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3

覺青出社會！太陽花世代的政治覺醒之路

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一群二十多歲「覺青」的養成時代，當時參與的大學生，今年已近30，現在的他們在做什麼？

2014年，在318學運現場。（圖／黃銘彰攝影）

二十多歲的青年世代對公共議題從環境、性別平權到台灣主體性都有強烈的價值認同，有人稱呼他們為「覺青」，而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他們政治認同形成中的關鍵時刻。當時參與的大學生，今年已近30，不少人都在後來投入公共事務，他們有什麼共通性？而那些沒有親身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人，又帶著什麼樣的故事投入公共倡議工作？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反對當權者架空民主實踐，要求以民主法治程序為本，謹慎與中國強權交往。這一場運動，是年輕世代自國民黨於2008年重返執政以來，不斷操練、串連、多方議題動員而聚合的結果。

他們的動員樣態富有彈性，有節點而未必有組織；他們的啟蒙、知識裝備與訓練，並不必然來自大學內的傳統學運社團，政治行動也廣泛、多元，在街頭、議會、選舉、實體到網路社群，無處不可做政治。經驗過大規模的動員後，回歸一般政治生活，其論述涵括範圍甚廣，專業化程度也深淺不一。

從日常小物的群眾募資，到個人身分認同的性別政治，再到永續能源的政策選擇，都可以看到年輕公民強調溝通、相互說服、追求透明負責的決策過程。21世紀的台灣，青年公民的政治理念很清楚—一個民主原則，多方多元表述。

在政治領域的二十餘歲青年，幕僚與民選公職為兩大出路。而這兩大出路並非互斥，反而可能在黨職、公部門幕僚、民選公職幕僚、政黨友好非營利組織、自行參選之間來回流動。另一方面，投身社會運動工作的年輕人也有更多選項，除了受僱於行之有年的社會運動組織之外，更多的是自行組隊，成立新創非營利組織。

318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現場。（圖／黃銘彰攝影）

公民政治基礎支持年輕世代投身政治場域

許恩恩，1992年生，任職於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他的故事讀來是典型的「憤青」轉入體制。大學從高雄北上，就讀於台北大學社會系，組織異議性社團；研究所到了清大社會所，指導老師是吳介民，「野百合運動」成員。

許恩恩的政治行動成長於國民黨執政後半期，當時校園與街頭的邊界開放，學運網絡不斷在各個議題中聚合、再聚合，動能累積至太陽花運動爆發。運動期間，他一直待在立法院議場內，才意識到自己的政治觀點仍有許多模糊之處。「我不是一直都那麼關注泛台派運動的人。我發現，我自己的路線或意識型態好像還沒有很確定，」

他分享，「議場裡面已經有超多意見了，不同的小組，還有議場外，之間還有複雜的權力關係，要怎麼去整合大家的意見跟做決定？」「衝組」的學運分子衝入革命現場，突然發現民主治理的混亂，以及溝通的重要。

許恩恩的行動焦點開始轉向：「這啟發我，比起選擇一個理念一直去倡議，我更想要去促成一些討論。太陽花運動時，我被迫要做這件事，從而發現這件事好像滿重要—或者我有點喜歡做這種事情。」畢業後，遇上2018年底的公投慘敗，決定「還是要做點事情」。

圖／許恩恩提供

許恩恩先在現任台北市議員黃郁芬辦公室擔任法務助理，半年後接受了g0v社群朋友的邀請，加入之前就在g0v認識的行政院政委唐鳳團隊。工作內容是推動「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理念，延續他從太陽花後持續投入的公民會議實踐，從體制外轉入體制內。現在，他從政府內部嘗試打開行政機關。

黃捷，1993年生，今年28歲，高雄市鳳山區市議員。他的政治啟蒙是高中時期的福島核災，隨後進入台灣大學就讀，在公共衛生學系與社會學系兩大社群中，政治實踐意識成型。投入政治工作的關鍵，「其實也是一場意外，因為318，學校老師組織了政黨『時代力量』，然後進入立法院。後來老師紛紛投入政治之後，我就開始跟著助選。」

政黨徵召黃捷投入市議員選舉，在老師們的鼓勵下，「我覺得那也算是一個社會學的實踐吧！」沒有想太多就參選了。三年多來，歷經因質詢片段爆紅、挺過罷免案，黃捷已經是享有全國知名度的年輕政治人物。

在地方第一線服務鄉里，市議員身分成為黃捷最主要的認同，念茲在茲的是怎麼「好好勤跑基層，讓長輩知道，我也是可以完成他們交辦的事情的人」。一開始進入地方感受到他形容「突破三觀」的世代衝擊，已經開始在真實的人際連結當中雙向消融。

