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xus × VERSE｜Podcast〈MY WAY〉
唐鳳再定義自由：規則就像程式碼，我碰一個改一個
數位政委唐鳳認為，「台灣在防疫、假訊息危害防制、性平等許多公共議題，都是透過衝撞做出新的價值。」
唐鳳，台灣第一位數位政委，也是全球第一位跨性別部長，在入閣以前，是活躍的自由軟體程式設計師及公民科技倡議者。過去一年，唐鳳以科技創新的防疫成果備受世界的矚目，成為台灣最具代表性的 icon 人物。
VERSE 與 Lexus 聯名出品的 podcast 節目〈MY WAY〉，第一期主題「新時代精神」，由唐鳳與以網路科技和自由為題，與《VERSE》社長暨總編輯張鐵志進行一場深度對談──從科技與自由的關係、個人對自由的定義，到民主自由帶來的社會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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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裡的自由與控制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我們每天都離不開科技，生活似乎被科技所制約了，你有什麼解脫的方法？
唐鳳（以下簡稱唐）：我有兩個方法，一個硬體，一個軟體。在硬體這部分，我不滑螢幕，只隔著觸控筆及鍵盤使用。因為不管是筆或鍵盤的使用，都有一個「意圖」，你得先想要做什麼，才能夠做。一直滑螢幕，會變成慣性動作，如果我碰觸控螢幕太久，我就會有一種不是我在滑螢幕，而是螢幕在滑我的感覺。
在軟體這部分，我會確保自己不被演算法控制，破除同溫層，例如我在 Facebook 安裝「動態牆黑洞」（News Feed Eradicator for Facebook），動態牆被換上一段勵志格言。
我想到一個人，或一個 hashtag 才會去看，我很少 follow 人。有人跟我互動，我會循著這個互動去看到對方，不讓演算法決定我應該看到誰。基本上，我的 Twitter 和 Facebook 使用模式跟部落格一樣。
鐵：在年初大流行的 Clubhouse，作為一個新的社會交流平台，你怎麼看它的出現與前景？
唐：Clubhouse 連傳輸加密都沒有，更別談點對點加密，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資安示範。我也覺得，Clubhouse 與主流社交平台之間的對接不清楚，自成一個生態圈，沒有向外延伸。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討論和談話沒有超連結，不能發展出更多的討論，亦不能結合更多的社交情境，價值不高。它真正創新的部分是「降低參與門檻」，沒那麼正式。這種新的溝通形式會持續，但未必在 Clubhouse 持續。
鐵：在數位時代，你覺得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唐：我覺得自由，不一定是免於什麼的自由。以前來講，自由就是免於查禁，免於封鎖，這當然非常重要，是最基本的自由。
對我來講，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連結的自由。在網際網路的概念，叫做「端點至端點原則」（End-to-end principle），一個人想跟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個人連結，在這兩人中間的其他人，只能幫忙傳遞訊息，不應該竄改或者封鎖訊息。
世界上另外一個的地方，存在一個跟我有同樣價值的人，我跟他的連結是用主動的自由，對我而言是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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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你曾經以虛擬身分出席會席。虛擬身份有讓你更自由嗎？或者展現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唐：是不同的可能性。我常說數位就是不止一位嘛！數位唐鳳，就是大家可以自由混搭或二創，例如日本嘻哈樂團 Dos Monos 將我的訪談混音到他們的新單曲《CIVIL RAP SONG》，最近也有閃靈的 Freddy 在大港開唱播放我的影像。我相信任何二次創作者都有值得欣賞之處。
我14歲的時候開始自學。在網路上，可以看的除了有像古騰堡計畫分享的經典著作，也有 open access（開放取用）的最新學術研究，當時叫 preprint（預印本），就是在學術期刊上正式發表研究論文前，先放在網路上供同行審閱的未定稿本。我還可以寫 email 給研究者，這樣就成為一個網路上的共學團體。
如果沒有這些開放取用的資源，我要自學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常想，如果我想到或創作了什麼，未來也應該開放給有需求的人取用。
唐鳳歡迎他人自由混搭或二創他的肖像，如此態度源自於從小自學經驗。（圖／波文映畫社）
我是持守的「安那其」
