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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菁專欄:受傷的神獸在山裡呼吸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幾乎公認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說《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裡,寫了個看似平平淡淡、其實劇力萬鈞的開場。

那是在一所升中學的預備學校裡,傾盆大雨中,胖胖的、不起眼、剛轉學來、沒有朋友的小學生比爾,注意到一位新來的大人開車進入校園裡。這個大人是吉姆,新來的代課老師,顯然受過傷,右手臂行動不良。然後漸漸地小學生發現,他法語道地,能說好幾種語言。小學生憑直覺知道這是一個不凡的人物。學校的教職員也感到,這人來到他們當中,就像鳳凰來到麻雀群裡。不過教職員的想像力不及小學生,只擔心這上過牛津大學、卻來路不明的人,會不會是罪犯。

其實吉姆是諜報人員,在歐洲出任務中受了傷。上級給他暫時安插一個位置,過一陣子普通人的生活,也洗一下身分。當然,整個學校的人都被蒙在鼓裡。他所有的經歷,都是不能對這些人說,也不會被理解的。別說諜報,就是他受過的教育、去過的地方,都不是他們能想像的。不過,這個普普通通的小學校,就像一座靈山。他像一隻受傷的神獸,用自己的方式在復原。

他健行,打板球,打高爾夫球,讀小說。為什麼是小學?為什麼選擇一所小學藏匿和安置受傷的諜報人員?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對孤獨的小學生比爾而言,這是個天賜的禮物。小學生比爾,默默代入認同這位獨行者,用他的方式,在心中保護著這個受傷的大人。

這個開頭我太喜歡了。兩個孤獨的人,一個小學生,一個大人。一個有過特殊故事的人,隱身在最最日常平庸的所在。吉姆這個人物有點「虎落平陽」的味道,但他作為「虎」的本性還在,他可能有無法言說的慘痛遭遇,此刻正非常痛苦,但他還是他。背後支撐他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也還在,默默在遠處觀察。耐心地,交付給時間,或被時間交付。

我覺得勒卡雷小說中最好看的地方是這些。不是間諜鬥智的部分(那當然也好看),而是藏匿在社會集體的表面之下,世界的「不均質」忽然浮現的時刻,往往就在尋常人的身邊,特別是在邊緣人的身上,其實一直就有著不同轉速的時間與故事,人們卻一無所知,還按著自以為正確的方式過活。二戰之後、冷戰之初的倫敦,正是勒卡雷放縱文筆去藏匿、去埋設、去描寫各種異質祕密間隔相鄰、遭遇的空間。

比如學校的園丁助手是個移民,說不了太多英語,這樣的人雖然存在,日常卻像個隱形人。有一天比爾忽然對他說話,用的是他的母語,園丁助手高興得跳起來。這個園丁助手有什麼故事,那是什麼語言?漫長時間以來,這是其他教職員想都沒想過要問的問題。邊緣人可能有豐富的故事,他只是說不出,或沒有想到過要說——或者更可能,他不需要說,他只需要一座山,一個無語的容器乘載,讓他在其中活著,呼吸,以自己的方式去復原和度過,既是過去也是未來的每一天。

我在讀陳培豐老師《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的時候,比以往更深地被提醒和感受到,台灣戰後社會也存在這樣的異質,也存在無處不在的「受傷的神獸」(有豐富故事但無語訴說的人)。這本書寫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語歌的變化。演歌的唱腔,離鄉失根、悲嘆身世的主題,其實不是在日治時代,是戰後才出現的流行。其中反應的是政治上戒嚴,文化上改用國語教育,經濟上農村凋敝、工業化、都市化,所產生的生命經歷——失語、離鄉、失業、浮浪無根之感。一直到90年代,以葉啟田〈回鄉的我〉為轉折點,那句「我已經是一個受盡風霜,吃過苦楚的人」,轉音向上,彷彿有苦盡甘來之感。

當然,台語歌的故事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還有更多。這島嶼是一座靈山,收容我們,藏匿我們,於時間之中。或許我們當中許多人,正帶著不等的傷,在各種分類指標中隱姓埋名。傷癒之後,有些故事將第一次說出。有些永遠地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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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菁

張惠菁

台大歷史系畢業,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碩士。1998 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流浪在海綿城市》,其後陸續發表有小說集《惡寒》與《末日早晨》,及《閉上眼睛數到十》、《告別》、《你不相信的事》、《給冥王星》、《步行書》、《雙城通訊》、《比霧更深的地方》等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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