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在學習，就永遠處在新的狀態，就有可能會創新」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執行長賴香伶專訪

黃：接任執行長後，您是抱著什麼樣的理念來經營這個場館？

賴： 2017 年底，鄭麗君部長邀請我來擔任這個工作。那時，鄭部長勾勒出一個國家級的台灣藝術中心、或說一個國家級的當代藝術中心的概念，當時的政策叫做「空總文化實驗室」。進來之後我發現，這其實是一個非常面向未來、很實驗性的一個概念。
文化實驗室的概念其實來自歐美，在台灣，我們知道的沒有那麼多。部長提出這個理念，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願景，可是需要非常多新的方法論的建立，包括新的工作形式、新的團隊組成，包括對於文化實驗的概念，都需要很多新的拓展。
比方說，我個人比較是視覺藝術的背景，過去的工作在美術館雖然會接觸到很多跨領域的事務，可是那個跨領域的跨度，跟我們現在在談的文化實驗場的跨度，仍然小很多。所以我很大的衝擊在於，你怎麼面對一個對很多人來講，它還是一個尚待定義的、一個滾動性的文化實驗場，並且如何能夠集結不同領域的人一起來討論，然後做滾動性的推進。
這裡面可能有表演藝術的工作者、視覺藝術的工作者、文化研究的工作者，也有關於城市研究、或者說一些社會創新的、非常跨領域的創作者。而來自於不同的背景、研究、或者實作的方式，如何整合出一個大家具有共識的一種方法論，這是我覺得很大的挑戰。
再來，面對這個未來為期八年的計畫的同時，怎麼樣能夠建立一個協作機制，可以長遠地去拓展，然後怎麼樣跟外界做更多的連結，不管是來自政府、民間、產業、跟學界甚至跟一些研究者、行動者，他們建立很好的協作關係。
因為一般場館中，主要核心團隊就是場館裡面的人。然而 C-LAB 這邊，我們有一個核心團隊，可是我們必須要非常有機地去塑造工作的機制，避免過度地僵化、官僚化，當然它有穩定性的特質，可是它畢竟還是比較靜態的。
我們需要的系統是比較活化、有機的，因為面對很多新的點子、新的作法，我們需要很快的、很隨機地形成一個團隊、很快地進行討論。所以我覺得是從核心團隊出發，你怎麼擴張去跟相關的產、官、學、研、民等，不同的專業工作者、甚至民眾對我們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 —— 我們如何邀請民眾進來與我們一起協作？他們不只是我們服務的對象，因為每一個人就是創造者，民眾本身生來就有一種創造的能力，也是跟我們一起來做實驗、一起來創造的對象。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開發、實驗，甚至摸索不同的工作方式，這對我個人來講是很大的學習。過去的工作經驗裡，我是學藝術史和博物館學，做策展和營運是我過去比較常見的工作內容。現在要更有機的、更具有能動性地來工作，我覺得是一種很新的學習。在這邊工作已經兩年多了，我覺得學習的量、或說廣度、學習的光譜，遠遠超過我很多年前的累積。
我們也必須要學習，怎麼樣做一個短跑、又能夠長跑；要如何能夠要眼光放到未來去思考長期的策略與願景，但是同時又必須能夠專注在短期的策略性、階段性，這些活動性的規劃跟實踐。所以我們必須是一個百米的衝刺短跑，有一個很進階的目標，可是也必須不能忘記，我們其實有一個更長遠的目標：怎麼樣去創立、永續經營一個文化實驗場，並融合所有的創新能量在這個地方，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黃：剛剛提到八年這個數字，八年的尺度是怎麼樣出現的？

賴：文化部這邊從零開始，那八年基本上是分成兩個階段，前面兩年就是我們過去的兩年，基本上我們是一個營運的團隊，接受委託來管理這個園區，讓它能夠開始階段性的營運，我們沒有辦法讓他全體營運，因為這十幾棟樓裡面，很多都是危樓，海砂屋、有結構問題、或是屋頂破大洞漏水等等，那我們就是在有限的、可以使用的這幾棟樓，去替它定位，把它開放出來。
還有去年協助文化部把公共建設計畫的綱要計畫做出來。綱要計畫就是對於未來的不同階段怎麼發展，長遠的目標是什麼？願景是什麼？用什麼機制、什麼組織來營運它？財務規劃、硬體規劃是如何如何⋯⋯這是很長的過程。
從今年開始，就要接續在這個綱要之下，逐步去推進。這是長跑，只是前面在劃定長跑應該要怎麼跑，那我們的短跑是兩年以來很多的活動。
我們現在定位是一機構三個平台：當代藝術平台、科技媒體平台、社會創新實驗平台。這三個平台怎麼來，是來自於我們觀察到，在國際上對於當代文化的推進，基本上就是關注這三個面向，一個是藝術、第二個是社會、第三個就是科技。
這三個面向對於整個時代的文化發展，對於人類的未來生活有著很關鍵的影響。所以在這三個維度裡，我們投射出三個平台。奠基於這三個平台，我們在這兩年內辦了很多活動，譬如說，我們每一年的年中有夏日藝術節，叫做《玩聚場夏日藝術節 Play Arts》，遊戲本身充滿創意，從這個概念開始，今年已經進到第三屆了。然後我們在下半年會有聲響藝術節，聲響藝術節是我們跟法國 IRCAM 合作，希望把聲音跟當代文化結合。汲取 IRCAM 的經驗之外，我們也希望同時把台灣本土的聲音文化整理、梳理在一起，並不只是去向西方學習、引進而已。而每一年年底會有年度大展，第一年就是《再基地：當實驗成為態度》，去年則是《城市震盪》。

