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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詞人周耀輝:大世界越壞,歌詞班也許更像樂園

香港詞人周耀輝自2019年在香港浸會大學開設歌詞班。

香港詞人周耀輝在香港浸會大學開設歌詞班,推動粵語歌詞創作,推廣粵語音樂走入社區。在這個只有三學分的歌詞班,師生不僅創作歌詞,也談論性別政治、前途等各式問題,在越來越壞的大世界中,彷彿樂園般的存在。

好長一段時間,都不能在校園上課,終於可以了,我上的第一課是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歌詞班。

最後的部分是五位同學做報告,所謂報告,是我的創意練習,主題是:「快畢業了,還有什麼大學生活裡想做但未做的,做吧!」歌詞班的同學都是最後一年的同學,他們選了打邊爐。

在校園裡打邊爐,尤其是幾乎一年沒有在的校園裡,特別想聚聚、吃吃、談談、笑笑,誰知社運加上疫情之下的校園監控情況愈加厲害,他們跑到某處,某處就有保安人員來叫他們散去。

終於,他們在課室裡啟動了無火的鍋。他們實踐得很有節制、很成熟,簡單而優雅地展示了他們在非常時期的尋常渴想,還一起創作了一首詞,就叫《火鍋》。

於我,這就是一種溫度,叫社群。於我,教學也許就是一種社群建立。

2011年,我從阿姆斯特丹回到香港加入浸會大學,上司知道我做學術之前早已經開始寫歌詞,邀請我開辦歌詞班。這樣的邀請,我偶然就會收到,都是商業音樂學院的班,一直沒有答應,是不敢,因為我怕人家花了學費就有期望,期望到課程完結就懂得寫詞甚至可以入行。

在大學裡,假如我開班,只是本科一共128學分之中的三分,所以我覺得可行。我覺得同學學寫詞就該跟學其它的種種同步,創作從來就該跟生活一起,音樂也一樣。讓我最終決定開班的,是我忽然明白教導的分別。

「教」,似乎是已經懂得了,就來傳授給學生;「導」,很不同啊,上道下寸,我跟學生分享我走過的道路,餘下的,就要靠自己的分寸了。我不懂教,我可以導。當時,只是單純的虛懷,慢慢慢慢,從虛懷就多了明白並且衍生了平等以及自由。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年紀,帶著老師以及資深詞人的身分,要批評學生太容易了,但我一想起自己「入行」以至能夠留在行內30年的種種,會想到詞的好壞,但太多都跟此無關。

我常常跟學生說,假如我第一首寫的作品不是交給達明一派,當時不是80年代末,這個世界很有可能不會出現這位詞人。對自己的懷疑,我稱之為虛懷,而我懂的,是我懂的,有用,重要,但不是真理,跟我所經歷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也就有了時空的限制。

仗著時空差異掀動的虛懷,我努力脫離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階級,以及相關的知識與權力結構。譬如,我會說,我不懂讀譜,我不是中文系的,對中文的興趣來得特別慢,小時候甚至不特別聽音樂。我反覆和學生說,寫詞的手藝、創作,從無標準,都是我自己無師自通的,然後分享。

我相信,人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一套方法。這,就是我經營的平等與自由。重看這些前提,宏大地說,就是質疑體制,抗拒霸權,盡力的平等,盡力的自由,共同建立我們所相信的,都是長久的使命與鬥爭,但原來對我城90、00後的年輕人來說,真的宏大,就是一件事了,尤其是在越來越資本主義,越來越難自由的香港。

今屆第一課之後,我收到一位同學的電郵,說:「感謝你說了那些話。」在歌詞班的一段時間與空間裡,我們有很多的合作,從走進課室一起把桌椅重新安放,一起討論同學的作品,一起分組做文首所提到的練習,到課程完結後也一起籌辦畢業作品演出。但,最基本的合作,我認為,就是我們共建著我們所相信、珍重的。

歌詞班裡,起初幾屆的同學常常借他們的作品表達對前途的徬徨,也許就是所謂新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價值的霸權。浸會大學不是香港的所謂一線大學,學生的家庭背景大多屬於基層,而歌詞班同學都是畢業班同學,擔心畢業後的選擇,不能按著自己的信念。

周耀輝歌詞班學生舉辦畢業作品演唱會。

有同學說,父母已經預算她一畢業就要找安定的工作,把收入三分之一作為家用。有同學說,像他們這些人,不是輸在起跑線,是起跑線已經是他們的終點。也有一些同學在上了好幾課之後,應該是多了信任,作品中流露了,分享時也表白了自己的「另類」情慾,同性、師生、偷窺等等,往往也會記起一些霸凌的傷痛。

有時是同學談到一些學者會歸類為異性戀霸權的東西,例如是否必須單一、必須結婚、必須做人家認為你必須做的男與女。我們借著作品談著談著,不一定有共識,起碼肯定了異同的存在、表達的自由。疫情時期我們上網課,有男同學不小心讓我們看到身旁有人,然後就介紹給我們認識,是他的男朋友。

這些年,我們繼續談著前途,談著性別政治,同時我感到更多不能名狀的憤怒,我們說過自殺、自殘、飲食失調、家暴,還有抑鬱。關於抑鬱,我記得清楚的一次是這樣的,有個男生跟我們解釋他歌詞背景的時候,主動談到女朋友有抑鬱症,他覺得很辛苦。「啊,」我說,「難怪你上課的時候總是這樣頹頹的坐在椅上,彷彿隨時會掉下來的,負擔太重了。」

他說是。有同學問,那麼你想過分手嗎。他猶豫。另一位同學問,如果她打你呢,你會離開嗎?我問這位同學,為什麼你這樣問?他說,我父母就是這樣,一方有抑鬱,一方在苦守,直到出現身體暴力。學期末,分享歌詞的男生坐得精神了,他跟我們說,分手了。

當然,我得馬上補充,我懷疑不少同學不一定得到什麼激勵,就算在上課的時候重新得力,但下課之後呢,離開校園呢?不久之前,一位畢業了的歌詞班同學,忽然跟我聯絡,抑鬱症又發作了。另一位更早畢業的同學在很長很長的沉靜之後發訊息給我,說:「點解人地撐到,我撐唔到呢?」(為什麼別人熬得住,我卻熬不住呢?)

https://www.facebook.com/nevergrad.alumni/posts/670853414330635

我知道歌詞班並非樂園,大世界很壞,越來越壞,歌詞班其實可以做到什麼。歌詞班結束之後,同學離開校園之後,我只有跟極少部分的舊生依然親近,也知道有些他們自己繼續見面,而大部分除了在社交媒體互通一些消息以外,都沒有聯絡了。

歌詞班對他們的影響?我不敢肯定,但我依然這樣地繼續,因為偶然也聽到一些同學的回應,讓我忽然弔詭地想到,大世界越壞,歌詞班也許更像樂園?即使只有一個學期,也可能更長遠。

TEXT by 周耀輝|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語文及比較文學系,其後參與多種媒體工作。1989年發表第一首詞作,書寫歌詞及其它文字創作至今,出版約一千首詞作以及多本文集,曾獲多個詞作及其它文學獎項。 1992年移居荷蘭。2011年獲阿姆斯特丹大學傳媒學院博士學位,回港加入浸會大學,現職人文及創作系副教授。近年亦參與舞台及視覺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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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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