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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拍電影的人——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時代革命》去(2021)年在金馬影展放映時,一票難求,最終獲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這部電影用鏡頭書寫香港反送中運動,記錄了人們抗爭的勇氣與熱情,為香港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記憶,更讓電影成為持續啟發人心的重要媒介。電影片尾出現的「導演周冠威」是唯一具名者,周冠威愛電影至深,曾不斷自問能為電影犧牲多少,從《十年・自焚者》到《時代革命》,他給了自己答案,那是對恐懼的抵抗,因為對抗恐懼才能自由。

「我們是一個「觀覽物的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任何事物都要轉為觀覽物─即是,對我們來說,變得有趣─之後,才能真正地存在。」 ──蘇珊‧桑塔格〈戰爭與攝影〉

周冠威已經記不清楚是從總時長多少的龐大影像資料中,花了一年多時間整理,最終剪出兩個半小時長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拍攝的起心動念,是想讓像白紙般對事件全然不了解的人,能夠看明白反送中運動中每分每秒的局勢變化,但也是為香港人而拍的,「我沒有想到在香港的人看不到,希望有一天他們能看得到。」全片敘事以大事件作為骨架,織入事件後受訪者的自述,讓這場黑衣蒙面的流水式抗爭,留下「香港人」的面目與血肉。

《時代革命》在2021年坎城影展閉幕前突擊式的放映,讓周冠威放下心中大石,他說「這是最體面的方式」讓這部片呈現在全世界眼前,如此足以回報在片中願意受訪的手足的勇氣,以及幫助他的所有人。不像其他電影的片尾附上長長的名單,《時代革命》最後只寫下:「導演周冠威」和「香港人作品」。

根據統計,反送中運動共有超過萬人被逮補,其中2600人被檢控,720人被控暴動罪。之後,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言論自由嚴重縮限、電影受到審查、獨立傳媒一間間的收掉,昔日的媒體大亨黎智英、立場姐姐何桂藍、佔中三子戴耀廷如今都在監獄裡頭。在這樣肅殺的氣氛下,周冠威還是選擇了以本名發表這部電影,至今仍堅持留在香港生活。

願意為電影犧牲多少?

在台灣首映的記者會上,他說他是一個拍電影的人,這是他所知道能為香港、為民主、自由、公義付出的方法。

成為拍電影的人,對周冠威來說並非易事,他曾提及在18、19歲時就想報考演藝學院,無奈成績太差,因而輟學流連在運輸工、錄影帶出租店、月餅工廠等各處打工,他反覆問自己:「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多少?」最後咬著牙在夜校補習,半工半讀之下折騰了3年,才重考進入演藝學院。在當時他就許下心願,要將一生獻給心中的電影之神。

周冠威打開知名度的創作,是2015年參與電影《十年》,作品《自焚者》以偽紀錄片的方式,描繪一起因港獨運動而生的自焚行動。由於立場鮮明,此後很長的時間裡,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電影。後來是申請到電影發展基金,加上四處籌錢才突破困境。

2019年,他執導的劇情片《幻愛》破千萬票房,然而隨後因《時代革命》的發布,周冠威的導演工作再度受到影響,原訂計劃拍攝的愛情喜劇遭到資方撤資、工作團隊與演員走避。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繼續,但他到此刻依然在修改劇本,不願放棄。

從《十年・自焚者》到《時代革命》

其實如果沒有《自焚者》,周冠威或許也拍不出《時代革命》。

回憶起開拍第一天,他扛著攝影機上街,一個勇武手足看到他的機器,很兇地喊住他:「你拍什麼拍!」當下,周冠威愣了好幾秒才回答「我是《十年》的導演」,那位手足一聽,態度馬上轉換,「十年,我有看過!你繼續拍!」當找到第一個願意受訪的勇武手足後,好像打開了結界,替他找來了不同任務、性別、年紀、將近20名的受訪者。

從運動期間到之後,有人被捕、有人失聯、更有人畏懼《國安法》施行,希望能在紀錄片中,後製馬賽克遮住眼睛。「我實在很掙扎!」周冠威說,他原本是拍劇情片,有美學上的堅持,曾與受訪者約定好,在片中至少都要露出雙眼,「眼睛是靈魂之窗呀!」人的眼睛能說好多故事的,但最終為了手足的安全,《時代革命》成為了一部露眼極少的紀錄片。

