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白歌》解禁台灣白恐歷史：再拒劇團用聲音傳遞前進的力量

再拒劇團導演黃思農（圖／廖偉棠攝影）

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
這是人們說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著年輕人死去。
傻瓜看著聰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產，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鐵。

——布萊希特1940 / 黃燦然譯

迎接農曆新年之前，暖陽撒入公館小巷內，「半路咖啡」聚集了一群樂迷與劇場工作者，期待聆聽這場名為「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音樂會。演出者黃思農、藍貝芝、王榆鈞，都是再拒劇團的創作者之一。他們以一首菲律賓搖籃曲開場，在進入溫柔的歌聲之前，藍貝芝解說著，這首歌是2009年他首次參與再拒劇團的公寓聯展，以儲藏室作為表演空間，探討家庭與移工的議題。

而第二首歌〈沉默的左手〉則是來自王榆鈞與黃思農的創作，從2006年泰勞抗暴，對望巴黎種族衝突，2018年他更以越南移工阮國非遭員警射殺的事件進行改寫，收錄在專輯中。演唱〈往生咒2019〉之前，王榆鈞述說著置身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親身經驗，透過香港詩人廖偉棠的詩句，道出深刻的感受。

黃思農、藍貝芝、王榆鈞，三人搭配吉他、二胡、鍵盤歌唱，這些歌曲累積自他們多年的劇場創作，每一首都清楚細數著年份、事件與所感，透過劇場與音樂刻下標記。

再拒劇團，原名為「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創立於2002年。「一開始，我們是一個創作團體，大家的背景不一，有人做裝置、有人做音樂，都來自不同的領域。」黃思農說。再拒劇團一開始就嘗試許多跨域演出，也在許多非典型空間演出過。一開始受到生活劇場（The Living Theatre）的影響，為了討論創作跟己身生活的關係，就直接在自己的公寓裡做演出。

「那時候我們有導過陳克華的詩，還有環境劇場，也在比較非制式的空間裡演出。我們應該是第一個在四四南村演出的，那時候還是里民活動中心，我們做了一個搖滾音樂劇。後來就是2007年的公寓聯展，每個人選定一個空間作演出，像客廳、廁所、廚房，或房間。」

黃思農說起歷年的創作，像羅列出一顆顆發亮的靈光。不同的創作，他們都會選擇不同的方法與形式，也曾與許多音樂人共同合作，亦演奏物件，「這些物件都有它的象徵與符號性，我們會去翻玩這些符號，像是轉動即可發出下雨聲響的雨傘裝置。而雨傘在2014年演出的象徵意義，就與現在不盡相同了。」

雖然再拒的作品題材大多與他們關注的社會議題有關，但很多時候，他們的創作起因並非來自事件，卻常在演出期間，社會上發生了某些相對應的新聞。

「像是2009年做了《美國夢工廠》，我們用12個夢和12首歌的方式，討論青少年勞動的處境，演出期間就發生了富士康跳樓事件；而同年作品《自由時代》，我們則試圖討論在《自由時代》週刊那個時代談的自由，跟這個時代的差異是什麼。」 

明白歌，敘說轉型正義的故事

2019年我們演出《明白歌》的時候，香港正發生反送中事件，我覺得它提供了一個在台灣談白色恐怖不一樣的討論空間。

《明白歌：走唱白色記憶》是2019年由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由再拒劇團製作的演出，包含「音樂說書劇場」的表演與「親子工作坊」的互動與分享。使用了聲音劇場與說書的形式，表演者同時是說書人與故事人物，與各種樂器配合，以聲音、敘事演出白色恐怖歷史，卻又親切得像一個朋友娓娓道來。

然而在淺顯的表達方式下，亦不失去深度，這來自於再拒投入了長時間文獻研究與田調，引發觀眾深思共鳴。同年，再拒劇團以《明白歌》獲得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提及《明白歌》的創作過程，黃思農分享道：「一直以來，若作品涉及這段歷史，我們都會與歷史顧問林傳凱合作，他是一個人體百科全書，每講到一個鄉鎮，他就能把這個鄉鎮的白色恐怖歷史、受難人故事從腦海裡調出來。

我們當時的想法很單純，就是用敘事歌謠，而其實敘事劇場布萊希特）就做過了。所以我們直接把東西方的敘事歌謠、民謠，都放到劇場裡面，然後試著再進出這個民謠，透過說書、劇場的寫實，抑或是擬音（foley）製造的監獄環境音，搭配審訊的段落，讓一切敘事從聲音或音樂開展。」

黃思農坦言，一開始曾經擔心，這個年代誰要去聽這些故事？但他自己就深受《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的啟發，而想重新去理解那段歷史。「我從頭到尾都是在想：怎麼樣讓歷史感覺像是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分享，整個演出形式的選擇都是為了讓觀眾產生聽這個故事的興趣。

「但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當我們想像我們去到黃溫恭舊宅、大樹下，有阿公阿嬤住在那的時候，他們會對什麼樣的敘事產生想要繼續聽下去的興趣？」黃思農提到華特班雅明〈說故事的人〉一文：「說故事的人跟聽故事的人，他們處在同樣的場域裡面，我思考的是如何讓這個最原始的形式，可以讓他們感覺記憶仍是活的。」不過對於「轉型正義」一詞，再拒劇團在使用上是謹慎的。

