亻厓庄文學系列選集:閱讀文學大師經典
導讀李喬:他的文學始終志在反抗
李喬曾說:「我的文學始終志在反抗」,他疼惜土地萬物,和弱勢者站在一起,耕種文學的園地,他是作家,更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選錄於本書的兩篇小說〈那棵鹿仔樹〉和〈尋鬼記〉,分別寫鄉下老農對社會改變的不安和對一段臺灣暗黑歷史的追尋,是李喬擇定「和弱勢者同情共感」的位置而寫成的精彩佳作。
李喬曾說:「我的文學始終志在反抗」,他疼惜土地萬物,和弱勢者站在一起,耕種文學的園地,他是作家,更是一位公共知識份子。選錄於本書的兩篇小說〈那棵鹿仔樹〉和〈尋鬼記〉,分別寫鄉下老農對社會改變的不安和對一段臺灣暗黑歷史的追尋,是李喬擇定「和弱勢者同情共感」的位置而寫成的精彩佳作。
反抗哲學:李喬的生命、文學與思想
李喬(一九三四),本名李能棋,出生於日治時期新竹州大湖郡「蕃仔林」,這是一個鄰近原住民部落的小山村。他的家境貧困,父親李木芳參與「農民組合」,是被日本人監控的抗日分子,連帶地讓李家處於被社會排擠的邊緣地位。父親經常在外奔波,兩位兄長又比李喬年長許多,因此在他的童年記憶裡,雨夕風晨黑夜,狹仄孤陋、全無左鄰右舍的獨棟家屋裡,和他相伴的只有媽媽、妹妹和大黃狗。
童年時終日生活在深山野林之中,現實生活盡是貧困、飢餓、挫折和屈辱,加上自己從小體弱多病、小妹又在兩歲時夭折⋯⋯這些來自原生家庭的深刻烙印,構成了李喬的生命基調,他體認「土地」是痛苦的來源,「土地」具有母親、生命、苦難等多重意涵。生命是痛苦的,而生命必然走向終結,那麼,人活著,有什麼意義?
隨著知識和經驗的開展,李喬逐漸確立了他最為人熟知的思想標記和創作核心,那就是「反抗哲學」,他主張生命的意義是藉由反抗來減少人間的痛苦,人必須反抗,人因反抗而存在。反抗植基於自省,對內必須反抗個人的懦弱與貪婪,對外則是要反抗人間的痛苦和不平。反抗是要付出代價的,是要行動的,不能只是束手旁觀,等待他人救贖。
李喬曾說:「我的文學始終志在反抗」,對他而言,反抗是釋放生命意義與力量的最佳手段,具體的作為包括疼惜土地,疼惜生界萬物,要和弱勢者站在一起,要為人性尊嚴而戰,所以「反抗就是愛」。基於這種大愛,李喬不像一般只在案頭專注於文字琢磨的作家,他更經常走出書房,參與各種公共事務。文學創作、思想論述和社會實踐三者合一,構成了多面向的李喬,他是作家,更是一位公共知識分子。
選錄於本書的兩篇小說〈那棵鹿仔樹〉和〈尋鬼記〉,是李喬基於土地情感,擇定「和弱勢者同情共感」的位置而寫成的精彩佳作。一九六八年李喬以〈那棵鹿仔樹〉獲得第三屆臺灣文學獎,這篇小說寫鄉下老農對社會改變的不安;〈尋鬼記〉則是發表於一九七八年,藉一位小說家的田野調查之旅,來追索一段暗黑的臺灣歷史,強調代代相承的精神力量。前者抵抗離鄉、離農的情感剝奪,後者則是對抗歷史記憶的遺忘,兩作的題材、筆法殊異,但都具有「反抗哲學」的基底,十分耐人尋味。
尋毋轉个老屋:〈那棵鹿仔樹〉
李喬是客家人,他經常在作品中使用客語詞彙,傳達土地、族群與文化的情感連結。〈那棵鹿仔樹〉篇名中的「鹿仔樹」,就是「構樹」的客語說法。
〈那棵鹿仔樹〉寫一位叫做劉石財的老農,幾十年來在苗栗大湖鄉下過著「銜霜耐雪,蒔田割禾,捏屎挑尿,流汗出血」的農耕生活,他辛辛苦苦把幾個子女拉拔長大,子女們很上進,一個個當了老師、公務員,或者從商,事業有成又十分孝順,把父母照顧得很周到。看來這是很完滿、很值得欣慰的老年生活,但是石財伯心裡有個傷口,他認為在城市裡生活、不再務農的子女們,把家鄉的田地和老屋賣掉,是一種不孝。