《時代革命》一共由九個章節所組成,「終章的序幕」從1997年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啟動,接著「和勇不分」、「黑警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序幕的終結」最後是「香港人」,這部片除了記錄下了大事件的因果與推進,更像是建構了一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文本,保存了香港人的記憶。

電影詳盡地記錄下香港反修例的整場運動,參與的受訪者涵蓋哨兵、家長車、社工、急救員、阿爸和阿媽等不同角色,並在每次事件推進後回顧並現身說法,細膩地呈現出不同任務角色在運動中的面貌與困境,和相互之間緊密的運作機制,揭開了因著這場運動「Be Water」特性下,難以捕捉的神秘面貌。

也因爲這場運動如此機動的特性,讓拍攝相當困難,「有的時候是前一個小時才收到通知」,周冠威回憶道。有過手足在Telegram上約好了在尖沙嘴碰面,最終等了幾個小時都沒有出現,後來才知道其中有人被抓了。他也試過讓攝影分別在不同地區守候,不過因為運動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廣大、持續進行的歷時漫長,前前後後曾有近十位攝影師參與,不過除了他自己以外,沒人能夠從頭跟到最後。他也強調,沒有人因為政治因素而中途退出。

周冠威戴著細框眼鏡、身形瘦窄,自認「原本是一個和理非(非暴力抗爭者)的人」。作為一位42歲中年人,他花了一點時間讓身體習慣街頭上的暴力,拍攝期間也有好幾次驚險的經驗:被橡膠子彈打到頭、為躲開汽油彈而摔傷腳踝、近距離地目睹身邊的手足被暴警攻擊。

但最困難的不是直逼眼前的暴力,而是揪心的倫理掙扎:「有一次,我跟著一群大概三四個年輕人,他們在操場上突然聚集、幾分鐘後又散開,變來變去,好像在拍武打片!我跟著他們一直走呀、走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換上黑衣,突然衝去地鐵站破壞,整個畫面是好Amazing的,因為我怕影響他們的行動,還沒換黑衣之前我是不能拍的,但那根本是電影畫面,好精彩呀,幾分鐘之內他們就用眼神溝通、肢體討論,但我不能拍,好痛苦的!」一邊說著,眼神裡充滿興奮,兩隻手在鏡頭前用力比畫。他心中的夢幻場景不能捕捉下來,因為他最在乎的還是手足的安全。

在暴風眼的中心

周冠威是一個拍電影的人,而拍攝《時代革命》是他作為香港人的方式。

他眼見「公義」不斷在香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懼籠罩在社會中,強權正是希望透過恐懼的傳播,進而壓制社會。但不只恐懼可以傳染,勇氣也會,周冠威表示,自己正是被抗爭者的勇氣所感染,不願再受到恐懼支配,才走出去用鏡頭參與運動。他說,比起待在家中想像恐懼,走上街頭才讓他感受到心靈的自由。

但他其實不是沒有顧慮的,他和太太有兩個孩子,年紀都還小。他希望把握時間與家人相處,所以不管是坎城影展或金馬獎,害怕飛出境參與就不能再回到香港,因而都沒能參與出席。

在各大訪問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關心在香港生活的人身安全,「留在香港生活,好開心呀!我好喜歡留在香港!」在視訊鏡頭前的周冠威,眼睛都笑瞇起來了,他形容那是一種很奇怪的心情,日常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現實的限制、越來越多政治犯等等,但他像是身處暴風眼的中心,反而感覺好安定、好自由。

「愛裡沒有恐懼;愛若完全,就把恐懼除去。因為恐懼裡含著刑罰,恐懼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周冠威曾多次訪談裡引述聖經的段落。當一個人被恐懼箝制,就真正喪失自由。當恐懼日漸成了香港的新常態,他更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作為一種抵抗。

因為這部片的發表,他盡可能地接受各種訪問,身分好像也從一個和理非,轉而成為一個新的抗爭領袖(Icon)。越高調,也許是越安全,也或許是越危險。

關於一但被捕之後的打算,他已經和太太都安排好了,作為一個拍電影的香港人,他透過拍攝《時代革命》,選擇了自己的犧牲之路。當他將版權賣給了國外的代理商,把所有的素材運出香港,周冠威也好像完成作為香港人的使命。現在的他,不再思慮過度,作為心靈自由的人,只想要享受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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