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2

蘇碩斌談文協百年（一）：文協的啟蒙精神，像極了「情書」

文協創立百年，國立臺灣文學館以「百年情書」特展來討論過往歷史，館長蘇碩斌分享從中如何看到文化推動社會的力量。

1921年10月，一群臺灣社會與文化菁英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那是臺灣第一次全島跨區域的組織，他們的目的是「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希望透過各種文化策略去提升民眾的知識和自主意識，推動進步理念，可以說是殖民體制下文化、社會與啟蒙運動的結合。

百年後的今日，臺灣許多地方都有紀念活動，其中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以「百年情書」特展來討論當時知識分子和創作者與民眾的關係。館長蘇碩斌本身是一名視野深刻的社會學者，專注文化研究，我們特別邀請他來分享，百年之後，如何看到文化推動社會的力量？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百年，臺文館有怎麼樣的紀念活動？

蘇碩斌（以下簡稱蘇）：今年文化部全體總動員紀念與慶祝1921年10月17日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100年，我服務的臺文館，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等，都策畫了特展來回顧。

臺文館的特展名為「百年情書」，是對文協核心精神「啟蒙」的一種新詮釋。啟蒙為何重要？我們還需要100年前同樣的啟蒙嗎？當年的啟蒙，是知識分子先吸收了西方文明、渴望邀請全臺灣的大眾加入，希望臺灣人一起進步幸福。

1921年創會章程說「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蔣渭水那年底發表〈臨床講義〉診斷過去的臺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處方是最大量的學校教育、圖書館、讀報社等；這個啟蒙很直白，不識文明的蒙昧者必須啟迪。

但是，文協不是鐵板一塊，啟蒙也不只有一種。文協1921年創立、1923年遷移到臺南、1927年左右分裂，1931年不管是左派連溫卿的新文協或右派蔣渭水的民眾黨，都遭到總督府查滅。所以如果紀念文協是指組織，其實十年就沒有了。

但是，文協的啟蒙精神一直在。以「情書」來重新詮釋啟蒙，就是想探討文協內在的精神、情感。啟蒙，可以解讀為知識分子追求臺灣大眾、許諾共度幸福一生，是不是像極了「情書」？歷史考察到的啟蒙方法很多，「百年情書」展覽提出六封。

蘇：第一封情書的作者是1920年代的賴和。他的小說並不好讀，因為故事多半反覆猶豫，〈蛇先生〉、〈鬥鬧熱〉這些，乍看像在宣揚大眾應該接受文明，但一翻頁又像在質疑文明真的好嗎？他有一篇有名的散文〈無聊的回憶〉有兩句，「時代的進步，與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啊」，很深奧，在檢視啟蒙不能太樂觀。所以這封情書吞吞吐吐，是有別於直白追愛，有必要重新讀一次。

展場共有六位文協情書，代表六種啟蒙方法。1920年代的代表，除了賴和還有推廣白話字的盧丙丁。展場更強調1930年代，那時雖然文協已經解散，但啟蒙大眾的方式更有情有義。最重大事件是1934年張深切發起「臺灣文藝聯盟」，邀請更戲劇、電影、文學、音樂、美術的人聚集，他們更熱絡到民間找大眾，對待大眾的視角也更低，距離更近、手段更溫柔。所以1930年代算是延續了文協的啟蒙精神。

1930年代四位情書代表，有繪畫的陳澄波、流行音樂的林氏好、民間文學的李獻璋、戲劇的楊逵。陳澄波貼近礦工生活而畫，林氏好情願將聲樂的學理應用在流行曲盤，李獻璋採集人民傳唱的民謠童謠，楊逵則用戲劇和大眾正面相對。在展場裡，他們都化身成為說書人，用自己的情書講解如何向大眾傳遞情意。

好，那麼多人在追大眾，哪一位最後成功？誰讓大眾成為文明人、成為世界人？事實有點殘酷。用當時號稱人民喉舌的《臺灣民報》來算，發行量一期估計一萬份，一份報紙傳給五個人看，頂多影響臺灣300多萬人口的五萬讀者。這個比例，恐怕讓人很沮喪。

情書寫了，但好像沒人追到手，用當代的玩笑話，都是魯蛇。但我們要問，魯蛇會不會翻身？文協的啟蒙實際人數可能有限，但是文協的精神，真的傳遞很久。臺灣人認為文化可以改變社會、而且不靠政府、自身完成，這種精神在臺灣是第一次，後來就一直出現。

