法國就完全不是，作者可以自己決定書的尺寸、畫畫的工具、印刷的油墨，然後選擇紙質、怎麼翻頁⋯⋯。」

回到香港後，他花了約半年重新探索、重整思緒，才成為如今大家認識的「以鉛筆繪製漫畫」的創作形式。2018年，他自發性地聯繫荷蘭遊戲廠商，提議將遊戲改編為同名漫畫《Cube Escape: Paradox》，更大膽翻玩傳統漫畫繪製的規則，盡情地探索藝術的可能性，也成了柳廣成心目中最喜歡的個人出版作品。

2019年，他帶著這本創作再度去到安古蘭漫畫節，讓他順利爭取到一些海外合作的機會。「第二次去的感覺，是我的作品終於是有價值地去交流，甚至能促成合作。然後第三次參加算是再見證一次，我有持續在漫畫這條道路上前行。」

柳廣成選擇的創作媒材「鉛筆」，會受著力的方向、用力程度，以及使用時間，產生不同粗細、深淺的線條，柳廣成分享道，他並不會在創作前先將筆尖削至需要的程度，「我通常是根據筆頭的形狀判斷先畫哪些地方，後來畫哪些地方。比如說，我會趁著筆是尖的時候去畫五官、以及需要細節的部分，接著就在那張畫紙上畫到筆變鈍，而不是另外有一張紙在磨。」

這種「不刻意為之」的創作過程，好似柳廣成無所謂外界的地緣標籤，只願忠於內心，誠實地做自己。就像鉛筆的主要材料「石墨」一樣，雖是最柔軟的礦物之一，長久以來卻讓人們能透過它留下些什麼。柔軟的，也會是深刻的。

真誠面對香港

忠於自己，同樣實踐在柳廣成的漫畫創作上。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時，他曾是走上街頭的抗爭者，卻也猶豫著是否公開發表相關言論，畢竟當時所有發表都被視作「表態」，而談論時事是有風險的。最終，一名救護員遭彈藥擊中右眼的事件引發眾怒，柳廣成秉持對自由、人權的捍衛與追求，首次在社群平台上發表政治漫畫，並自此不輟。

果不其然，風險成了危機，原先的合作邀約一個個取消，整整兩年多的時間，柳廣成只能仰賴存款度日，日益消耗，直到搬到台灣以後，才逐漸有新的合作邀約。那時的柳廣成，因2020年發表的漫畫集《被消失的香港》而被視為「香港漫畫家」，參與許多香港議題的講座、展覽，大眾紛紛期待他對香港時事發表看法，讓他內心承受不少負擔。

「一開始會擔憂自己是否受到他人的壓力，好像偶爾需要交功課、說一下口號，讓別人覺得我還是你們當初喜歡的柳廣成。但我覺得這樣太虛偽了，我不想做這種事。當我實在想不通問題的時候，會需要完全靜下來，所以我的社交媒體都更新的很少。我寧願是自己先想清楚，也不要一邊想一邊亂做。」柳廣成說。

放慢步調、深思熟慮，柳廣成理出的解方是真心誠意，「從自己出發的，不是基於壓力去給一個交代、維持一個形象，那我會自然而然地去做了，否則只會越來越沒有主控的行動力。」

政治漫畫的可能

看著如今的香港並未因反送中運動而好轉，柳廣成也曾感到失落，「在完成《被消失的香港》之後，我曾懷疑自己除了賺到一些稿費還有關注，又有什麼意義？我開始譴責自己，有些人都被抓進去了，我還那麼逍遙自在。」

直到2022年，《報導者》與柳廣成合作報導《困在隧道的青春》，將烏干達大學生來台留學卻淪為黑工的故事，轉譯成漫畫，在網站上露出，不但拓展事件能見度，也成功引起國內輿論關注並促成改變，才讓柳廣成拾起信心，「原來我畫的東西不只是單純的議題關注，也能產生一些正面的影響，這重新點燃了我對社會議題漫畫的創作熱忱。」

今年，柳廣成再度挑戰政治漫畫，與法籍漫畫編劇斐德希克・德波米（Frédéric Debomy）合作，以過去兩年緬甸人民抗爭軍政府的故事為本，繪成漫畫《緬甸，最後一搏》。面對與香港同屬人民對政府反撲的抗爭行動，柳廣成坦白地說，過去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讓他能更共情緬甸人民的處境，但因為歷史與文化的不同，加上有地域距離上的疏遠感，他花費許多時間琢磨細節與查證。

由於緬甸當地新聞報導未必每則都附上影片或圖片，在繪製不同民族勢力的軍服時，花了不少功夫確認細節，甚至因掌握的資料有偏差而需持續修正。即便全書的製作過程費心、耗時，但柳廣成仍感到滿足。

當前亞洲的時事諷刺漫畫較少，大多以單幅、四格漫畫的方式，呈現在報章雜誌中；以長篇幅述說社會議題的漫畫書十分罕見，直至近年柳廣成筆下的《緬甸，最後一搏》、《被消失的香港》在書店架上出現，政治、議題類漫畫才逐步受台灣的讀者所知。

如此的改變也讓柳廣成更確信自己的創作帶來了不同，「我覺得這樣算是有增加亞洲漫畫的可能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