黃捷是相信價值的理想主義者，願意投入「九成的力氣跟時間在地方瑣碎的事情上」，以獲得信任與空間，「另一成的時間我可以去推進步的法案與政策。」

公民政治的基礎建設，是支持太陽花世代投入政治工作的背景。在許恩恩與黃捷的故事中，可以看見所有重大的生命轉折，都有累積已久的動能，支持著年輕公民一步步踏入政治實踐，包含：具批判性思維的學校教育、連接校園與政治的職訓軌道、穩定的選舉制度與權力輪替，以及願意投注資源並信任年輕人的選民與市場。

圖／黃捷提供

具本土意識的批判思考教育，是培育太陽花世代的關鍵。受大學教師影響而投入政治實踐，隱然成為一種集體經驗。年輕世代一方面在校園中獲得知識裝備，另一方面獲得職業訓練，包括非制度性的動員經驗與論述實作，以及制度性的實習、招募計畫。

例如，現任時代力量媒體創意部主任楊承桓，畢業於東吳政治系，在校期間，他參加系上舉辦的工作坊，「有點像政治幕僚的培訓班，沒有很長，好像八堂左右。」他第一次認識了在立法院工作的學長姐，也很自然地由系上媒合進入立委徐永明辦公室。

東吳校方提供的機會並非特例，事實上，政黨、媒體、智庫、基金會舉辦青年實習活動已是常態，可以作為人際網絡入口的起始點。

相對於上一個出身於青年運動的政治世代「野百合世代」的「土法煉鋼」—自行組織讀書會、閱讀馬克思與史明、透過運動網絡如師徒制一般進入某老闆麾下—這一代青年公民擁有系統性的機會閱讀、思辨政治與社會理論，也擁有多元、普及的機會進入政界。人際網絡仍然是關鍵，但是人際網絡的入口，並不難找到。政治工作於此逐漸成為一份「正常的」專業工作。

需要專業又僅是一份工作

而這份工作又延伸出兩個面向。第一面向是需要專業，核心技能有二：其一是人際陪暖，情緒勞動為一種專業；另一則是政策分析能力，舉凡法、政、經、社、醫療、環境⋯⋯等等，各個治理面向的專業知識與實踐經驗。

圖／楊承桓提供

以投入地方選舉的青年公民為例，在高雄鳳山的市議員黃捷訪談間，便反覆提及傾聽地方長輩意見的重要性。政治工作的專業，當然也包括政策與治理。另一批選擇發展政策專業的年輕政治工作者，逐漸走上幕僚之路，知道做幕僚「要有伯樂」，因此也很注意政黨內部動態、人馬走向。

王碩，今年28歲，服務於立法委員賴香伶辦公室，專長是勞動，進入政界前是執業律師。他是個極好的例子，說明如何以專業知識服務老闆：

「中華民國萬萬歲，也有萬萬法，比如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這裡面他有一個詞叫做『職業災害』，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法裡面都講到職業災害，《勞基法》、《勞保條例》、《職災勞工保護法》，要通過《職災保險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還有《法律扶助法》裡面也有職業災害這個詞，那這些法裡面的職業災害是同一件事情嗎？」

「你會發現，原來法院判決裡職業災害這個概念是分歧的，因為《勞基法》中職業災害雇主補償責任的立法目的，跟《勞工保險條例》他要給予勞工災害保險給付，目的是不一樣的。目的不一樣的時候，解釋內涵可能是不一樣的，他的釋義學的射程會不一樣，這些可能很多立法委員都無法理解，變成我們可能要將以前學過的專業技術，講到老闆他們懂。」王碩說明。

專業幕僚與第一線政治人物的分工，是由幕僚提供資訊，而民選公職則選擇立場。不過，政治場域千變萬化，幕僚追著資訊跑，有時候也會有追不到老闆的時候。為了即時提供建議，王碩甚至會蹲、跪在老闆旁邊：

「立法委員有些非常相信行政機關⋯⋯可是以我的角色，我就會一直跪在委員旁邊跟他講，因為委員席旁邊沒有我們的座位。我要跟委員講機關講的哪邊是不對的、數據哪裡有錯，其實我有跟他索資過了，這個數據不應該這樣解釋、跟現在實務不符合，或是監察院之前有做過某某報告有糾正過、他現在是在敷衍你⋯⋯等等。我就是想去跟委員講這個。」

圖／王碩提供

專業政治工作的第二個面向，即，它只是一份工作。年輕的公民在狂飆動員之後成為政界勞動力，很務實地考慮薪水，考慮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王碩在加入立委辦公室之前已經是執業律師，在求職時，與老闆開誠布公協商薪水。

在時代力量中央黨部服務的張曾傑專員也提到，雖然政治工作時間彈性，但是，若需於非上班時間發文、處理公務，也應該被認定為加班。事實上，私人生活受到壓縮，是政治工作的特徵。

張曾傑認為從事政治工作以來最大的改變是：「我以前很習慣看到議題就發表自己的想法，現在不會做這樣的事。第一個是我不想惹麻煩，想謹言慎行，萬一我在網路上的言論對我的工作造成影響，不太好；第二個最大的轉變是，跟人相處上多了一層戒心。」這顯然是年輕政治工作者的共同社會化歷程。