鐵：戰後很長一段，人們並不知曉文協的歷史，可否大概跟我們介紹文協重新被臺灣社會認識的背景。

蘇：文協和文藝聯盟之後不久，1938年臺灣就因為戰爭而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到大戰結束，臺灣竟一夕之間歸屬到中華民國，再不久，整個中華民國在臺灣了。

曾經有過的日治時代，突然變成禁忌、被遮掩。文協重新成為歷史知識，是1980年代末學者的挖掘，距今也才30年。重新出土的臺灣文化協會，早先多偏重幾位領導的英雄人物、文化運動也多置入更大的框架「民族運動」裡頭被理解。現在，應該可以有更細膩的詮釋。

我們必須審慎看待文協選擇「文化」作為關鍵字的意義。文化活動與政治活動不同，差別是，政治活動以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為職責，例如同一時期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兩個的時間點、參加者都高度重疊。但我認為，文協的重要性特別深遠。文化改造的目的不是權力分配，而是要腦袋永遠打開、讓新思想進來。即使活在敵人的地盤，只要腦袋打開，希望就存在。

文協的想法，與西方文化理論其實不謀而合，也就是要問什麼是真正的解放。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獄中札記》記到，他看到1917年俄羅斯革命好像是成功的農民政治革命，但卻擔憂革命後人民並不自由，因此思考真正的解放需要知識分子的有機連結，也就是搶攻腦袋的「思想陣地戰」。葛蘭西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走向。

蘇：文化的解放，在腦袋的符號運作，不同於政治革命。因為我們要注意，甚至民主都不是終極的解放，因為民主的弔詭是可能以民主形式選出極權政府。文化啟蒙的精神，臺灣人可以出現第一次，就會出現第二次。日治時代的臺灣人在議會請願運動之外，還想像並創立了文協，臺灣真的應該珍惜。

鐵：我覺得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對文協來說，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是三位一體，文化不只是創作，還透過去各地放電影、演說、演話劇，把文化當成一種運動。

蘇：文化協會在1921當年就刻意在表面上迴避政治，以換取總督府容許文化運動。所以確實，是將政治、社會改造放在文化來完成的三位一體運動。文化當然不是狹義的文藝創作而已。文化是Raymond Williams所認為世界上意義最複雜的字，既指涉人的基本教養、指涉人的創作技術，更重要的是，指涉特定人民的生活方式。

蘇：不是菁英才能夠有生活方式，人民和大眾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此一來，大眾也擁有文化。回頭看1920年代文協的知識分子，比較傾向站在高位教導低位大眾，但1930年代文藝聯盟的文化人已經在懷疑，只能知識分子拯救大眾？所以要更謙卑地面對大眾。

1930年代的啟蒙趣味，在於體認到大眾有智慧。陳澄波的畫，並不是畫完再拿去啟蒙大眾，他走進大眾裡面。「百年情書」特展這回特地向陳澄波基金會借展一幅名為〈群眾〉的畫作，是陳澄波深入市井生活、捕捉群眾樣貌的特殊作品。如果大眾有智慧，反而是知識分子應該來求取，讓大眾解放大眾自己。這樣的文化無疑是一種運動，甚至在政治、社會運動的層次之上。

再舉展場的林氏好為例。她是音樂老師，本來和丈夫盧丙丁做社會運動，丈夫被警察盯上、逃亡失去音訊後，林氏好為了生計去參加歌手招考，成為古倫美亞唱片旗下的流行音樂歌手，唱紅了〈一個紅蛋〉、〈月夜愁〉，也到日本學聲樂，再將歌仔戲演員純純訓練為臺語歌一線歌手。

我們怎麼看林氏好？在向商業妥協？未必，她更心存社會關懷在與大眾溝通。另一位1930年代的李獻璋，堅持保存歌謠、民間文學、傳說的民眾智慧，一人採集、出版，遠早於戰後許常惠、史惟亮的民歌採集運動。這些實踐案例，都讓我們看到臺灣1930年代的啟蒙，也符合西方左派文化解放的方向。

蘇：100年前的臺灣文化人，已具有世界的遠見。「百年情書」展場有一條走廊，掛滿西方哲人的摘句，狄更斯、杜威、托爾斯泰，這並不是亂貼應景，而是策展團隊根據文協成員賴和和劉青雲的書單循線找來的。我這裡也有一筆資料，是李篤恭的文章。'

1918年出生的他回憶年輕時，「只要稍微有辦法的，家家戶戶都會購置幾十大本為一套的世界大思想全集、世界文學全集、日本文學全集，大人們開口叔本華、笛卡爾，康德、萊布尼茲、貝多芬、林布蘭特······。」聽到這些名字，就知道那時臺灣亦步亦趨跟著世界最新思潮，我們今天倒要感嘆好像沒有進步太多。