小說的開頭,已經被兒子媳婦強拉到城市居住的石財伯,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娘生」這一天,特地返回大湖老家。他搭著黃色的客運汽車,沿路細數祖先三代以來都住在這裡的、十分熟悉的山川草木,「左山巒右河床,石壁禿禿,林木蒼蒼」,李喬用素描似的速寫筆法,讓讀者進入石財伯的內心,感受到石財伯對家園故土的深深眷戀。
下了客運車之後,讀者跟著石財伯的腳步,開始走入大湖的街道巷弄,舊時記憶和眼前景物對照交織,我們透過石財伯的眼睛,看到大湖這個小鎮正在急劇變化:店家紛紛把從前的臺灣紅瓦屋頂,換成灰色水泥厚瓦;新蓋的鄉公所「像個大雄雞站在街當中」,它的對面新蓋了一座環狀的客運車站,主街兩端的聯外橋梁,拓寬為可容兩輛大客車錯身而過的水泥鋼筋大橋,老郵局更在短短幾個月間就改建為四樓大廈⋯⋯總之,不過三五年間,石財伯的老家,大湖街已經變樣了。
改變的不只是地貌地景,鄉人的價值觀也在轉變,很多人也想賣掉田地,搬到都市享福。這些親友故舊,雖然還保有鄉下人的純樸人情,紛紛邀請石財伯到家裡吃飯喝酒聊天,可是他們的言談中一再透露對於都市生活的嚮往,他們羨慕石財伯「一身排場,鞋褲拐杖,好紳士!」,石財伯卻是苦勸他們不要把土地賣掉,但鄉人們聽不進去。
其實,搬離大湖之後,對於都市生活並不習慣的石財伯,曾經做過無數思鄉的夢,其中一個反覆出現的夢境是自己變成一條白色的大蘿蔔,心裡有強烈的願望,想要往泥土裡鑽,但是一股巨大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一寸寸拔離土地,他想逃,逃到豬欄裡,有大肥豬追過來,想吃掉這大蘿蔔,他再逃,繼續逃⋯⋯咦,豬欄邊不是有棵高大的鹿仔樹嗎?」鹿仔樹,救命呀!救命!就在它枝幹上躲躲吧!﹂石財伯往往就在這驚險的夢中掙扎著醒來。
石財伯變成大蘿蔔,被拔出泥土、快要被大肥豬吃掉的夢,象徵著鄉下土地被人們競逐財富的慾望給吞噬了。夢中可供避難的鹿仔樹,則是鄉土的象徵。〈那棵鹿仔樹〉發表於一九六七年,李喬觀察到當時「追求發展」的時代風氣,正衝擊著安土重遷的傳統價值,他用這篇小說呈現老農失去土地之後內心深沉的失落。
小說裡,莫可奈何的老農石財伯,在返鄉的這天晚上,婉拒了親友們的住宿安排,他編造藉口說自己「已經和人約好了」,和誰約好了呢?「就好像有個聲音在耳邊呼喊著:石財呀石財!你回來大湖啦!怎麼不來看看?難道忘了這裡?你又為甚麼回來?」原來是土地在呼喚他。
石財伯依著土地的呼喚,即使沒有星光,他摸黑也能走回自己的水田,因為這是一條早已走過千百回的人生路,再熟悉不過了!這天晚上,石財伯睡在田邊的草寮裡,在淡淡的禾葉和田泥香中入夢,他夢見田地和自己說話,他不想醒來。然而,天明之際,他到底還是必須醒過來了。
石財伯匆匆起身走回老家紅瓦屋面前,難過地發現家屋已經被拆,他踩過滿是殘磚片瓦的屋場,開始尋找高大婆娑的鹿仔樹,可是鹿仔樹不見了,它被齊根鋸掉了!離鹿仔樹殘根三尺遠處,石財伯發現了一棵拇指大小的鹿仔樹苗,他小心翼翼地把它連根拔起,用泥土護著它的根,把它帶回城裡去。
