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拍電影的人——專訪時代革命導演周冠威
周冠威已記不清楚是從總時長多少的龐大影像資料中，剪出兩個半小時長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拍攝動機，是想讓人能夠看明白反送中運動每分每秒的局勢變化。
《時代革命》去（2021）年在金馬影展放映時，一票難求，最終獲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這部電影用鏡頭書寫香港反送中運動，記錄了人們抗爭的勇氣與熱情，為香港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記憶，更讓電影成為持續啟發人心的重要媒介。電影片尾出現的「導演周冠威」是唯一具名者，周冠威愛電影至深，曾不斷自問能為電影犧牲多少，從《十年・自焚者》到《時代革命》，他給了自己答案，那是對恐懼的抵抗，因為對抗恐懼才能自由。
「我們是一個「觀覽物的社會」(society of spectacle)。任何事物都要轉為觀覽物─即是，對我們來說，變得有趣─之後，才能真正地存在。」 ──蘇珊‧桑塔格〈戰爭與攝影〉
周冠威已經記不清楚是從總時長多少的龐大影像資料中，花了一年多時間整理，最終剪出兩個半小時長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拍攝的起心動念，是想讓像白紙般對事件全然不了解的人，能夠看明白反送中運動中每分每秒的局勢變化，但也是為香港人而拍的，「我沒有想到在香港的人看不到，希望有一天他們能看得到。」全片敘事以大事件作為骨架，織入事件後受訪者的自述，讓這場黑衣蒙面的流水式抗爭，留下「香港人」的面目與血肉。
《時代革命》在2021年坎城影展閉幕前突擊式的放映，讓周冠威放下心中大石，他說「這是最體面的方式」讓這部片呈現在全世界眼前，如此足以回報在片中願意受訪的手足的勇氣，以及幫助他的所有人。不像其他電影的片尾附上長長的名單，《時代革命》最後只寫下：「導演周冠威」和「香港人作品」。
根據統計，反送中運動共有超過萬人被逮補，其中2600人被檢控，720人被控暴動罪。之後，隨著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香港言論自由嚴重縮限、電影受到審查、獨立傳媒一間間的收掉，昔日的媒體大亨黎智英、立場姐姐何桂藍、佔中三子戴耀廷如今都在監獄裡頭。在這樣肅殺的氣氛下，周冠威還是選擇了以本名發表這部電影，至今仍堅持留在香港生活。
願意為電影犧牲多少？
在台灣首映的記者會上，他說他是一個拍電影的人，這是他所知道能為香港、為民主、自由、公義付出的方法。
成為拍電影的人，對周冠威來說並非易事，他曾提及在18、19歲時就想報考演藝學院，無奈成績太差，因而輟學流連在運輸工、錄影帶出租店、月餅工廠等各處打工，他反覆問自己：「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多少？」最後咬著牙在夜校補習，半工半讀之下折騰了3年，才重考進入演藝學院。在當時他就許下心願，要將一生獻給心中的電影之神。
周冠威打開知名度的創作，是2015年參與電影《十年》，作品《自焚者》以偽紀錄片的方式，描繪一起因港獨運動而生的自焚行動。由於立場鮮明，此後很長的時間裡，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電影。後來是申請到電影發展基金，加上四處籌錢才突破困境。
2019年，他執導的劇情片《幻愛》破千萬票房，然而隨後因《時代革命》的發布，周冠威的導演工作再度受到影響，原訂計劃拍攝的愛情喜劇遭到資方撤資、工作團隊與演員走避。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繼續，但他到此刻依然在修改劇本，不願放棄。
從《十年・自焚者》到《時代革命》
其實如果沒有《自焚者》，周冠威或許也拍不出《時代革命》。
回憶起開拍第一天，他扛著攝影機上街，一個勇武手足看到他的機器，很兇地喊住他：「你拍什麼拍！」當下，周冠威愣了好幾秒才回答「我是《十年》的導演」，那位手足一聽，態度馬上轉換，「十年，我有看過！你繼續拍！」當找到第一個願意受訪的勇武手足後，好像打開了結界，替他找來了不同任務、性別、年紀、將近20名的受訪者。
從運動期間到之後，有人被捕、有人失聯、更有人畏懼《國安法》施行，希望能在紀錄片中，後製馬賽克遮住眼睛。「我實在很掙扎！」周冠威說，他原本是拍劇情片，有美學上的堅持，曾與受訪者約定好，在片中至少都要露出雙眼，「眼睛是靈魂之窗呀！」人的眼睛能說好多故事的，但最終為了手足的安全，《時代革命》成為了一部露眼極少的紀錄片。
