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9

張惠菁專欄：受傷的神獸在山裡呼吸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幾乎公認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說《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裡，寫了個看似平平淡淡、其實劇力萬鈞的開場。那是在一所升中學的預備學校裡，傾盆大雨中，胖胖的、不起眼、剛轉學來、沒有朋友的小學生比爾，注意到一位新來的大人開車進入校園裡。這個大人是吉姆，新來的代課老師，顯然受過傷，右手臂行動不良。然後漸漸地小學生發現，他法語道地，能說好幾種語言。小學生憑直覺知道這是一個不凡的人物。學校的教職員也感到，這人來到他們當中，就像鳳凰來到麻雀群裡。不過教職員的想像力不及小學生，只擔心這上過牛津大學、卻來路不明的人，會不會是罪犯。

間諜小說大師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幾乎公認是他最好的一部小說《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裡，寫了個看似平平淡淡、其實劇力萬鈞的開場。

那是在一所升中學的預備學校裡，傾盆大雨中，胖胖的、不起眼、剛轉學來、沒有朋友的小學生比爾，注意到一位新來的大人開車進入校園裡。這個大人是吉姆，新來的代課老師，顯然受過傷，右手臂行動不良。然後漸漸地小學生發現，他法語道地，能說好幾種語言。小學生憑直覺知道這是一個不凡的人物。學校的教職員也感到，這人來到他們當中，就像鳳凰來到麻雀群裡。不過教職員的想像力不及小學生，只擔心這上過牛津大學、卻來路不明的人，會不會是罪犯。

其實吉姆是諜報人員，在歐洲出任務中受了傷。上級給他暫時安插一個位置，過一陣子普通人的生活，也洗一下身分。當然，整個學校的人都被蒙在鼓裡。他所有的經歷，都是不能對這些人說，也不會被理解的。別說諜報，就是他受過的教育、去過的地方，都不是他們能想像的。不過，這個普普通通的小學校，就像一座靈山。他像一隻受傷的神獸，用自己的方式在復原。

他健行，打板球，打高爾夫球，讀小說。為什麼是小學？為什麼選擇一所小學藏匿和安置受傷的諜報人員？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對孤獨的小學生比爾而言，這是個天賜的禮物。小學生比爾，默默代入認同這位獨行者，用他的方式，在心中保護著這個受傷的大人。

這個開頭我太喜歡了。兩個孤獨的人，一個小學生，一個大人。一個有過特殊故事的人，隱身在最最日常平庸的所在。吉姆這個人物有點「虎落平陽」的味道，但他作為「虎」的本性還在，他可能有無法言說的慘痛遭遇，此刻正非常痛苦，但他還是他。背後支撐他的那個巨大的組織，也還在，默默在遠處觀察。耐心地，交付給時間，或被時間交付。

我覺得勒卡雷小說中最好看的地方是這些。不是間諜鬥智的部分（那當然也好看），而是藏匿在社會集體的表面之下，世界的「不均質」忽然浮現的時刻，往往就在尋常人的身邊，特別是在邊緣人的身上，其實一直就有著不同轉速的時間與故事，人們卻一無所知，還按著自以為正確的方式過活。二戰之後、冷戰之初的倫敦，正是勒卡雷放縱文筆去藏匿、去埋設、去描寫各種異質祕密間隔相鄰、遭遇的空間。

比如學校的園丁助手是個移民，說不了太多英語，這樣的人雖然存在，日常卻像個隱形人。有一天比爾忽然對他說話，用的是他的母語，園丁助手高興得跳起來。這個園丁助手有什麼故事，那是什麼語言？漫長時間以來，這是其他教職員想都沒想過要問的問題。邊緣人可能有豐富的故事，他只是說不出，或沒有想到過要說——或者更可能，他不需要說，他只需要一座山，一個無語的容器乘載，讓他在其中活著，呼吸，以自己的方式去復原和度過，既是過去也是未來的每一天。

我在讀陳培豐老師《歌唱臺灣：連續殖民下臺語歌曲的變遷》的時候，比以往更深地被提醒和感受到，台灣戰後社會也存在這樣的異質，也存在無處不在的「受傷的神獸」（有豐富故事但無語訴說的人）。這本書寫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語歌的變化。演歌的唱腔，離鄉失根、悲嘆身世的主題，其實不是在日治時代，是戰後才出現的流行。其中反應的是政治上戒嚴，文化上改用國語教育，經濟上農村凋敝、工業化、都市化，所產生的生命經歷——失語、離鄉、失業、浮浪無根之感。一直到90年代，以葉啟田〈回鄉的我〉為轉折點，那句「我已經是一個受盡風霜，吃過苦楚的人」，轉音向上，彷彿有苦盡甘來之感。

當然，台語歌的故事不是所有人的故事，還有更多。這島嶼是一座靈山，收容我們，藏匿我們，於時間之中。或許我們當中許多人，正帶著不等的傷，在各種分類指標中隱姓埋名。傷癒之後，有些故事將第一次說出。有些永遠地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