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18

池上鄉何以成為東台灣的「真實烏托邦」？

台東縣池上鄉是全台灣自我經營最成功的鄉鎮之一，但，池上是如何成為池上？在地人凝聚共識、作出行動，在新時代中面對新挑戰，也為地方帶來新的可能性與想像。

池上鄉著名的觀光地標——金城武樹。（圖／Shutterstock）

【編輯前言】台東縣池上鄉是全台灣自我經營最成功的鄉鎮之一，但，池上是如何成為池上？在地人凝聚共識、作出行動，在新時代中面對新挑戰，也為地方帶來新的可能性與想像。（註：文章標題和文內段標經VERSE編輯、改寫，部分段落經刪減。）

2020年8至9月間，距離鬧區約兩公里的樟香綠廊，也就是池上市街往西走的台二十甲線，路邊橫掛著長長的白布條，大大黑字寫著「無能的代表會配合鄉公所出賣池上」、「池上人不要光電」、「財團滾出池上鄉」。隨後幾日，街區穿梭一輛小型貨車，不但掛著「光電滾出池上」、「電來了／人沒了」等標語，還用擴音器傳達鄉民反對在鄉境設置太陽能板的立場，甚至揚言要罷免鄉長。與此同時，臉書社群「池上人」也開始出現大量相關討論。台灣近幾年綠能發電的議題，在池上正式浮上檯面。

在這次的太陽能板事件發生之前，光電業者已經在池上尋覓適當土地一段日子了。福文村的這塊農地，地主原本以一公頃每期四萬元租給人種稻，後來有人找上地主，以一公頃每年20萬，承租20年。暑假過後，大型機械開始進駐整地，光電業者準備在此種電的消息不脛而走。這個地方剛好在火車站附近，從月台上往西邊望過去特別顯眼，引發的反彈也特別大，前述反對鄉公所與鄉代會的聲浪也因此爆發。

鄉長張堯城於是聯絡縣政府、立法委員、縣議員、鄉代表會、村長等，與地主和光電業者開會協商，時間訂在9月4日上午10點，地點則在那塊農地旁的馬路邊。由於前一天才正式發出通知，又不是假日，因此原本預定應該只會有五、六十人出席。沒想到，筆者當天不到10點到場，塑膠布棚下的椅子已經坐滿了人，後來湧進的人潮不但站滿整條馬路，甚至外溢到一旁的稻田裡，人數估計在200至300之間。

池上鄉景色。（圖／Shutterstock）

張堯城一開始就表明支持政府的能源政策，也指出此案已經通過經濟部能源局與縣府主管單位的核准，所以在這塊地種電完全合法。但同時強調這個申請案不需經過鄉公所的同意，鄉公所與鄉代會都是前一陣子才得知這項消息。張堯城並未直接反對在此設置太陽能板，但提出兩個層面要地主與業者斟酌，考慮繼續執行種電計畫的必要性：第一，此地附近十多公頃已經通過都市計畫，不久後地目將可變更為建地，預期增值幅度頗大，因此在此種電未必就是最好的投資方式；第二，太陽能發電後，必須在鄰近的馬路上設置電線桿才能將電配送出去販賣，但馬路的土地屬於鄉公所，如果鄉公所堅持不同意電線桿的設置，業者有可能血本無歸。

當天地主並未到場，業者極力說明光電帶來的好處，尤其是對地方的回饋機制，但隨即被發言的群眾一一反駁。兩小時後達成結論，業者主動表示放棄此案，但有一個條件：縣政府與鄉公所協助找到其他合適的地方設置太陽能板，以彌補其損失。

當天到場的鄉民相當多元，除了民宿業者、餐廳老闆、糧商、農民，也有當地的一般民眾，雖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但都一致反對在此地設置太陽能板。一個月後筆者再度前往現場，機具都已撤離，連原先畫好預計設置太陽能板的白線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次的風波讓人聯想起2004年保存無敵稻景的電線桿事件。儘管時空背景有別，但基本上都是因為當地民眾聯合反對，而成功阻止了某項地方建設。相隔近20年的兩次事件，見證了池上人對維護生態環境的共識——即便這種共識並非所有人都一致。筆者認為，「不犧牲環境生態的前提下，首先重視稻米產業為主軸的農業，然後規畫地方的各項發展」的願景，某個角度來說，已經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在池上形成許多在地人的共識。然而，這樣的共識會持續多久，池上的未來又會如何發展，都有待慢慢觀察。

