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2

張惠菁：第一次說出

張惠菁專欄：重新解讀台灣史答案無法一眼看盡的旅程

對還在不斷認識自己歷史的我們而言，能從台灣歷史中學到的一課即：歷史不會是一道答案全部已知的問題，不是一趟終點全能看見的旅程。

有時人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受到某些下意識的制約，變得只問自己知道答案的問題。變得不再真正出於好奇而問。變得期待一切事物都要在兩分鐘之內，用已知字詞被解釋清楚。變得不再看向沒有答案的方位。而在不知不覺間，限制靈魂轉動的力矩。

倒帶回起首的句子，我本來寫的是：有一種人只問自己已經知道答案的問題。有一種人。然後我想了想，我也有可能那樣。那不是一種人的分類：你會，我不會，他會，他們不會；而是一種慣性的結果——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那習慣，如果放任自己被制約的話。

可能是因為早晚匆忙的出門時間，因為工作的時長，因為社交對話所能容許的冷場秒數，或在社群媒體上的反應速度⋯⋯等等，我自己也有可能成了這種人。我提醒自己，你要盡力從一切使你落入那種習慣的拖曳力量中脫身。

其實台灣的歷史、台灣周邊地域的歷史，「我們」是誰的故事，這裡面就充滿了無法用簡短答案回答的問題。近年每當讀台灣史研究，我總是覺得自己很無知（當然這要感謝幾代台灣史學者不斷累積新的成果所致）。一方面為那無知而慚愧，一方面安慰自己還有大片的知識待補可以去了解。大抵就是在這樣一種，又焦慮又好奇的情緒之中，獲得對歷史的新認識。

我往好處想，告訴自己：那是因為所有過去以為已經知道的，現在鬆動了。

包圍著認知的那些牆，磚塊掉落下來，使你看到牆的後面原來還有大片的空間。還想要了解原住民角度的歷史，平埔族的大遷徙。走進台南延平郡王祠會還想要了解留在其中的日本神社祭物，也想了解一下淡水與清法戰爭的關係。

你也是這樣閱讀歷史的嗎？在接受知識的補血的同時，一邊感到還有那麼多的事物你不知其所從來、所演變。一邊讀史料，一邊就會意識到歷史上的無聲者比發聲者更多。台灣的歷史尤其是如此。因為歷史的行為主體，當中有無文字傳統的原住民，有無法為自己寫下歷史的人。

歷史小說家錢真說她在寫《羅漢門》（朱一貴事件）的時候，心裡很清楚，史料中留有文字的不可能是故事的全部。因為這些史料的書寫者，比如寫了《平臺記略》的藍鼎元，本身就是大清帝國派來平定朱一貴的軍中幕僚，因此是「平亂者」的視角。朱一貴和他的朋友心中想什麼？為什麼會發動起義？錢真研究了他們的口供。

但即使如此，也仍然要知道，口供是這些人被擒之後，面對官府而說的話，許多人的口供言語是破碎的，未必能還原一切。朱一貴是他們當中將造反理由、對官府哪些舉措不滿說得相對清楚的——他果然是帶頭的領袖。錢真讀遍了這些檔案，知道真實止步在「文字」記述之外（而在那個時代文字本身即是權力）。於是他開始有意識地「虛構」，讓朱一貴和他的朋友們說話。

在這例子中，「虛構」本身有一種真實的意義。也許對像我們這樣，還在不斷認識自己歷史的人而言，能從台灣歷史中學到的一課即是：歷史不會是一道答案全部已知的問題，不是一趟終點全能看見的旅程。

布列松說，拍出好照片的唯一祕訣是「讓自己處於接受狀態」（be receptive）。或許，對我們這樣的人群而言，恆常「處於接受狀態」格外重要——問那些沒有答案的問題，即使答案令我們驚愕，好過認為自己已知道一切。因為有許多事我們不知道。許多人群的視角、各種的故事，如底片上的感光等待被顯相，問題等待被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