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開自由的想望:國家人權博物館,帶你探勘台灣歷史幽暗處
人權館是面向普羅大眾的文化機構,有責任搭起不同族群、世代間的溝通橋樑,持續透過藝文的力量,為人權正義發聲。
台灣的轉型正義起步較晚,距黨國高壓統治時期已有些遙遠,隨著受難者凋零老去,集體記憶的保存與重現成為艱鉅的工程。不論官方的國家人權館,或民間的文史藝術工作者,要如何典藏並重組記憶拼圖,甚至更有系統地辯證國家、人民的責任?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以及今年綠島人權藝術季策展人高俊宏三位專業者,本回相聚分享他們以文藝追求「正義」的任務。
「50年代是台灣歷史上黑暗隱晦的時代。從來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記錄這個時代台灣民眾血跡斑斑的受難歷史。這個時代的受難事蹟的翔實闡明,將有助於確立台灣民眾的被壓榨的尊嚴。」——葉石濤,收錄於《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一)》
今年初次踏入位於景美的國家人權博物館,正好是4月7日言論自由日。這天在館內有個展覽開幕—「剪出來的電影史:戰後電影審查特展」—這主題選得頗有意思,比起以往觸及人權議題總是血淚淌流、令人敬而遠之,這次探討早期電影審查歷史少了肅殺之氣,卻多了詼諧感(比如展覽呈現早期禁止色情電影,但民間也無所不用其極地在膠捲中插播)。
「辦展覽不是為了懷舊講古。」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解釋,人權館是面向普羅大眾的文化機構,有責任搭起不同族群、世代間的溝通橋樑,所以體現人權價值的手法要更柔軟、更具靈活度。自2018年創館以來,人權館大量透過展演、藝術創作、電影、文學出版等媒介聚焦目光。「我們沒有特定的政治意識型態,近年最讓我欣慰的是,越來越多外省族群願意來參加人權館活動。」陳俊宏笑道。
透過藝術 使過去順利地通往未來
台灣的白色恐怖年代長達四十餘年,自1950至1990年代初,國家迫使一群「思想異類」成為政治失語者,視他們為國家安全的必要犧牲成本。即使1996年總統改為民選後,再經歷過三次政黨輪替,白色恐怖已不是禁忌,而人權團體、民間及政府組織,或者出版、影視娛樂和藝術展演也開始重新描繪、詮釋那段絕望噤聲的時代。
就算30年前楊德昌已拍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萬仁也在1990年代以《超級大國民》寫實描繪白恐倖存者的創傷,但台灣人對那段暗黑歷史依然陌生。
「台灣的轉型正義最初是由究責、賠償、公開真相、制度改革等層面去處理過去的『不正義』,但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工作,是喚醒所有台灣人體認白恐的本質,使它成為我們的公共記憶。」陳俊宏強調,博物館作為文化機構,不像促轉會能藉由法律或政策工具處理案情,卻能更彈性地運用藝術介面作為邀請,吸引公眾親身理解歷史的晦暗不明處。
「Make invisible visible」,本身是政治哲學學者的陳俊宏解釋道,人權館成立的目標十分明確,企圖讓那些未被聽見、看見的受難者與加害者兩造皆獲得理解,「社會需了解他們的具體處境,並非以個人角度去評判,而是由整體環境的結構不正義去解析歷史。」
無論是加害或受害者,還有他們的後代子孫,以及沒有直接關係的芸芸眾生,應當要有更多元的切角還原白恐的方方面面。「如前面所提,促轉會在處理白恐案件時較無餘裕展開與社會的對話。因此當我任職人權館時就想到,要把轉型正義界定為一場文化反省運動。」
陳俊宏憶起2018年南非前大法官奧比.薩克思來台參訪,與他分享南非面對政治創傷的經歷,且深信藝術能夠打開對話並展開思辨。這場交流影響陳俊宏很深,「大批白恐受難人士,包括統派、獨派、中華民國派,也有純粹被冤枉的……只有藝術形式能廣納一切,可以不帶教條地切換複雜情境,甚至能讓不直接相關的外圍者也共同參與其中。」
思考越多 越理解我們需要何種轉型正義
2020年,台灣的民主指數在《經濟學人》排名位居東亞第一,然而,「我們現在就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嗎?」藝術家高俊宏如此提問。今年由人權館主辦的「綠島人權藝術季」,邀請高俊宏擔任策展人,他將綠島亟需被深掘的問題分為兩個層面:其一是從綠島遺跡看「白恐監禁」,其二是現代綠島居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如何被迫「離散」。不論是遭凌遲審判、囚禁或被迫離鄉的「身體」,皆緊扣著人權題旨。
藝術不只想探討白恐造成多少冤獄,創作也非為了索賠或翻案而調查真相。高俊宏的策展論述從過往探至今昔—在白恐開始的1950年代,國民政府推行土地改革,欲打破封建階級對立,直到90年代資本主義再次拉開階級鴻溝,社會的不正義其來有自,成因環環相扣。
藝術家綜觀時代來思考歷史,把問題拉回當下。他把綠島看作一面反射鏡,也把這個概念直白地為藝術季定名「假如綠島是一面鏡子」,鏡像將映照出我們遺漏或視而不見的現實反射。「民主也不是推倒銅像就夠了。」陳俊宏補充道,「我們對威權統治者的記憶猶新,但卻缺乏對民權奮戰人士的認識。如果對過去的悲劇輕率以對,沒有充分的警惕與防備力,威權的幽靈是有可能迴返再現的。」
因此,深化民主信念是人權館勢在必行的方向。而人權館欲推廣的每一項議題,需逐步與外界串連,今年已推出文學出版、展覽、藝術季與教育講座等,每一次的結盟都是為了提升台灣人權素養,讓大家更審慎地開拓未來。