稻米是池上鄉經濟與文化的經營主軸。（圖／Unsplash）

重新定義「地方」

相對於台灣西部，池上這樣的東台灣鄉鎮，直到清代光緒年間平埔族人移入前可說無人定居，因而可以較清楚地追溯地方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池上地區自1830年代開始有西拉雅系馬卡道平埔族人與恆春系阿美族人定居的紀錄，當時國家力量尚未進入此地區。1875年清廷駐軍後，其他人群才陸續遷入，包括漢人與之後的日本人。日治以後，當代國家治理技術逐步影響池上。

20世紀初期，相當於今日池上鄉境的「新開園區」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單位，此一轄區的劃分，對後來的池上地方發展有頗大影響。亦即轄區面積偏小，地形相對完整，使得池上鄉在地域人群的整合上具有優勢。加上早期居民為了防備來自中央山脈的布農族，不分族群住在海岸山脈西側，也構成許多池上居民共同歷史記憶的一環。

到了1930年代末期，在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和產業政策下，漢人人口開始超過較早遷入的原住民，而且比例越來越懸殊。於是，漢人成了池上地方社會發展的主導動力。戰後的1950年代，每年一度的元宵遶境成為整個池上的重要活動，越到晚近越為重要，連原住民也踴躍參與，而這也成了1991年池上首度建醮，並且是由鄉內三大廟（玉清宮、保安宮、池上鄉福德宮）聯合舉辦的基礎。

進一步觀察，19世紀末期，池上才開始受到國家力量支配，但日治之後的警察官吏制度、土地登記制度、戶籍登記制度乃至學校教育等，無不使當地居民籠罩在威權統治之下，此一剛開始建立地方社會的移民地區，深深受制於國家政策，其中尤以人口、產業、土地政策最為關鍵。前兩者對於池上的原漢人口比例影響較大，第三者則左右了當地經濟形態與規模，也造成家庭農場的盛行。

一般人或許認為，由於當代國家治理較晚進入，位於邊陲的東台灣可能受到國家的影響較小，但池上的案例卻顯示，國家的宰制力量在此更為顯著。主要是因為，日治初期政府認為東部地區地廣人稀，有利於開發，於是實施一連串的政策，一方面收奪原住民的土地並利用其剩餘勞力，另一方面透過官營或民營等方式，移入外來人口，進行糖業及其他熱帶栽培業。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台灣引入大量外來人口，並以自行開墾、承租等方式在當地定居，之後在三七五減租、土地放領等政策下，官方的大型事業地轉而由當地居民取得，於是各家庭擁有土地偏少、以小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形態盛行乃成為地方社會一大特徵。而且因為農業是池上的主要產業，碾米廠也因而成為當地最主要的企業體。在這樣的社會發展基礎上，家庭不但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人與人間的平等性也得到高度彰顯。

池上鄉特殊的地理條件、歷史發展及官方的觀念引導，發展出屬於「池上人」特色的地方認同感。（圖／Shutterstock）

當然，家庭與家庭之間仍會出現貧富的差距，例如經營小商店或碾米廠的通常比較富裕，但這樣的家庭常會透過修橋鋪路、捐助興建學校等行動，一方面展現其善行，另一方面回應可能會被批評「為富不仁」的道德壓力。他們在廟宇的民俗活動中也會以不同形式比一般信徒負擔更多經費，例如演平安戲時捐獻較多的戲金、建醮時擔當不同等級的「燈首」之類的。在儀式中認捐更多固然具有「得到更多神明庇佑」的意義，但這樣的行為模式也有財富重分配的意義，可以視為傳統社會中展現共享、共善的一種方式。這樣的文化傳統，至今仍清晰可見。

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使當地民眾早已有了相當於一個鄉的地方認同感，於是奠基於傳統「公」概念的共善與共好，到了1990年代之後有了新的表現形式。從《池上鄉志》的編纂、大坡池的整治，到池上米的認證，我們看到池上鄉民以不同於鄰近鄉鎮的方式投入地方事務，一方面面對新時代的新挑戰，另一方面以超越村落、社區的尺度，善用外部資源來進行社會改造。最後，在以重視環境生態，並以稻米種植為地方產業主軸的前提下，發展出以鄉公所為單位，進行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提供鄉民相當優渥的社會福利。這段最近30年的發展饒富意義，值得仔細討論。