政治參與歷程截然不同的許恩恩，也提到這是他最大的轉變：「以社運青年來說，進入政治體制，不管是立法或行政，大家表態都會比較慢一點——即使那個表態很小，就只是臉書上的公開轉貼、按讚，或是個人發文。以前很常轉貼，然後寫一些自己對公共議題的想法，那是我的日常，從19歲到25歲，雖然不是什麼大事，可是很頻繁在進行；現在很明顯這件事情跟以前的頻率、狀態都不太一樣。」

權力遊戲中，利害關係與收益牽涉甚廣，謹言慎行是必然的。對上一個世代而言，類似的經驗似乎不成為一份掙扎，小我的表達順理成章地被吸納入大我的行動當中；但是，對年輕世代而言，從事政治工作後要隱蔽、限縮部分的自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習得的工作倫理，甚至是從事這份工作的代價。

家庭經驗使然理念代代相傳

逐漸穩固的公民政治基礎建設，也折射出另一個政治資本累積的循環結構。隨著台灣的民主政治前進，家族、文化資本也同步累積。「政二代」、「社運二代」、「企業二代」投入政治、倡議工作，也是這一輩年輕人的共同經驗。

圖／張曾傑提供

對政治的興趣、觀點與投入，很可能經由家庭傳承。幾位著名的太陽花運動參與者，都出身於本土意識強烈的家庭。舉例來說，在「324行政院行動」中被指涉為「首謀」的魏揚，是文人家庭出身，父親魏貽君、母親楊翠都是大學教授；而楊翠更廣為人知的身分是作家楊逵之孫女，現於轉型正義工程中擔任要角。

又如，另一位太陽花參與者，目前為新北市立法委員的賴品妤，家庭亦有政媒背景，父親曾經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賴勁麟。

所謂運動會影響生命經驗，不只直接影響參與者的生命，也會成為家族中代代相傳的記憶，與台灣社會一起成長、發展。有不少20出頭的年輕人，自己並沒有參與過太陽花運動，政治行動卻也是天生而就，因為他們從家庭中繼承了上一代學運參與者的公民意識。

今年23歲的林薇正是這樣的例子。他廣為人知的行動是錄製影片挑戰WHO秘書長譚德塞，要求他為其言論對台灣致歉；去年他正式成立了非營利組織「小紅帽」，倡議月經權益與教育。林薇的父親是野百合參與者。「野百合也是影響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從小就是當床邊故事在聽。」

政治參與是林薇成長的一部分，「三、四歲的時候就會被爸爸帶上街頭參加遊行抗議，我爸會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法，跟我說為什麼太陽這麼大、這麼熱，還要綁著紅色布條坐在那邊。」更重要的是溝通與對話。

林薇坦言，「我爸用很特別的教育方式，他把我丟在一群書當中，裡頭有非常多台灣在地歷史或是女性的故事。翻著、翻著，就看到越多前人為了你現在生活的環境跟社會做過的努力，也開始會去提問；而提問之後，爸爸就會跟我說更多。」

為改善「月經貧窮」創辦「小紅帽」的林薇（圖中）獲英國2021黛安娜人道主義獎。（圖／林薇提供）

一個政治世代的形成與延續

一群人在年輕時集體經驗的重大政治事件，將會定義一個政治世代。

台灣的兩大政治青年世代——野百合與太陽花—有其理論基礎。世代的分析性定義，有三組概念相關聯。特定的「年紀群體（age group）」在人口當中總是存在的，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可以被清楚劃分。

「組群（cohort）」則是共同經驗特定事件的一群人，而他們並不必然是同樣的年紀；至於「世代（generation）」則是在組群共同經驗前所未有的特定事件時成形，因為這個特定的經驗，把該組群與他們之前的組群切分開來。

猶太裔知識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在百年前曾提出著名的「世代」定義：所有組群，都可能在其政治啟蒙時期，被特定的政治事件與境遇所影響—通常是在年少時。野百合與太陽花都指涉一場巨大的街頭運動，長達五至十年的議題動員；運動發生在五年級生與七、八年級生的年少時期，根本形塑了兩代人的政治認同、行為模式以及社群連結。

這一輩青年公民具有清楚的主體意識，也共享民主程序原則；但是，真正的考驗還沒有來臨。全球產業鏈再次移轉，中美對峙之姿愈加清晰，公平、正義都不再以黑白對決，而需權衡、協商。從20世紀諸多青年運動看來，無論是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中東歐諸國的青年愛國軍官，乃至於60、70年代的學生運動，世代動員不僅僅發生在運動的當下，而會延續數十年。

台灣的這個政治世代，才正要開始。是否會出現真正移轉的價值排序？是否會出現新興的領導與合作模式？最艱難的任務，恐怕才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