「在藝術向消費市場靠攏的趨勢下,關注人權議題的創作者可謂少數族群。從1990年代起,近十餘年很少有藝術家開發這類作品。」高俊宏挖苦道,「簡直像腦部被閹割,面對重要的事卻無人回應。」現代的轉型正義工程,除了該繼續將檔案解密公開,另需詳加檢視加害者位置與細分受害者的身分,例如原住民族、外省族群等。
高俊宏認為,「台灣目前對白恐的歷史還原,恐怕還不到百分之一。」年輕一代創作者,藉由回顧白恐可重新建構身分認同。挖掘島嶼的創傷記憶、共同承擔痛苦,對創作而言,也是某種探索內在與同理土地的過程。
「假如綠島是一面鏡子」將綠島(距台東約33公里)作為台灣的「照妖鏡」,突顯觀光業急遽膨脹下,外來文化入侵、土地炒作、村落廢棄和遷徙、年輕人口外移、外籍移工進駐等等議題。這次藝術季的作品好比《哈利波特》的儲思盆,顯現原先隱蔽不見的綠島人心聲與變化中的地景。「用藝術談議題看似迂迴,但我們不是去簡化問題,而是藉作品折射出人心的真實。」策展人高俊宏如是說。
文學作為方法 以新一層濾鏡透析歷史
相比於藝術創作,文學是否能更直接地揭露歷史?春山出版與人權館合作,2020年先發行《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今年再出版《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總編輯莊瑞琳認為,白色恐怖的核心在於人性被體制一點一滴地扭曲,同樣駭人的還有早期粗率的法制體系。
「閱讀文章,會震驚於白恐審判的粗暴不公,完全不符合現代法治精神。」然而台灣經歷長期的歷史斷裂,欲重建白恐的全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從選文的角度切入,莊瑞琳認為散文選的難度高於小說選。小說選有明確的作者美學標準為基礎,但散文選作者多為素人(非作家),胡淑雯與童偉格兩位書籍主編決定把傳記、口述史、回憶錄皆涵納進「散文」範疇,接著才開始在文字海中挑選仍具文學標準的文本。
比起小說,散文可能更直接碰觸到白色恐怖的肌理,但這些紛雜的經驗如何呈現又是一大難題,兩位最後以繫獄作家、青春、地下黨、女性、身體、特務與島的關聯七個主題,作為讀者認識白色恐怖的方式。從一開始編輯小組就希望不掉入刻板的白恐定義,因為唯有複雜多元的詮釋,才能還原那個時代的本質。
莊瑞琳進一步分析:「白恐的加害者中,哪些是核心機關?哪些是協力者?他們的身分、角色與責任至今都還在釐清中,這也是台灣目前尚難大量產出相關文本、影視或藝術作品的原因。」即使製作這套白恐散文選的過程艱辛,但意義重大,或許比厚厚的解密檔案和真相調查書更易引發共感,更能讓讀者靠近那個遙遠的歷史現場。
散文選《靈魂與灰燼》的命名,出自德國詩人策蘭的作品〈煉金術〉,莊瑞琳分享其編輯筆記:「靈魂與灰燼是出自策蘭的靈感,以及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強調的灰色地帶⋯⋯在焚毀過後的灰燼,是那麼曖昧的灰色。」一篇篇散文字句也似昔日悲劇後殘餘的灰,輕盈的灰燼中仍有靈魂,靈魂的餘燼還有熱度,使勁地想與當代通話,想再一次訴說遭遇並且獻上他們對未來的祝福。
路徑兼容並蓄 共同掀開白恐迷霧
展覽、藝術創作、文學出版,國家人權館這三年來倡議的路數兼容並蓄;除在台北與綠島長年開放白色恐怖紀念園區、建構資料庫,每年固定於線上與線下推出特展,舉辦影展、藝術季,同時也致力於兒童人權教育。
今年「畫話: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與「人權藝術生活節」雙雙邁向第二屆,藝術確實打開現在與過去的交流,予人力量直視悲劇的過往,提醒大家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甚至促使我們時時提高警覺,避免極權暴力再次重演。
在重整三人的訪談之際,彷彿自己進入想像的共同體,碰觸到族群的集體苦難史,腦海竟浮現雷奈的紀錄片《夜與霧》(1956),看納粹傾倒有如小山的屍骸時,我始終看不清每一張受難的臉孔與加害者的情緒,暴力經常是沉默且模糊的。
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寫道:「不是說我們應該隨時隨地用儀式、慶典、紀念文字和旗幟以振聾發聵。但是要讓記憶留存,一定程度訴諸於言行是必要的。」事實上,現在的我們仍在與過往的「恐怖」奮戰,威權的幽靈確實可能以意想不到的途徑重返,倡導人權的終極目標,或許就是關心世界並時時保持清醒。勿忘尼采所言:「當你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同時在凝視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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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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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千慧
現任《VERSE》網站執行主編。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畢業,曾任《放映週報》、《藝術家》、《紀工報》、《關鍵評論網》、聯合報系《500輯》編輯。期能透過網路平台持續編稿、撰文,繼續尋找另類的感覺、思考、話語及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