《時代革命》一共由九個章節所組成，「終章的序幕」從1997年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啟動，接著「和勇不分」、「黑警反噬」、「無力感」、「對準政權」、「生死與共」、「黎明」、「序幕的終結」最後是「香港人」，這部片除了記錄下了大事件的因果與推進，更像是建構了一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文本，保存了香港人的記憶。
電影詳盡地記錄下香港反修例的整場運動，參與的受訪者涵蓋哨兵、家長車、社工、急救員、阿爸和阿媽等不同角色，並在每次事件推進後回顧並現身說法，細膩地呈現出不同任務角色在運動中的面貌與困境，和相互之間緊密的運作機制，揭開了因著這場運動「Be Water」特性下，難以捕捉的神秘面貌。
也因爲這場運動如此機動的特性，讓拍攝相當困難，「有的時候是前一個小時才收到通知」，周冠威回憶道。有過手足在Telegram上約好了在尖沙嘴碰面，最終等了幾個小時都沒有出現，後來才知道其中有人被抓了。他也試過讓攝影分別在不同地區守候，不過因為運動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廣大、持續進行的歷時漫長，前前後後曾有近十位攝影師參與，不過除了他自己以外，沒人能夠從頭跟到最後。他也強調，沒有人因為政治因素而中途退出。
周冠威戴著細框眼鏡、身形瘦窄，自認「原本是一個和理非（非暴力抗爭者）的人」。作為一位42歲中年人，他花了一點時間讓身體習慣街頭上的暴力，拍攝期間也有好幾次驚險的經驗：被橡膠子彈打到頭、為躲開汽油彈而摔傷腳踝、近距離地目睹身邊的手足被暴警攻擊。
但最困難的不是直逼眼前的暴力，而是揪心的倫理掙扎：「有一次，我跟著一群大概三四個年輕人，他們在操場上突然聚集、幾分鐘後又散開，變來變去，好像在拍武打片！我跟著他們一直走呀、走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換上黑衣，突然衝去地鐵站破壞，整個畫面是好Amazing的，因為我怕影響他們的行動，還沒換黑衣之前我是不能拍的，但那根本是電影畫面，好精彩呀，幾分鐘之內他們就用眼神溝通、肢體討論，但我不能拍，好痛苦的！」一邊說著，眼神裡充滿興奮，兩隻手在鏡頭前用力比畫。他心中的夢幻場景不能捕捉下來，因為他最在乎的還是手足的安全。
在暴風眼的中心
周冠威是一個拍電影的人，而拍攝《時代革命》是他作為香港人的方式。
他眼見「公義」不斷在香港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恐懼籠罩在社會中，強權正是希望透過恐懼的傳播，進而壓制社會。但不只恐懼可以傳染，勇氣也會，周冠威表示，自己正是被抗爭者的勇氣所感染，不願再受到恐懼支配，才走出去用鏡頭參與運動。他說，比起待在家中想像恐懼，走上街頭才讓他感受到心靈的自由。
但他其實不是沒有顧慮的，他和太太有兩個孩子，年紀都還小。他希望把握時間與家人相處，所以不管是坎城影展或金馬獎，害怕飛出境參與就不能再回到香港，因而都沒能參與出席。
在各大訪問中，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關心在香港生活的人身安全，「留在香港生活，好開心呀！我好喜歡留在香港！」在視訊鏡頭前的周冠威，眼睛都笑瞇起來了，他形容那是一種很奇怪的心情，日常生活中有越來越多現實的限制、越來越多政治犯等等，但他像是身處暴風眼的中心，反而感覺好安定、好自由。
「愛裡沒有恐懼；愛若完全，就把恐懼除去。因為恐懼裡含著刑罰，恐懼的人在愛裡未得完全。」周冠威曾多次訪談裡引述聖經的段落。當一個人被恐懼箝制，就真正喪失自由。當恐懼日漸成了香港的新常態，他更要以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作為一種抵抗。
因為這部片的發表，他盡可能地接受各種訪問，身分好像也從一個和理非，轉而成為一個新的抗爭領袖（Icon）。越高調，也許是越安全，也或許是越危險。
關於一但被捕之後的打算，他已經和太太都安排好了，作為一個拍電影的香港人，他透過拍攝《時代革命》，選擇了自己的犧牲之路。當他將版權賣給了國外的代理商，把所有的素材運出香港，周冠威也好像完成作為香港人的使命。現在的他，不再思慮過度，作為心靈自由的人，只想要享受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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