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後,《徵婚啟事》是否改變了作者陳玉慧?
最初,《徵婚啟事》只是陳玉慧的一場實驗,她登報徵婚,筆記了那些男子;而今,這本書宛如光陰的刻痕,每隔幾年復刻一回,重刷上架,卻也不可思議的,雖是三十年前的作品,竟也如日月光陰那樣、好像永遠都是一本耐人尋味的新書。
最初,《徵婚啟事》只是陳玉慧的一場實驗,她登報徵婚,筆記了那些男子;而今,這本書宛如光陰的刻痕,每隔幾年復刻一回,重刷上架,卻也不可思議的,雖是三十年前的作品,竟也如日月光陰那樣、好像永遠都是一本耐人尋味的新書。
如紋身一樣,這已是洗不掉的人生印記
《徵婚啟事》卅年再版多次,每一次再版都會出版的作者自序。陳玉慧宛如以序言寫日記,讀者從序中爬行她生命各階段於婚姻的看法——20年、25年、30年,讀者每翻一頁就是一記輕快的彈指聲,五年的時間消融在幾行字裡,彷彿時間並未改變什麼,她仍然一本初衷地過著她的生活。
就連採訪這天也是,細雨的午後,陳玉慧落落大方的走進現場,她說你放心吧——「不會有什麼問題會冒犯到我。」活像不在乎歲月的人,彷彿她依舊有著30年前登報徵婚的坦蕩。見她拉長的睫毛,流轉的眼神,不介意一再重複回答這30年被問過的問題,也真的不避諱任何私人的問題。於是更加惹人好奇──難道時間真的不會改變什麼?
當然不是啊。時間改變她最大的一點,大概就是其看待《徵婚啟事》的心情吧。
「《徵婚啟事》成名得太早太快,當時是創新實驗,但文學性被低估了,所以一旦有人想談這本書,我就有點想避開,」陳玉慧後來陸續寫了不少大河小說,例如半自傳小說《海神家族》、或者歷史故事《瓷淚China》,這些作品甚至得了文學大獎,然而無論如何,到頭來都比不過《徵婚啟事》的名氣。
陳玉慧解釋這種感覺,大概像法國名攝影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看待自己的照片。她回憶:「我有個同學在當模特兒,跟布列松是朋友,有次我們到他家一起喝紅酒,從他口中才知道,布列松其實看不上自己的攝影,他想當的是畫家。我當時覺得好奇怪,他的攝影這麼有名,為什麼他覺得那些讚譽都不重要?但仔細想想,某種程度而言《徵婚啟事》對我的意義也是,那就是個實驗之作,我沒有看得很重,相較之下我更重視後來寫的那些小說。不過那也沒辦法,就像也沒什人在乎布列松的畫一樣。」
「不過這標籤現在也洗不掉了,就像是紋身一樣。」她聳聳肩,倒不是覺得無可奈何,只是現在能夠更寬心地去看待這個作品,道:「也許在當時,這個作品的價值就成立了,只是那時候的我更想寫歷史小說。但因這次的卅年版,我重新翻閱,回看裡面的章節段落,對自己的文筆完全不會害羞,甚至還覺得,這已是一部滿成熟的作品。」
愛情與肉體或婚姻,可以但也不必刻意分開來談
也因為《徵婚啟事》的緣故,陳玉慧的形象隱隱然被誤會成婚姻專家似的,從雜誌到網路報導,無可避免有諸多篇章詢問她婚姻的看法。然而可貴之處在於,有些問題無論她回應了幾次,始終保有一種自在與誠懇。例如她當初說過:「寫完這本書以後,我覺得我不會結婚了。」並也重複提及:「想說不要結婚的時候,就遇見了我的先生。」以及她在近年的訪談中,一再開啟的那句話:「離婚以後,我失去了純真。」
純真,她用的是這個字:「Innocence」。