如果你要講轉型正義和白色恐怖，大家就一定會抱持著『你可能是要來說教』的角度來看待。如果我能夠在傳凱提供的故事裡獲得新的理解、或感受到它跟當下我們的連結，那我在劇場裡要做的事，就是希望把我感覺到的這個理解，傳達給觀眾。

《明白歌》演出者之一曾伯豪是以唸歌的形式演出，以古調重新編寫文本。他分享這個作品在形式上和過往有著巨大的差異。「我們不會快速地把單一一種情感拉出來，或把單一個案拿出來詮釋，反而是選擇和觀眾一起，把整個脈絡交代出來。」他坦言這是一次辛苦的創作體驗。「從前期的讀書會，再到共同創作、排練的磨合，其實花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排練的過程是平等的，每個演員都可以自由提出意見，再一步一步取得彼此的共識，完整創作出這齣劇。」

《明白歌》白北景美場（圖／唐健哲攝影）

曾伯豪將明白歌的創作稱為一種「歷史的造型」，讓這段歷史不再被視作不可言說，而是成為一種客觀的樣貌，回到當初那個時空、地點，呈現給現在的觀眾，或是曾身歷其中的人，讓他們感覺到「原來這件事情可以這樣談」。他希望這是一個開放的造型，而雕塑它，也是一種轉型的過程。

黃思農補充道：「聽起來，把故事帶回它發生的地方，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但如果台下是受難者或受難者家屬呢？這是一件讓我們焦慮的事情。而我們現在說故事的對象，是那些他知道事件、但可能選擇不去談論的人們；就算我們不到這些地方演出，他們可能也不會走進任何劇院去看一個關於白色恐怖的演出。可是故事就來自這些人，所以我們要把故事的種子埋回去。」

再拒劇團要面對的不只是受難者，還有不知道這件事的年輕人、受難者的二代或三代，以及他們的創傷、跟家庭的關係。也因此他們在《明白歌》的敘事上做了許多權衡。「我們隨時隨地都在擔心我們對不對得起這個故事。」

去年再拒劇團特別邀請了曾伯豪、蔣韜，與台語樂團百合花主唱奕碩、客家歌手黃瑋傑、音樂創作者曾薇熹，在公館水源地、也是以前國防醫學院解剖政治犯遺體的所在地，試著在霜降前一天，舉辦一場音樂會。而霜降就是當年台大與師大學生的槍決日。

疏離，聽一座城市

同樣關於白色恐怖的文本，再拒劇團也使用在「漫遊者劇場」中。漫遊者劇場自2016年開始發展，第一次演出是以萬華區作為舞台。「對我來說，萬華就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地段，有他自己的江湖原則、機遇法則。觀眾帶著耳機經過站壁區域，他們以為自己戴著耳機在觀察別人，但事實上，那些站壁阿姨也在觀察他們，然後，他們也感覺到自己被看。」

但漫遊者劇場與其他環境劇場不同的是，漫遊者是觀眾隱身在城市裡面，從耳機裡聽著一個隱藏在城市裡面的文本，像是在一個匿名的狀況下參與一場行動或演出。「我耳朵聽到的這個文本，與此刻已經物換星移的城市地景有什麼關聯性？以及人走在人群當中，有時候你其實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彷彿也在個人與公共的記憶之間，找到一條敘事的路徑。」

「影像是鬼魂，聲音也是鬼魂。」黃思農解釋：「因為它來自於過去。你在聽《其境／他方》的時候，也是聽到一個錄下來的聲音，正在描述一個1990年代小孩的失蹤案，或是《日常練習：消失的動作》一個妓女謀殺案。但這個1990年代的文本放到當下的環境，會產生一個距離感和疏離效果，讓聲音召喚的過去和當下發生一些撞擊，是我在漫遊者劇場中想做的事情。」

兩個人開始，再到三個人

《明白歌》正規劃於2021年重演，劇團也將出版《再拒十八》專書，整理再拒身為21世紀出生的劇團，一路探索得來的美學與知識。「表演藝術圈比較少在做這些知識脈絡的整理，某種程度上，很多事情我們都是摸索出來的。」但除了創新，再拒也使用傳統元素，黃思農敘述再拒可能是某種傳統與前衛之間的「第三劇場」（Third Theatre）。

「重點不在『我們要對抗傳統，所以我們要往前看』，而是我們如何找到一個新的敘事方式——包括重新以別的角度去看待一個事件或一段歷史——來看待我們正在生活且習以為常的城市。」

一直以來都在藝術行政視角觀察再拒劇團、直到今年才加入團隊的珈伃表示，再拒擁有多元的音樂背景，因而常有非主流、非流行的音樂元素運用在作品中。「就台灣的藝文環境而言，再拒不僅創作實驗性高，一直以來也勇於碰觸社會議題，這可能不是每個劇團都願意嘗試的。」

而提到再拒劇團的精神，「我就是個安那其（無政府主義）。」黃思農坦然說：「我在運動中是一個人，我在劇場中也是一個人。儘管我們有角色位階的差異，但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去反省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權力結構。所有這些敘事，都是在討論中得來的。」

黃思農引用一位香港前輩對「安那其」一詞的解釋，「從兩個人開始、再到三個人，然後再到無政府。只要有人群生活，就會有所謂的權力關係，但『安那其』在尋求一種如何一起生活、但沒有『控制』的關係，再進而尋求創作的共識，再拒劇團也是這樣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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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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