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4

香港詞人周耀輝：大世界越壞，歌詞班也許更像樂園

香港詞人周耀輝在香港浸會大學開設歌詞班，推動粵語歌詞創作，推廣粵語音樂走入社區。

香港詞人周耀輝自2019年在香港浸會大學開設歌詞班。

香港詞人周耀輝在香港浸會大學開設歌詞班，推動粵語歌詞創作，推廣粵語音樂走入社區。在這個只有三學分的歌詞班，師生不僅創作歌詞，也談論性別政治、前途等各式問題，在越來越壞的大世界中，彷彿樂園般的存在。

好長一段時間，都不能在校園上課，終於可以了，我上的第一課是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歌詞班。

最後的部分是五位同學做報告，所謂報告，是我的創意練習，主題是：「快畢業了，還有什麼大學生活裡想做但未做的，做吧！」歌詞班的同學都是最後一年的同學，他們選了打邊爐。

在校園裡打邊爐，尤其是幾乎一年沒有在的校園裡，特別想聚聚、吃吃、談談、笑笑，誰知社運加上疫情之下的校園監控情況愈加厲害，他們跑到某處，某處就有保安人員來叫他們散去。

終於，他們在課室裡啟動了無火的鍋。他們實踐得很有節制、很成熟，簡單而優雅地展示了他們在非常時期的尋常渴想，還一起創作了一首詞，就叫《火鍋》。

於我，這就是一種溫度，叫社群。於我，教學也許就是一種社群建立。

2011年，我從阿姆斯特丹回到香港加入浸會大學，上司知道我做學術之前早已經開始寫歌詞，邀請我開辦歌詞班。這樣的邀請，我偶然就會收到，都是商業音樂學院的班，一直沒有答應，是不敢，因為我怕人家花了學費就有期望，期望到課程完結就懂得寫詞甚至可以入行。

在大學裡，假如我開班，只是本科一共128學分之中的三分，所以我覺得可行。我覺得同學學寫詞就該跟學其它的種種同步，創作從來就該跟生活一起，音樂也一樣。讓我最終決定開班的，是我忽然明白教導的分別。

「教」，似乎是已經懂得了，就來傳授給學生；「導」，很不同啊，上道下寸，我跟學生分享我走過的道路，餘下的，就要靠自己的分寸了。我不懂教，我可以導。當時，只是單純的虛懷，慢慢慢慢，從虛懷就多了明白並且衍生了平等以及自由。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年紀，帶著老師以及資深詞人的身分，要批評學生太容易了，但我一想起自己「入行」以至能夠留在行內30年的種種，會想到詞的好壞，但太多都跟此無關。

我常常跟學生說，假如我第一首寫的作品不是交給達明一派，當時不是80年代末，這個世界很有可能不會出現這位詞人。對自己的懷疑，我稱之為虛懷，而我懂的，是我懂的，有用，重要，但不是真理，跟我所經歷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也就有了時空的限制。

仗著時空差異掀動的虛懷，我努力脫離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階級，以及相關的知識與權力結構。譬如，我會說，我不懂讀譜，我不是中文系的，對中文的興趣來得特別慢，小時候甚至不特別聽音樂。我反覆和學生說，寫詞的手藝、創作，從無標準，都是我自己無師自通的，然後分享。

我相信，人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一套方法。這，就是我經營的平等與自由。重看這些前提，宏大地說，就是質疑體制，抗拒霸權，盡力的平等，盡力的自由，共同建立我們所相信的，都是長久的使命與鬥爭，但原來對我城90、00後的年輕人來說，真的宏大，就是一件事了，尤其是在越來越資本主義，越來越難自由的香港。

今屆第一課之後，我收到一位同學的電郵，說：「感謝你說了那些話。」在歌詞班的一段時間與空間裡，我們有很多的合作，從走進課室一起把桌椅重新安放，一起討論同學的作品，一起分組做文首所提到的練習，到課程完結後也一起籌辦畢業作品演出。但，最基本的合作，我認為，就是我們共建著我們所相信、珍重的。

歌詞班裡，起初幾屆的同學常常借他們的作品表達對前途的徬徨，也許就是所謂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價值的霸權。浸會大學不是香港的所謂一線大學，學生的家庭背景大多屬於基層，而歌詞班同學都是畢業班同學，擔心畢業後的選擇，不能按著自己的信念。

周耀輝歌詞班學生舉辦畢業作品演唱會。

有同學說，父母已經預算她一畢業就要找安定的工作，把收入三分之一作為家用。有同學說，像他們這些人，不是輸在起跑線，是起跑線已經是他們的終點。也有一些同學在上了好幾課之後，應該是多了信任，作品中流露了，分享時也表白了自己的「另類」情慾，同性、師生、偷窺等等，往往也會記起一些霸凌的傷痛。

有時是同學談到一些學者會歸類為異性戀霸權的東西，例如是否必須單一、必須結婚、必須做人家認為你必須做的男與女。我們借著作品談著談著，不一定有共識，起碼肯定了異同的存在、表達的自由。疫情時期我們上網課，有男同學不小心讓我們看到身旁有人，然後就介紹給我們認識，是他的男朋友。

這些年，我們繼續談著前途，談著性別政治，同時我感到更多不能名狀的憤怒，我們說過自殺、自殘、飲食失調、家暴，還有抑鬱。關於抑鬱，我記得清楚的一次是這樣的，有個男生跟我們解釋他歌詞背景的時候，主動談到女朋友有抑鬱症，他覺得很辛苦。「啊，」我說，「難怪你上課的時候總是這樣頹頹的坐在椅上，彷彿隨時會掉下來的，負擔太重了。」

他說是。有同學問，那麼你想過分手嗎。他猶豫。另一位同學問，如果她打你呢，你會離開嗎？我問這位同學，為什麼你這樣問？他說，我父母就是這樣，一方有抑鬱，一方在苦守，直到出現身體暴力。學期末，分享歌詞的男生坐得精神了，他跟我們說，分手了。

當然，我得馬上補充，我懷疑不少同學不一定得到什麼激勵，就算在上課的時候重新得力，但下課之後呢，離開校園呢？不久之前，一位畢業了的歌詞班同學，忽然跟我聯絡，抑鬱症又發作了。另一位更早畢業的同學在很長很長的沉靜之後發訊息給我，說：「點解人地撐到，我撐唔到呢？」（為什麼別人熬得住，我卻熬不住呢？）

https://www.facebook.com/nevergrad.alumni/posts/670853414330635

我知道歌詞班並非樂園，大世界很壞，越來越壞，歌詞班其實可以做到什麼。歌詞班結束之後，同學離開校園之後，我只有跟極少部分的舊生依然親近，也知道有些他們自己繼續見面，而大部分除了在社交媒體互通一些消息以外，都沒有聯絡了。

歌詞班對他們的影響？我不敢肯定，但我依然這樣地繼續，因為偶然也聽到一些同學的回應，讓我忽然弔詭地想到，大世界越壞，歌詞班也許更像樂園？即使只有一個學期，也可能更長遠。

TEXT by 周耀輝｜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語文及比較文學系，其後參與多種媒體工作。1989年發表第一首詞作，書寫歌詞及其它文字創作至今，出版約一千首詞作以及多本文集，曾獲多個詞作及其它文學獎項。 1992年移居荷蘭。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加入浸會大學，現職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近年亦參與舞台及視覺藝術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