黃：C-LAB 策劃了這麼多的活動、展覽，其中場館的特質是什麼？又是如何去運用這樣的特質？

賴：我們策展所用的都是非典型空間，像過去我在北美館、當代館工作，我們都是在所謂的美術館的空間裡面，在這裡很大的挑戰是，我們如何在一個非典型的空間裡做出很好的活動。我一直跟我們的同事說，越非典型的地方，我們就要做出越專業的品質。那個「專業」並不是一種學院或者場館的氣質，而是做這件事情的專業，譬如說我們生產的專業、我們跟藝術家工作的專業、我們呈現展覽的專業、我們出版的專業等等。
雖然它是一個還未完成或說還未開始的、非典型的、相對粗糙的空間環境，可是我覺得它具有一種野性的能量。這個野性的能量就會成為我們的展覽一部份。所以你會看到很多人說，空總的展覽有一種「空總氣質」，就是說它比較剽悍、比較野性一點，並不是要被收服在一個白色的美學空間裡面。
雖然說作品的形體只能是在室內或是戶外的差別，可是我們所投射的，是一個更無形、更大的空間。所以我們如何去集結社會的資源，或者不同領域的這些能量，然後涵納進來，讓我們的展覽或是演出做得很不一樣。我覺得能動性非常重要，我覺得這種跨域、實驗、能動，能動就是不斷地在前面，舊的會生產出新的，那種再生產的能量、能力，因為它是跨域，就有可能相較於其他場館更具有能動性。
像我們做今年的年度大展，我們是做現場藝術（Live Art），我們讓視覺藝術家、表演藝術家提出方案，然後把空總的資源提供給他們。我們怎麼樣有別於其他場館？除了提供經費、場地之外、製作的人的專業之外，我們還可以提供什麼東西去幫助他？其實就是技術。
因為新的技術會促發出新的形式的可能性。當然概念很重要，可是有時候需要技術的推進，譬如說區塊鏈出來讓你的東西變成可能，那在區塊鏈出來之前，那些東西可能都只是一種想像。所以這個新的技術如何去驅動新的文化創新？
我們有聲響實驗室，我們是真的有工程師在這裡；在園區裡，有一個 4DViews，文化部在這邊蓋了一個虛擬的動態攝影棚。他是一種動態的 Motion Capture，有大型的綠幕空間。這些技術力、設備，我們真的可以幫助藝術家在這裡創作。而並不是說給你經費、審核通過、給你空間、你就好好去做。我們可以更積極地給更多東西。那這樣的特質，是 C-LAB 可以成為一種文化實驗的能量來源。

黃：具體來說，目前有什麼樣的計畫在進行呢？

賴：我們也有一些重要的平台計畫，除了我剛剛講的展覽、活動之外，我們其實有一個 Creators 項目，我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 Creator。
Creators 是我們 2018 年進來執行的第一個項目，它是一個不分領域的徵件計畫，任何人都可以來提案，審查通過的話有兩種可能性：給予一個實驗空間、小工作室，創作者可以把它亂搞都沒關係，只要時間到了弄乾淨就可以，那有些人不需要也可以，我們就是支持他們的創作、及之後的發表、幫他做推廣等等。
甚至我們也做 Creators International，我們送國內的年輕人到法國去跟 IRCAM 合作，去看看法國的聲響藝術節，他們的聲響實驗室，去龐畢度中心參觀等等。我們也跟韓國的國家藝術殿堂做交流，就是我們送人過去、在那邊駐村半年、進行創作並加入他們的年底大展，他們也一樣會送人過來。
所以這幾年其實已經有很多這種跟國際單位合作的可能，我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支持系統，我要協助這些年輕的創作者、支持他們、然後提供行政資源，協助他們在這邊創作。這個很重要 —— 我們怎麼樣變成一個支持系統，能夠去支持創作的能量。