鐵：這也是我想問的，百年前他們主要是精神啟蒙，那你覺得百年後的今天，文協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發會是什麼？

蘇：運用手上既有的材料、大膽想像美好的未來。我想強調，文協的實踐和文協的精神，文學都是很根本的主力。文學和藝術的特殊能力在於不願承認現實社會是完美的，因此必須想像還有第二世界—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可能到來的second world。臺灣1920年代代表性的文化創作，最早就從文學開始，尤其是新小說。藝術全面開花，要到1930年代，美術、音樂和戲劇都來了。

甚至有人發現臺灣沒有舞蹈，還從日本聘請著名的石井漠、崔承喜來到臺灣演出，身體線條的美就啟蒙了蔡瑞月。現代舞呼應了反纏足運動，並且更積極讓女性身體解放、帶動社會解放。日治時代的文化運動，真的留下遺產。所以我們如果承繼文協的啟蒙精神，就不可以認為有民主、有選舉、有自由就可以。不能停下來。啟蒙的精神是，對現實永遠不要滿足，必須不斷想像第二世界。

鐵：因為你自己也是學者，所以純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你覺得我們對那段歷史的認識，還有什麼其實是不夠理解，在學術上可能要更多研究？

蘇：1980年代末期，周婉窈、林柏維等幾位老師投入文協研究，透過重要的領袖讓我們知道歷史，例如林獻堂、蔣渭水這些最熟悉的人物。但是後來漸漸發掘，其實全臺灣都遍布文協人，在各個地方、各個領域發揮。這絕不是說林獻堂、蔣渭水不重要，或是說文協領袖不是英雄。

我們社會已經成熟到不會迷信英雄主義的歷史觀了。英雄主義只能看到英雄創造歷史，但文協啟蒙的英雄，不是置身群眾之外的英雄，而是活在群眾之間的英雄。甚至可說，啟蒙希望所有人成為英雄。這種力量也不是齊頭平等，不是喊幾句共榮共富、劫富濟貧就能完成。人人都是英雄的具體做法，文協運動就散布臺灣各地。

鐵：文協當時涉及的地域含括很廣嗎？

蘇：文協在1921年10月17日成立時，應該就刻意在平衡地域，那時臺灣的行政區分是五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文協大會選出理事41人、評議員44人，各州都有，活動也是到處都有。當然臺北市太平町還是最重要基地，但臺中、嘉義、臺南也都有大量活動，花東稍微空白一些。

臺文館正在編一本文協的地景書，共選了很有故事的地景一百點，一百點（tsi̍t-pah-tiám）臺灣話是一百個，也是一百分，將在10月出版。文協一創立，文協人就在各地推動，學校、公會、廣場，是最一般的地點，但很多活動辦在寺廟。

寺廟？文協不是都反對迷信？很有趣，因為那裡有最多臺灣人進出，是啟蒙的絕佳場地。1921到1930年中期的十幾年間，讀報、講座、美術、音樂，環繞全臺灣，臺南祀典武廟是基督教徒蔡培火開設羅馬字培訓的班址，臺北站前新光百貨當年是鐵道飯店，也有臺灣美術運動宣言。按照地圖去找，臺灣還能看到文協歷盡滄桑的痕跡。

我是空間研究者，我認為，文協有一個空間上的重要意義，他們把全臺灣設想為一個邊界清楚的共同體、而且以全臺灣為單位搞組織，都是臺灣首創。清代以前，並沒有全臺灣一體的概念，各族群的人都局限在他的地方社會，只注意身邊利益關係，不會關注全臺灣的。日本殖民現代化統治，把臺灣原有的地方社會打破，但同時，也為「臺灣成為臺灣人的臺灣」留下契機。

例如1908年的縱貫鐵路，迫使臺灣人遵守同一套鐘錶時間，也知道可移動的空間範圍，就這樣形成全臺灣的共同邊界。《臺灣民報》創刊詞有句口號「最親愛的三百六十萬父老兄姊！」根本是臺灣「想像共同體」的證據。因為民報發行量一萬份、頂多五萬人看，憑什麼講360萬？那句口號，是把全臺灣人口都當作是理想的對象了。

◧ 待續，全文請見《VERSE》第8期

蘇碩斌｜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戶籍在臺北，出身於臺南，原修讀社會學，現任教文學所。研究都巿、觀光、媒介，日常以三餐、甜點及咖啡為主節奏而往復前行，最近在思索文學如何介入社會，順便期待後現代的人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