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貞年（左）與陳芯宜導演（圖片／蔡耀徵攝影）

陳芯宜與柯貞年都在40歲前完成了第一部長片作品，但他們的作品《我叫阿銘啦》與《無聲》卻相隔了20年。這20年來，電影世界發光的多是男性的眼睛，女導演們去了哪裡？或者，生理女性作為導演為何仍然鮮少？女導演們的電影，就是充滿女性意識的電影嗎？

一個導演的誕生 一個女性的養成

大學期間，就讀元智大學資訊傳播系數位媒體設計組的柯貞年，擔憂未來出路，考進世新電影所才找到自己熱愛故事的基因。笑稱自己有個「通靈阿伯」父親，從小側聽、旁觀世間情，算命桌邊圍繞的人間百態讓他深深對故事著迷。

家住菜寮的他自我調侃是「菜寮公主」，怕曬黑、怕蟲咬，原本不想當導演，得把肉身曝曬在外，父親也勸他「女生當導演太辛苦」，卻反而激起他執起導筒的決心。

柯貞年以短片《無名馬》、《溺境》在金穗獎、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嶄露頭角，執導影集《天黑請閉眼》廣獲好評。在影視創作的路上琢磨多年，今年終於推出首部長片《無聲》。在電影的世界裡他仍是「新導演」，2020年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項的五位入圍者中，他是唯一的女性。

柯貞年說：「女生也可以做得很好、也很有才華，我還是覺得女性太少了。」而他也自然地賦予了一些任務給自己。柯貞年總是帶著妝、在意穿搭、個子很小，說起話來卻快狠準連珠砲似地無所畏懼。他在意公平，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無論是對劇組裡頭的女性工作人員或故事裡的女性角色。他堅定地捍衛身邊的女性，自帶俠氣。

在導演的位置上總是較能受人尊重，《無聲》的導演組全數為女性工作人員，倒也讓柯貞年擁有最美好的經驗。「終於有女性可以站在導演的位置運籌帷幄，而我更想為受到不平待遇的女性同仁發聲。」柯貞年說。

當陳芯宜回想20年前完成第一部16釐米長片《我叫阿銘啦》時，他說，若不是在黃明川電影社學拍片，根本不可能在那個年代成為一名女導演。在對於性別身份的框架仍然強烈的時期，女性不能坐攝影箱的潛規則仍然存在，甫從紐約返台的黃明川心中無此窠臼，但陳芯宜仍再三確定黃明川允許後才敢坐攝影箱。

就讀輔仁大學期間，陳芯宜自認是激進的，相信性別議題需要流血革命才能被看見，寫了許多論述與劇本，包括一隻寫遺書的手將身為女性的自己的所有器官都抹煞的故事，試圖透過故事刺激更多討論與辯證。縱然如此，剛開始學拍片的他仍然對坐在攝影箱上心懷畏懼。

《我叫阿銘啦》終於拍攝完成，聲音後期卻遇到了一個對女導演嗤之以鼻的師傅。當年陳芯宜和夥伴樓一安導演一起拜訪師傅，卻感受到對方不願理解陳芯宜在導演與聲音製作方面的想法，就因為他是女性，便以長輩的高姿態以待；唯當樓一安提出想法時，才願意多加傾聽。

師傅的差別待遇與難以溝通，讓陳芯宜耗神耗力再到中影讓胡定一師傅、曹源峰老師重新製作一回，才讓作品得以順利完成。在那樣的時代，黃明川電影社是獨立製片團隊，攝影、燈光、收音都得學，無所不包的訓練、獨立製作的精神，才讓陳芯宜能突破重圍，以導演之姿帶著《我叫阿銘啦》踏上電影之路。

導演陳芯宜（右）與《我叫阿銘啦》主角「阿銘」於2016年高雄電影節映後座談。（圖片／高雄電影節粉專）

故事中與故事後的女性

柯貞年的第一部編導劇情長片《無聲》，以聾啞學校師生與同儕之間的性侵事件為背景，揭開封閉環境中性霸凌的惡性循環。在故事的輪迴裡，在承受無數侵害的女性主角姚貝貝心中，柯貞年給他的寄託是〈八仙過海〉中的何仙姑。