黃：對於執行長來說，你會覺得是什麼東西是重要的？比方像是精神或是物件？
賴：我覺得是創造性，或說是一種學習力。學習力會讓你永遠處在一個「新的狀態」，因為不斷在學習，你就永遠處在這個新的狀態，就有可能會創新。

我覺得台灣很重要的競爭力在於，我們台灣人都有一種高度的好奇心，就會有很多的學習力。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是一個很多元的文化背景、很多元的生態系統，不管是從人文到大自然，其實都是這樣。所以讓我們有很快去接受新的訊息、很快變成自己的一部分的吞吐、含容的能力，我覺得是台灣人的特質。那從這裡會轉化出什麼新的東西，我覺得其實是看得到的，在很多地方都是非常令人驚嘆的。只是也許下一步是我們要怎麼樣去傳播出去、我們怎麼樣去說出自己的話？這個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或說大家現在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 我們怎麼說自己的語言？這個語言並不是說我們怎麼樣講話，而是說怎麼樣去選擇適切的語句、去對話、去發聲、去倡議。

我覺得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成長的必須歷程。只是我一路看來，會覺得學習力、創造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然後我覺得我們越來越有自信，來自於對本土文化生成的重視，才有可能自信地去創造、轉化成新的東西，而非只是去複製、改造別人的東西。對於本土的文化的思考，還有回看我們整個文化生成的淵源、可能性，都是對未來推進非常重要的事。
這也跟我們在做文化實驗場有很大的關係。像我們在這個面向裡面，譬如說我們在當代藝術裡面，先不提社會創新，我們有個部分就談「記憶工程」。那記憶工程基本上談的，也就是我們怎麼去回返歷史，從歷史裡面去翻轉出新的文化可能性、新的文化生產，接而怎麼樣重新去觀看。我們說重建、再重現，就是說回返之外，怎麼重新從裡面去轉化出、創生出新的能量。

黃：那這兩年來，請執行長選出一檔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或展覽，您會選哪一檔？

賴：我們的活動每一檔都嘔心瀝血。但如果說比較代表 C-LAB 整體的面向，我覺得是去年的《城市震盪》。因為事實上，《城市震盪》是三個區塊、三個單元。
剛開始我提出一個總策展的概念，基本上是從一個城市出發，因為城市就是一個文明實踐的具體化、可以被看到的一個載體。台灣在 1920 年代是開啟了殖民現代化很重要的思考，那過了一百年，來到 2020 年，我們回看整個台灣在現代化的歷程中經歷了什麼，帶給我們什麼樣的思考與反省，對於我們往未來邁進，有什麼樣的加成？
所以《城市震盪》裡面就有幾個區塊，譬如我們有個當代藝術的區塊，它談的比較是從回返歷史，不管是從空總從 1939 年開創的歷史，它在整個台北建城的歷史、或者台灣現代化的歷史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那從空總開始，我們找藝術家來創作，所以這個篇章談的是把當代藝術跟文化研究擺在一起。
第二個篇章，談的是循環經濟，就是談社會創新的部分。這個部分就是回到一個城市的未來，談未來的話，現在整個生態的變遷、地球反撲，這裡面就有跟社會設計的工作者合作，也結合我們在空總拆牆、現階段的工程。像是剛剛看到的「磚循環」，就是配合我們去研究空總的建築，拆下來的紅磚，怎麼樣研發出一個新的材料的可能性，再重新構築成一個新的空總、新的建築。
這幾個面向，我覺得都是非常具體而微地，把我們這幾年來在空總所討論的東西都彰顯出來。它動員的藝術家、創作者也很多，也有很多跨領域的工作者進來。所以我覺得《城市震盪》等於是關照到我們說的三個維度：科技的、當代藝術的、社會創新的。再加上我們也找了德國 raumlaborberlin 團隊也是從空總出發，回到對於台灣的了解，他們到桃園、雲林、基隆去做在地的採集，廢棄的資源怎麼樣變得可利用，之後回來空總，把這些研究的過程變成大地遊戲一樣的展覽，民眾可以參與，過程中就可以看得到，好像跟著他們把路徑又走了一次。
我們希望藝術家提出在別的地方沒辦法做的計畫，這是我們很核心的精神。像現在姚瑞中做這個犬儒共和國的展覽，他從 2008 年就開始了，可是一直找不到機會、沒有經費、沒有資源也沒有場館可以讓他做，那我們這次就支持他。這個展覽跟空總太有關係了，因為姚瑞中本身是空軍，然後空總過去又是國家機器的表徵之一、指揮作戰中心，所以說，姚瑞中過去的個人生命經歷和空總是很貼合的。而他要討論的是要談國家主體性的問題，這也是我們每天在面對的問題呀！所以我們要支持藝術家做的活動、展覽，並不是束之高閣、也不是只是唱高調，而是這個東西要怎麼樣跟社會能夠連結，能夠讓我們在這裡覺得說新的實驗計畫，跟每一個人是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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