鐵：你曾在《VERSE》創刊號提到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但現在你在政府體制擔任數位政委，你如何看你的自由，與你現處的國家體制？
唐：我是持守的安那其（Conservative Anarchism）（Anarchism／無政府主義）。所謂持守，就是誰也不強迫誰。我們在推出新的政策或想法時，抱著拋磚引玉、誰行誰來的態度，如果你有更好的做法，我就幫你增幅。
我並不覺得我在一個國家機器裡，也不覺得我在特定社會運動裡，我在這兩者之間的位置，像是天文學中的「拉格朗日點」（Lagrangian point），確保兩方的通訊容易。
鐵：但實際上，你身為一個政委，會不會覺得被很多規則限制？
唐：規則就像程式碼一樣啊，我碰到一個就改一個。我並非破壞或揚棄既有的規則，而是建立一套相對來說更適用的新規則，讓大家自然而然選擇，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安那其主義。我並不特別下命令，也不服從既有命令。
例如，過去遠距工作不是常態，但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發現遠距工作更方便也更有創造力。又例如，我同時在七個國際社會創新組織兼職，過去銓敘部也從來沒想過可以這樣做。
鐵：所以你在既有的公務機關體制，也創造了很多改變？
唐：我2016年入閣時提出的三個條件：第一，我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第二，我主持的一切要完全徹底公開；第三，我在哪裡上班都算上班。
這三個條件在當時是嶄新實驗，不只在台灣。到現在，大家也開始覺得不錯，不要關在辦公室裡決定事情，在不同地方都可以用寬頻連回來，公務員也發現可以即時去確認民間觀點。這些做法都變成公務文化的一部分。
鐵：你希望自己是一個思維和價值的衝撞者嗎？
唐：衝撞就像地震，每次兩個版塊衝撞，玉山就會長高一點。衝撞是免不了，所以心靈的防震結構是很重要的。如果是玻璃心，震一下就碎掉了，也不用談什麼內在療癒，一開始就會覺得要盡量避免衝突。
如果沒有玻璃心的問題，那每一次價值的衝突一定可以做到有意思的創新。台灣在防疫、假訊息危害防制、性平等許多公共議題，都是透過衝撞，做出了新的價值。
台灣模式：社會科技打造的民主模式
鐵：你上任時推行的遠距工作，在疫情時代變成一個重要的工作模式。你覺得疫情在台灣還造成了什麼其他重大的改變？
唐：讓社會大眾開始了解到，一些乍看之下非常專業的領域，像是流行病學，在陳建仁老師、指揮中心和人氣 YouTuber 等等的科普下，並不是一般人就一定沒辦法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探索如何降低基本傳染數，並想出自己一套防疫觀念的傳播方式，這些都是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
像是我參加的亞太社會創新高峰會，主辦單位給所有參與者大會主題的口罩，讓人有種一定要戴上這個口罩才在活動裡的感覺，他們用歸屬感、儀式設計及時尚感的柔性方式，確保大家會整天戴著這個口罩。這也是社會創新，不是以命令的方式強制推行。
我想民主的意義，不只在投票，而是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大家會覺得自己也為防疫盡了一分力量。
鐵：就你的觀察，疫情為台灣帶來什麼正面與反面的影響？
唐：疫情讓全世界第一次以相同的緊急狀態，去面對同一個議題，也讓我跟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共同話題，就是防疫。我每天都要跨三、四個時區進行相關的討論。這讓我感受到，我們都在地球這一艘船上。人與人的心理距離特別近，這是疫情帶來的收穫。
但也因為疫情，有些地方必須封城，就以加強行政權力的方式執行，造成全面性的民主退潮。以防疫為理由，設下各種管制，這是一個隱憂。這就是為什麼「台灣模式」（Taiwan model）重要。我們不需要為防疫捨棄民主，自由讓台灣的反應更快，反應更好，更能考慮到各種不同的面向。
鐵：關於你提到的台灣模式，可不可以更深入解釋一下？
唐：台灣模式，簡單來說就是「以社會科技打造的民主模式」，就是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一起讓大家的生活更好。眾人之事眾人助之，任何結構性的新問題，我們就想出新的結構來處理。像是免費的防疫諮詢專線1922，由社工提供傾聽與防疫相關知識的教學；其他還有電鍋乾蒸消毒口罩，這也是社會創新。
鐵：對你來說，你覺得台灣的什麼方面特別可貴？
唐：台灣最可貴的是，有一個親社會（prosocial）的言論環境，還有正面自由的網路環境。國外很多時候，越討論就變得越反社會，或進入非勝即敗的零和賽局。在台灣則是越討論越能促成合作，大家雖不那麼滿意彼此，但可以接受一些共同價值。
鐵：這樣的對話方式為台灣帶來了什麼改變？
唐：這樣形式的討論，為台灣帶來了寧靜式的改變。從野百合到太陽花，沒有流血也沒有死人，但是大家的心裡悄悄發生了改變。雖然不同意對方，但開始可以多少從對方的角度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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