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館的精神和台灣一樣——多元發聲：台北當代藝術館館長駱麗真專訪

黃：一開始想請教館長，自去年 11 月上任後，你希望帶給台北當代藝術館（以下簡稱當代館）什麼不一樣的改變跟你的期待是什麼？

駱：其實當代館過去的風格特色其實都蠻鮮明的，就是以台灣當代藝術相關的議題為主。或說，當代館有幾個特色 —— 我們其實沒有館藏，所以我們做的展覽可以比較輕巧，比較不受拘束，在處理議題上相對就比較大膽。
比如說近來有《災難的靈視》、其中有反送中的「自由號連儂船」這件作品。而在上一檔展覽中，討論到台灣的主體性，除了主展場跟建築有關的《穿孔城市》之外，樓下 studio 則是比較實驗性的作品。我們現在展覽的是《表現の不自由》，是在愛知三年展被禁的某一些作品，策展人意識到「審查行為」的影響力起而批判。
所以我們推出的議題性展覽相對比較多，這是當代館非常美好的傳統，我也希望它可以延續。
但當代館的未來我希望能更往國際，會是在大家想到亞洲當代藝術的時一定會想到的地方。如是不是有可能我們可以跟另外一個國際館舍兩邊都發生？這些都是我希望可以努力的。
此外，明年就是當代館二十週年的館慶，長久以來我們累積了很多內容，我們可以把當代館做展覽的方式，整理成類似國外很多操作手冊類型的東西，它會告訴你如何去形塑一個展覽，比如說布展的方法、打燈、特色門票等等。又如我們的展覽門票每次配合不同主題都會很費工，像這些我覺得都可以是知識經濟的建立。

黃：台北市的美術場館，比如空總當代文化實驗場 C - LAB、台北市立美術館，各自都有在做一些事情，當代館相較於這些場館定位似乎是更明確的，館長覺得要怎麼樣更強化當代館的特色呢？

駱：理想的狀態應該是，當新的館舍出現時，應該先去審視既有的場館過去一努力的方向是什麼。我一直覺得不是各自樹立特色，現在應該是一個大的文化品牌合作的機會，應該要大家一起做什麼，而不是各自樹立了不可被替代的角色。
當然，當代館就是一個由學校、歷史建物改改造成的一個古蹟場館，它的一間一間的這種特色沒辦法將它打通，成為不可取代的特色。但是有很多東西是大家可以一起合作的。像是北美館未來會有數位藝術中心，也有當代藝術中心。大家合作的模式很多樣，不管是比較靜態的論壇、或是展覽，其實可以整個台北可以一起思考，北美館、當代館、C - LAB，可以共同是在一個展覽的三個展。我們應該把台灣整個文化品牌當做一個前進國際的力量，不是各自成為一個單獨的點。

黃：建成國中與當代館的建築是彼此相連的，這部分可以與我們分享嗎？

駱：我們現在的確跟建成國中的館校合作又更密切，密切到有些活動我們會打開一樓的那扇白門，建成國中的學生們就可以穿過白門，從當代館的正門出去。
這個經驗不只是告訴當代館，背後的建成國中是很好的夥伴，也告訴建成國中，它的美術教室其實就在當代館。這其實是非常好的合作模式。

黃：那剛剛館長提到說要跟國際接軌、更走向國際。更具體來說，同時要發生一個展覽這件事的挑戰，或說它的可行性是如何？

駱：其實在疫情開始之前，我們有跟釜山現代美術館一起去 commision 一個作品（它雖然叫現代美術館，但它英文名稱跟我們一樣，Comtemporary Art of Bosum）。可能的形式是，我們共同選件，兩邊都展。也有可能我們有經費委制一些作品。
我們現在國際交流的想像其實好像都固定那幾種，像是將國外的展覽移展到台灣來，我們再加入一些國內的概念。但這其實都有主導性的問題，我覺得爭主導權這件事在當代藝術不需要再發生。應該是說要如何去共構，去討論一個當代藝術重要的議題，然後大家覺得有興趣一起來做這件事，這才是一個我們期待下個階段可以產生的國際合作。
關於移展，我們稱為旅行展（traveling exhibition），這有存在的必要性，是因為時間或地理的限制、沒辦法到很遙遠的某一個國家，那個展覽可能是非常精彩的，所以我們會邀請這個展覽來台灣。
比如說高美館過去的《太陽雨：1980 年代至今的東南亞當代藝術》，以及北美館接下來鹽田千春個展《撼動的靈魂》。旅行展其實有它的可操作性，但是就不是只有這種。我們其實可以跟國際有更多種交流。
也有很多策展人跟藝術家會自己申請經費、自己跟其他館舍去申請計畫，這是台灣當代藝術走到現在，非常重要的一個階段。就是過去其實都靠國家，我們送藝術家到對方的藝術村，送一個藝術家去哪裡參展，但現在台灣當代藝術的成熟，也看到一部份民間的力量越來越能夠自我操作，這件事情我覺得其實是很棒的。美術館就應該做更大的計畫，這個就會變成百花齊放。

黃：對您來說，當代館的精神是什麼？

駱：我覺得是多元性（Variety）。台灣是一個非常能夠讓多元發聲的地方，我同時也覺得這就是當代館的精神。
常有人問我們當代館是不是都是做政治議題？其實不是。我們做音樂性的《查無此人 —— 小花計畫展》、我們做《蜷川実花展》、我們也做和遊戲電玩相關的展覽。其實從藝術文化欣賞的專業人口，一直到一般觀眾，都是我們照顧的群眾。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可以讓多元發聲的地方，不管你跟對方的政治立場是不是相同，是不是贊成同婚、是不是反核，其實都有發聲的可能性，當代館的精神就是這樣。

黃：在選擇議題、以及觸碰議題上會如何思考？

駱：我們館內的「諮詢委員會」會針對我們提出的意見、路線給予建議，比如說策展人徵選、藝術家徵選。又比如說，當我們的某一檔展覽大家都很喜歡，那會不會我們就偏食了，就朝向某一個方向一直做？甚至沒有發現到我們可能會自我篩選某些短時間內所沒有注意到的議題。所諮詢委員會就是會補足這一點。
我覺得當代藝術其實非常有趣，它可以讓所有討論回歸到藝術的實踐。藝術家提出的一定不是答案，所以很多人會說藝術無用，其實它不是無用，你如果要講投票立法這種有效性，藝術當然是無效的。但是藝術的有效性、跟它的有用之處是在於，我們提出了別人不會提出的那個過程，藝術家提出的都是這些東西，當你進入了我們這個場域，進入藝術家所提出的這個過程裡面，你就開始思考。這個才是我們可以比其他人更有價值的一個地方。

黃：那是否藝術未必要帶來什麼明確的改變？

駱：應該說，給予一個精準答案是沒辦法的。但是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化的歷程，其實藝術的力量一直沒有缺席。你從三一八學運、更早的廢核、再往前到農民請願運動、再往前⋯⋯，台灣的黨外發聲，其實都有很多看起來好像不是藝術品，但都加入了藝術的力量，尤其台灣的當代史更多這種現象，只是大家未必覺得那個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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