「我覺得婚姻關係可貴之處,在於夫妻所有的一切都要共享,包括銀行帳號。我那時候很幸運地,可以碰到一個完全能夠共享的人,當時的信任超乎我生命中所有的經驗,甚至於超過兒時對父母的信任。」陳玉慧說。
近年,偶爾會有人將她的《徵婚啟事》徵友狀態,喻為如今的Tinder軟體。乍聽之下,陳玉慧似乎又成了一個作風前衛、接受各種可能性的女子。但和她多聊一點便會明白,她大膽實驗的外表,有一座穩固而堅強的內在堡壘在支撐。
雖然,她的確說過:「在電影版《徵婚啟事》(1998)裡,看到女主角和一位徵婚男士上床後,回家就哭了⋯⋯這一幕我不太理解。因為無論今天或三十年前,若處於一樣的情境,我都是不會哭的。」不過,她說她也不會刻意將性愛跟婚姻分開來談。因為愛情就是一切,而那之中應該也包括婚姻的可能性,我覺得愛情應該是『絕對全面式』的,不必刻意避開婚姻。」
「我沒有反對任何人去約砲,甚至還鼓勵這麼做,」陳玉慧補充強調:「但是約砲跟愛情並不是同樣的事。我自己也曾在愛情上非常執著,卻沒有肉體關係。或者是相反,我有個朋友曾與某人在肉體上非常契合,但她知道愛情並不是,卻仍選擇步上婚姻,結果兩年後還是分道揚鑣,我自己不喜歡二選一,覺得可以通過婚姻考驗的愛情才是真正的愛情。」
回過頭來,我們問:她曾有過的那段婚姻,最後是怎麼走到終點的?
對此,陳玉慧也沒有扭捏地說:「可能就是缺乏性生活吧?我應該多陪伴他、不要把那份純然的愛視為一種理所當然。」接著,又補充道:「我也不知道,反正人生有些事情是無解的,我們總是事後聰明嘛。」
若非如此,則婚姻可有可無
無論如何,《徵婚啟事》仍舊是細水長流地走到了三十周年。面對婚姻與愛情,我們能討論地當然不只是浪漫的說詞,陳玉慧說,她現在想來,更覺得婚姻確實也是一種主雇式的契約關係。
「離婚後,我遇見另一位德國男子,交往了一個月後,他每天逼我去做健康檢查,原來他在上床之前,想知道我有沒有什麼疾病,我大為不滿,有種不被信任的感覺,就把這件事情向我的德國的女朋友訴說。」結果呢?她的朋友竟跟她說:「我喜歡這種的,感覺做事非常細心認真,展現出一種想要長久跟你走下去的謹慎。」
陳玉慧露出一種「我就跟你說吧」的眼神,這些經驗讓她漸漸明白,婚姻與愛情果真沒有一套標準答案,有的就是默契而已。以至於她能夠在30周年的新版自序上,直接了當地說:「婚姻可有可無。」
婚姻可有可無。陳玉慧的這句話若斷章取義來看,彷彿她已什麼都不在乎,可若留心細讀,她是這樣寫的:「我喜歡二人共享,毫無保留的信任,假設不是那樣的婚姻生活,婚姻對我便可有可無。」
每個周年,《徵婚啟事》的重版印行,都像是一場輪迴,陳玉慧形容她的做序狀態,就像是有機會按下一個「reset」鍵,一切倒轉,人生又重新開始。雖然她也明白,任何事情都無法重新開始,唯有一件事她斬釘截鐵,「我不會再去徵婚了。」
人生有些事情可以直接地看見答案,有些又是無論時間怎麼沖刷也看不清楚明白,但她的信念未曾改變,前者如她所謂「使純真斷裂的離婚」,終究讓她明白再也無法回頭;雖然如此,她仍然認為,不悖離那份毫無保留的信任,才是婚姻真正的價值,並且──原來如此啊,這也才是陳玉慧所理解的,愛情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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