小說的結尾,這棵鹿仔樹苗被種在石財伯的水泥鋼筋樓房後院。後院的水泥地面被敲開一個如碗大小的洞,這棵小小的鹿仔樹苗就種在洞裡,它的樹葉全部脫落,而且它的尾梢已經開始縐縮枯槁了。
向來認為人的「雙腳要透地氣,沾露水,淋點雨,受點風」,「要聽田裡青蛙蛤蟆咯咯咯,庭前草裡蚯蚓吱吱吱」,這樣才能「不生病,吃到百二歲」的石財伯,被拔離了家鄉土地,搬到都市水泥叢林裡過活,雖然他衣食無缺,但是他的心境卻像「秋末冬初不知哪裡飄來的野草蓬絮,在你眼前一晃,過後,它,又要飄到渺渺茫茫千山萬水外去」,他覺得自己像是「跑到迢迢外縣異地去做孤魂野鬼」。
石財伯的命運,是不是很像那棵無法在水泥地裡存活的鹿仔樹苗呢?讀到這裡,我們似乎可以聽見作者李喬擲筆嘆息。
定著愛記得个歷史感情:〈尋鬼記〉
李喬的文學,離不開臺灣的土地和歷史。他最早一部書寫臺灣歷史的長篇小說《結義西來庵》,出版於一九七七年,內容是以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的噍吧哖事件為主題,李喬為不願受異族統治而進行反抗的行動者:余清芳、羅俊、江定等人塑像,除此之外,他也心繫諸多被屠殺的無辜百姓。
為了撰寫這部傳記小說,李喬詳讀省文獻會(今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出版的《余清芳革命檔案》約四百萬字,又數度前往到高雄、臺南等地做田野調查,最後才完成這部鉅作。《結義西來庵》在李喬的創作歷程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因為它開啟了李喬書寫臺灣歷史的思想與方法,一是在技巧上透過實際接觸和印證,把史料轉化為文學,一是在意識層面上對「臺灣歷史」有了比較深刻的認知,《結義西來庵》可以說是李喬這位作家自我成長的重要里程碑,讓他具有了向歷史事件擷取小說素材的能力及概念。
收錄於本書的短篇小說〈尋鬼記〉,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可以視為李喬回應自身撰寫《結義西來庵》的心路歷程。
〈尋鬼記〉的主人翁「我」,相當程度的反映李喬個人的生命經驗。「我」是一位作家,曾經研讀噍吧哖事件的諸多檔案,他偶而聽朋友提到在噍吧哖事件相關地點遇鬼的經驗,引發他高度的興趣,所以他決定前往當地尋鬼。讀者跟著〈尋鬼記〉中的「我」進行田野之旅,不斷地在「官方文獻檔案記載」和「地方鬼故事傳聞」之間,相互比對。而小說中的「我」,是不是就是作者李喬本人呢?雙重的虛與實對照,十分懸疑引人。
小說中的「我」,首先遇到「史料中被判了死刑執行完畢」的溫杖老先生,這位老先生「活生生」住在通往玉井的北寮村小街上。這個微妙的線索透露了作者李喬的歷史思考:一是史料層面上「官方記載不可盡信」,一是在歷史情感上「前人雖死猶生」。
前人雖死猶生,最動人的一段時空對照,發生在南化郊外「噍吧哖事件抗日烈士忠魂塔」。「我」雙手捧起骨倉裡的一顆頭骨,這顆頭骨左太陽穴部位有一個小拇指大小的洞;相對的右邊則是一個大洞,部分頭蓋骨被轟掉不見了,這是子彈由左進、由右出的跡證。「我」捧著頭骨,瞬間承受了從未有過的震撼,他的背脊深處湧出一股熱流,他雙手抖慄,他意識到:「如果我生於那個世代,這個頭骨有可能是我的」,而手持頭骨正在觀看的「我」,會不會其實是手中這個頭骨轉生於眼前這個世代,而成為「我」呢?