縱然何仙姑不一定可信，但母性的美好是處在邊緣的姚貝貝需要的寄託。當被男性欺凌之後，一個女性需要的力量會是來自女性。但相當微妙地，有時候卻是女性偏偏為難女性，《無聲》中屏蔽事件真相、讓受害者深陷泥淖的校長，也正是女性的角色。《無聲》談性侵、性別權力，同時也涵蓋了性別角色的曖昧性。

2018 年紀錄片《尋找乳房》源自陳芯宜大學時寫的同名動畫劇本，一個一覺醒來失去乳房的女性，為了讓孩子、老公認得自己而去找乳房的故事。陳芯宜原本要拍自己，後來轉了一個方向，找來30個女性聊自己的女性經驗，包含身體與生命。

《尋找乳房》至今仍在巡迴放映，對陳芯宜而言，這部紀錄片更像是一個引子，期盼能引發更多討論與個體經驗。在韓國首爾女性影展放映時，總是素顏、穿著樸素，習慣搭配長褲的陳芯宜受到觀眾提問，「為什麼你可以不化妝？」一個簡單的問題反應韓國社會中性別框架的肅穆。

回到台灣，陳芯宜卻又被批評《尋找乳房》並未提出新的觀點，他想：若這些議題30年來都談過，現狀卻仍如此，究竟什麼才是更新、更值得談的題目？

說故事的女性或女性的故事

有別於《我叫阿銘啦》以年長男性遊民為主角，2007年陳芯宜的第二部劇情長片《流浪神狗人》談階級與殘缺，當說故事的人是女性，作品是否就有絕對的女性觀點？後設地來看，陳芯宜的作品中，有力量能承擔、一肩扛起命運的幾乎都是女性，例如《流浪神狗人》中的手模青青、散打搏擊好手Savi。

正在製作新影集的陳芯宜分享，劇中一名擁有神奇能力的推拿師父，角色原型就來自他之前紀錄片《行者》中的編舞家林麗珍，並融合一些帳篷劇導演櫻井大造的色彩，只是最終被寫成了一個男性。

有趣的是，從短片《無名馬》、《溺境》到第一部長片《無聲》，柯貞年的故事裡，主要的敘事角色幾乎都是年輕男性，這也是他有意識的創作方式。講述柯貞年自身遭霸凌經驗的《無名馬》中，兩個男性角色其實都是柯貞年自己。

「我喜歡從男性的角色去說故事，因為那不是我，可以更客觀一些，像是站在旁邊把自己放進去。」他認為，當角色性別與創作者性別反轉，扭開了距離，模糊直觀判斷，能更撐開解讀空間，讓投射成為折射，眼光更加立體。

大學期間「女性電影」的課堂講義陳芯宜都還留著，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記，這是他生命經驗中意識焦點的筆記。在影像創作的路上疾行20年，他的確感受到身為女性導演，必須更加用力地展現自己的才能、交出更加突出的表現才能被看見。

柯貞年才剛起跑，卻也在尋找資源、籌措資金時感受到女性才會面對的窘況。將議題拉遠來看，在男性仍比較容易被信任、且似乎永遠都比較可靠的狀態下，社會對於「男性形象」一面倒的崇拜，讓氣質陰柔的女性導演在資源角力時淪為弱勢。資源取得不易，興許也是較少女性創作者能出頭，甚或願意出頭的原因。

陳芯宜與柯貞年都不將自己定義為「女」導演，他們認為，以性別為主要角度檢視創作、創作者歷程，或許是自我限縮。

柯貞年始終希望自己是因為才能被肯定、被看見，女導演的身分只是外界看待他的方式。脫開被世界按上的女性標籤、善用女性獨特的眼光，以女性的姿態持續創作，交出作品供世界評論，或許才是身為創作者的他們，持續努力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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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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