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以香港電影記敘香港政治形貌
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沈旭暉帶領大家透過香港電影回看香港政治與歷史的刻痕，電影也能成為一種表達與參與時代的方式。
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右）從香港電影解析香港近代政治景況。
近年香港正面臨著天翻地覆的變動，往日榮景似乎已然遠去，但從許多電影畫面中，或能窺見一幕幕反映著時代更迭的群像，VERSE舉辦的香港文化學講座，本場以「從香港電影看香港政治」為主題，邀請到著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的香港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主講，並由佳映娛樂公司創辦人／導演劉嘉明擔任主持，一同透過香港電影解讀其折射出的香港政治形貌。
沈旭暉出版的套書作品《國際政治夢工場：看電影學國際關係》談論的不僅是關於香港電影，更以電影結合國際政治，以較具有娛樂性的方式啟發思考，提供讀者閱讀電影與政治的另一種方式。
與電影交織的現實
投影螢幕上以「從電影看國際香港的前世今生」作為開場，身為國際關係研究學者，沈旭暉笑稱自己並不很懂電影，「但透過電影，大致可以看見香港在過去、現在、未來的身份認同（變化）。」他所想討論的，更多是香港電影與港人在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關聯。
「我從小到大理解的香港是很國際化的地方，香港的特色就是在各國之間被視為獨立區域，也可說是『白手套』的角色。」思及今日的香港電影，大眾常連結至愛國主義等一類名詞，但在沈旭暉的兒時記憶中，香港電影並非如此。
「白手套」一詞代指政治上從事非法事務的合法外衣。沈旭輝形容過往的香港之所以為白手套，是因英國殖民時開始較寬裕的容許政策，使得灰色地帶擴大，加上香港與海盜的密切關聯，才讓香港成為各國間特殊的地域。
從電影《十月圍城》中，便可見孫中山是如何利用香港這個特殊地帶來策動革命，而在國際歷史上，越南的共產黨在香港成立、菲律賓國父也曾居住香港，甚至在中華民國成立後，落魄的軍閥往往也將香港視為逃亡的終點。因著香港獨特的歷史脈絡，在國際關係史上，一直都具有不容忽視的地位。
沈旭暉以結構角度分析，從曾經的殖民經驗出發，香港已經習慣如何與國際「打交道」，作為英國曾經在遠東地區的樞紐，從《安娜與國王》一片中可見香港總督於那時的權力涵蓋東南亞等殖名地的港口，更讓香港成為當時英國與各國間溝通的橋樑。
港片中亦曾留下該時代所產生的特權階級身影，如《竊聽風雲》中的地方土豪等，在歷史的大脈絡下，他們特殊的存在也見證了英國殖民的痕跡。
從外地逃亡至香港的居民在當地安居後，亦影響著香港現如今的建築與區域風貌，甚至產生「飛地」一詞，從人文地理的角度來說，指某個地理區境內有一快隸屬於他地的區域，歷史上的香港「九龍寨城」便是一塊特殊的外飛地。當代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唯「九龍寨城」屬於大清帝國管轄，而實際上因為時代的動亂，該地區成為了「三不管地帶」，這也是電影《功夫》中的「豬籠城寨」所反映出的現實面貌。
「香港脫離英國的殖民，回歸中國的懷抱」是官方的說法，在此框架下，中國與香港有關的許多電影皆充分宣揚著愛國主義精神，而當下的香港面貌究竟如何，則被藏於一幕幕的電影畫面之後。
歷史與表達
將時間拉回2015年的香港，雨傘革命剛結束不久，2016年電影《十年》上映，其中所呈現的正是香港未來與現況間拉扯的痕跡，五位導演、五部短片，在香港人權、民主和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的今日，《十年》對未來的叩問仍未尋及解答——十年之後，香港將成為怎樣的地方？
凝視著香港今日的景況，台灣又該如何去設想屬於我們的「十年」，它該是什麼模樣，而我們是否還能做些什麼？
劉嘉明作為《十年台灣》的監製，曾被問過為何作品未如《十年》一般強烈、具衝擊性，然而在他的視角下，台灣與香港有著不同的社會環境、族群與問題，最終以溫和的敘述方式呈現，務實地處理所要面臨的困境，才是他理想中的方式。
對於電影的表達方式，香港和台灣的呈現手法便有異同。舉例來說，由許鞍華執導「越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投奔怒海》，故事描述的背景為越南統一階段，她以故事訴說不同政權彼此競爭的時代，如今三十多年過去，再回顧當時人們的心態，即使在不同的時空下仍能產生相似的共鳴。
人們將過去的懷念寄託在電影之中，「香港人對於港英時代的懷念，有點像是台灣人對日治時代的懷念。」沈旭暉提出兩者間情懷的相似之處。無論是否曾經歷其中，透過電影回看往昔，套入今時的現實景況，情緒無論是喜是憂，皆是人們回憶歷史的一種方式。
相較於2008年在台灣造成轟動的《海角七號》上映時也在台引起廣大迴響，同樣感懷著台灣對日本懷有的浪漫情懷，香港電影多了份直接，考量市場而有更靈活的轉換，其中的故事性與藝術性往往令人難忘；而台灣電影則多側重抒情與在地性的表述，兩者各自有著不同力度的影響力，但皆能拍出獲得共鳴的經典之作。沈旭暉與劉嘉明對港台電影反映時代的形式，有這樣的看法。
自由港的自由
香港之所以獨特，是因為它對於國際間的功能性，從前的香港是五彩斑斕的，是一座屬於國際的自由港，複雜的地域關係下有著約定俗成的江湖規矩。如今，平衡因政治因素而面臨崩壞，甚至在電影的選材、製作，甚至放映上，也添上了諸多限制，沈旭暉以今年上映的《梅艷芳》舉例，「都要有些妥協，在兩難間選擇不一定有好答案，在侷限下如何抉擇與表達，是香港電影面臨的（政治）問題。」
以國際與香港為題，打破大眾對於香港的既有認知，沈旭暉認為許多事情不一定非得從上而下、以政治角度觀察，從下而上也能十分精采。
比方說，從《竊聽風雲》看香港歷史與現今地區分布間的關聯，從《蘇絲黃的世界》中所呈現出的1950、60年代香港與美英間的關係變化，從《玻璃之城》中思考所當代香港大學學生與保釣運動間的歷史關聯，自不同的故事與角度出發，今日的我們從電影中，或許隱隱能想像香港許多歷史切片。
電影並非純粹的歷史研究，將創作者宏大的想像輸出，說一個足夠精彩，同時也具有時代意義的故事，電影也能成為一種表達與參與時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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