「我」對前人因為反抗而招致屠殺的悲慘歷史,有深切的同情共感,所以他意識到前人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正負載著歷史的暗影前行。所以「尋鬼」,尋找的不是玄祕荒誕、驚嚇恐怖的鬼故事,而是在「鬼」的背後,鬼之所以為鬼的歷史感情,不能忘記。
關於「鬼」,人類沒有能力證明其存在或不存在。李喬認為與其論「鬼」之存在與否,不如承認關於「鬼」的意識或想像,始終跟隨著人類;「尋鬼的意義,是在追索生命是「哪一種存在」,是思考我們,人,可以看到生命以什麼「姿態」出現?他說,「今天,還有誰去尋找鬼魂?應該是大浪漫的人,對人類不可能完全絕望的人」,李喬在〈尋鬼記〉的開端寫道:
假如有緣看見(鬼)並進而證明,天地間鬼魂果真存在,哪怕鬼魂存在的形式如何醜陋古怪,方式多麼悲慘艱苦,我想還是我們生命界的最大喜悅。
因為,鬼魂既然存在,生命將具有將來性;地獄縱然苦痛無邊,畢竟還是一種存在;存有總是比不存有好。那麼,我們對於艱辛的現實,不就更有韌力承受嗎?
〈尋鬼記〉裡的「我」,在雙手觸及「那個頭骨」的瞬間,認真嚴肅地反問自己和前人的歷史有何關係,這其實反映了李喬藉由歷史書寫來和自身所處的環境對話。李喬創作〈尋鬼記〉的一九七零 年代,正是「鄉土文學論戰」的年代,從臺灣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尋鬼記〉裡「我」對歷史的體悟,開始跳脫了當時強勢的、主流的中華民國史觀的「抗日論述」,而延續了他父親那一代的殖民地歷史經驗,指向「臺灣歷史是什麼?」的具體提問。李喬透過小說對先民歷史加以刻畫,表達了個人生命與土地的緊密關係,進而回應當下的時代反思。
〈尋鬼記〉裡最關鍵的情節,是「我」在月夜裡追逐一個飄忽的白影,遇見了老人林吉,「我」和老人有一段對話,這段對話重點是林吉感慨地說道:「當年參加打四腳仔的快死光了。鄉親後代也全忘了!」林吉這句話暗示什麼?這其實是作者李喬對讀者的提醒:土地的歷史,不能遺忘!
夜色中老人林吉轉眼消失,「我」回到招待所,翻閱檔案史料的記載,發現噍吧哖事件中有四人名叫林吉,其中三人死亡,一人下落不明。第二天早晨離開前,「我」和前來相送的鄉人提到「林吉」這個名字,這時眾人之中有個人說了:「我的第三個兒子就叫林吉,國小五年級。」李喬用這短短兩句話,賦予這篇小說一個極為重要的,意義延展增生的結尾。
「我的第三個兒子就叫林吉,國小五年級。」什麼意思呢?
它呈現的是〈尋鬼記〉的核心主題:「林吉」就是「反抗者」的象徵,縱使歷史裡的林吉已矣,但無名大眾的下一代還有林吉!「林吉」跨越時空不斷現身,反抗精神並不因肉身的消逝而斷絕,臺灣東西南北、男女老少,代代都有林吉,反抗者是代代不絕的。所謂「尋鬼」,魔幻的想像場景和真實的人間諸景相映,重點不在追逐鄉野鬼影,「我」為尋鬼而返回歷史現場,是志在爬梳史頁,抵抗遺忘,進而在其中找到百世不息的反抗精神。
李喬晚年在《重逢⸺夢裡的人:李喬短篇小說後傳》裡自剖〈尋鬼記〉的創作心境,他說:「我是滿懷感恩,感恩天地父母,感恩臺灣的生態萬有,感恩臺灣歷史的父祖、烈士仁人,凡此共同形塑這樣的一個:臺灣人子弟李喬。有生之年,我不再尋覓,我祇要步步行動就是,直到呼吸止息,回歸臺灣大地,與大地合一,以另形態臨現人間。我的餘生,將以這種姿態前行。」
至此,李喬也是林吉。臺灣人不能沒有林吉。
註:客語「老屋」一詞,可以指稱某人的老家(昔日住家),也有「故鄉」之意。
劉慧真 |詩人、文史策展人、臺灣李喬文學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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