從池上的歷史發展觀察，1987年的解嚴顯然具有重要的影響。整體而言，1990年代之後，隨著台灣社會的政經發展，以及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的影響，池上鄉各村於1993年起紛紛組成社區發展協會。在官方的經費與觀念引導下，地方動能被激發出來了，並發揮了很好的社區功能。大約也在同一時期，轉型後的救國團池上鄉團委會以及池上社教工作站等團體，以全鄉為活動範圍，經由團康活動、社會教育等方式，為池上帶來新觀念與新想像。

池上米不只關乎農業，2009年起舉辦的「秋收稻穗藝術節」成為另一項池上鄉地方創生的機會。（圖／Unsplash）

新自由主義下的地方未來

台灣社會推動「社造」，大抵透過「物」的營造，進而達到「人」的改造，池上則略有不同。所謂的「物」是指社區公共事務，大多數從社區綠美化、閒置空間改善再利用為據點，也有部分為在地歷史、文化，1990年代如雨後春筍成立的「文史工作室」即是。池上卻是一開始就關注「人」的凝聚和改變，強調全鄉性的生活共同體概念，大坡池的生態保育便是一個實際實踐的案例。

曾旭正在討論1980年代起台灣社區尺度的社會集體行動時，將社區行動分成兩大類：一是因應「危機」而產生的社區運動，另一是為「改善環境」而動員起來的社區運動。池上的大坡池保育行動應偏向後者。簡要言之，2000年成立的「池潭源流協進會」主要是針對政府過度開發的不滿，「目標在於改良、提升社區的環境品質」，而且倡議者的確大多來自地方上的中產階級。但筆者要強調，若沒有救國團與社教站的觀念啟發，並激起鄉民「愛鄉愛土」的情懷，大坡池的民間種樹活動不易成功，也不可能有鄉公所日後的改弦易轍，政策方向從強調開發轉向重視生態環保。

不論是大坡池的保育，還是阻止在稻田間設置電線桿，這些行動的確來自於外來新觀念的啟迪，但池上由於地理條件與歷史發展的因素，早在1950年代之後即已孕育出超越村落的地方連結。這種連結在元宵遶境中逐漸形成，並在1991年的首度建醮中充分展現，2000年之後的社造風潮順利架接在這樣的基礎上，2005年池上米認證也是基於此連結才得以成功。

池上鄉嚴然成為東台灣的真實烏托邦。（圖／Shutterstock）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21世紀之後，國家治理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而有了政府體制的調整。除了池上米認證外，2008年開幕的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便是在各級政府與民間企業以BOO方式、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國家政策協助下財團進駐池上的例子。從這個角度觀察，影響地方社會深遠的池上米產地認證，其實跟政府加入WTO後有意培植地方競爭力有關，而農委會農糧署推動的稻米產區集團契作，也是在此脈絡下的政策思維。

當然，池上米認證的啟動者來自當地米商，不容否認其有商業利益的考量，但若沒有把部分利潤分享給農友的想法與做法，亦無法得到地方上具有公信力的池潭源流協進會支持。有趣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原先模糊的「池上地方社會」，越來越向「池上鄉」靠近。換言之，在大坡池保育與電線桿事件中，參與者雖然會強調「為了我們池上好」、「池上人的整體利益」，其實這裡的「池上」缺乏一個明確的地理界線。但到了池上米認證必須符合WTO精神、以行政區域為單位後，「池上鄉」的重要性益加突顯。以種植稻米的土地位置作為認證依據是其一，以居民的戶籍是否在池上作為發放池上米優惠卡依據是其二。也因此，越到後來，鄉公所在地方上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也就是說，進入新自由主義當道的時代，「共好、永續」是許多鄉民的共識，鄉公所一項項再分配的政策出爐，宛如一個「真實的烏托邦」出現在東台灣鄉間。

書籍介紹

本文收錄自《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
出版｜左岸文化
作者｜黃宣衛

池上，或許是台灣最有名、自我經營最成功的鄉鎮。

池上如何成為池上？或許我們該問的是：台灣的地方社會具備怎樣的能動性，除了壯大自身，更為台灣的未來摸索出一條可能的出路？本書從講述這塊平原的歷史及人群開始。從清代到戰後，不同統治者的治理政策及疆域劃定，地理政治上的界線逐漸明確；從島內到島外，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住民陸續移入，產業生計、人群互動、宗教儀式，一步一步凝聚出池上的「地方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