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7

《曲盤開出一蕊花》：閱讀台灣流行音樂的第一個黃金十年

洪芳怡《曲盤開出一蕊花》以音樂學訓練的耳朵、細膩的文字，從唱片曲盤之物質性出發，爬梳日治時期十年餘的台語流行歌黃金時代。

《曲盤開出一蕊花》隨書附贈《心肝開出一蕊花》復刻大碟。（圖／游千慧拍攝）

1930年代，被譽為台灣流行音樂「萌芽至興盛的第一個黃金十年」，除了《望春風》和《雨夜花》，你還曾聽聞哪些歌曲或歌手的名字？甫獲第45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與「圖書編輯獎」兩項大獎的《曲盤開出一蕊花——戰前台灣流行音樂讀本》，便為當代讀者推開那扇重返台灣流行音樂摩登時代的時光機，並拂去老唱盤上的厚厚灰塵。

對《曲盤開出一蕊花》作者暨歷史錄音與流行文化研究者洪芳怡而言，在中日戰爭硝煙尚未升起的1930年代，乘著錄音技術的傳播與西洋音樂文化的汩汩湧入，台灣本土流行歌產量及傳唱度皆大幅盛放，在幾年內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流行唱片的全盛時期」，也是其研究聚焦的重點時代。

「戰前比較沒有『明星文化』，當年頗受歡迎的歌手大部分都被遺忘，留傳至今且為大家所熟知的多半是歌曲本身，但可惜的是，就連歌曲的保存也不盡完善。」洪芳怡解釋道。

趁著近年老唱片藏家們慢慢浮現、及其分享意願漸次提升後，洪芳怡在研究期間聆聽了近800面、參考6000多張留聲機唱片的原始資料後，將一轉轉專屬1930年代的聲音記憶提煉，集結成一部圍繞「聽覺」而延展出的20萬字音樂專書。

以下為書評作者陳平浩，針對洪芳怡《曲盤開出一蕊花：戰前臺灣流行音樂讀本》之形式分析與作者研究方法，提出其短評與讀後詮釋。

洪芳怡《曲盤開出一蕊花》以音樂學訓練的尖敏耳朵、細膩繁複的文字，從唱片曲盤的具體物質性出發，爬梳了戰前日治時期短短十年餘的台語流行歌曲黃金時代，最終抵達了無形體非文字的聲音，以及同樣無形體非文字的台灣人的集體情感與意識。

物體、載體與技術

閱畢全書，必能發現洪芳怡對戰前台語流行曲盤的蒐集之豐富、齊全。全書論述也正始於對「曲盤／唱片」此一工業的、現代的、摩登的「聲響載體」的重視──流行音樂首先必須存在於具體可觸的聲音載體之上，否則無以「流行」。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她特別留心曲盤的「片心資訊」：

唱片公司、商標、樂種、是否標註「流行」、歌手、作詞作曲者（或其缺漏）、伴奏樂團、發行編號與錄音編號（可以由此比對時間序列、進而鈎畫出台語歌曲歷史）等等。

曲盤不只關乎聽覺（史），也和視覺有關：曲盤所附的歌詞紙頁，其裝幀裁製、圖案紋樣、文字設計，甚至紙質手感，也都在洪芳怡的史料考察、歷史詮釋、與價值評鑑裡。由此可見，洪芳怡乃是從「物質文化史」或「技術史」角度，考察「耳朵」與「聲音」的構成史。

文字書寫 VS. 非文字聲響

洪芳怡的音樂學訓練，讓她熟稔各款樂種或曲式，尤其連「音樂記號」（比如五線譜）都沒有的發音、歌嗓、聲腔，她也能細緻地予以辨識與區分。更關鍵的是，洪芳怡書寫能力極強，她極擅長以細膩文字描寫歌曲與音樂在光譜上、在聲音系統裡的特性與質地。

「臭耳郎」或「木耳」只說得出「好聽」，但她卻能調度、動員一整座形容詞字彙庫，讓「非文字」的歌聲與音樂，在「書寫文字」的介入與轉譯之下，眉目清晰、表情豐富、個性鮮明。

這也是讀者的bonus。學習音樂知識，並非只能從西洋古典音樂開始；一邊聆聽台語流行歌曲、一邊閱讀洪芳怡音樂分析、一邊查閱西洋音樂術語小辭典──這也是從台灣聽見世界的蹊徑。而這本書也撐得起讓世界聽見台灣的任務。

人物、人際與國際

洪芳怡以逐一唱名的「點將錄」形式，讓毛斷歌姬與詞曲創作者一一鮮明現身。但也沒有淪為「封神榜」，台語歌音樂人得以立體，乃是因為洪也勾畫了他們置身的「場域」：商業的、產業的、競合的、性別的、交際關係人際網絡的、以及彼時「殖民摩登」的。藉此讓音樂人及歌曲在台語流行歌曲史上的位置、意義、與貢獻，得以浮顯。

這個版圖與系譜裡的毛邊與眉角，洪芳怡也沒錯過。比如，她特別聚焦了「編曲家」。多數聽眾往往只記得歌手與詞曲人，忽略了「編曲」的樞紐性。洪芳怡的音樂學背景，讓她敏銳拈出長期被冷落的台語歌裡的日本編曲家──縱使沒有一位來過台灣，編曲也沒能配合歌手，粗暴植入東洋味。但仍有台灣女歌手（像是純純）能以歌聲拮抗軍國主義編曲。

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認為，耳朵是最自私、也最頑固的感知器官，因為它們就在那裡，永遠只朝一個方向，不摀住就什麼都聽取。然而，耳朵同時也是最軟、最開放的：

耳朵能夠被四面八方無形無體的聲音所塑造。聆聽的能力，耳朵的「慣習」（habitus），乃是與文化、社會、與政治之間的對話與應答，所一同建構出來的。因此，當你聆聽這些戰前台語流行歌曲，不只曲盤開出一蕊花，耳朵也能綻開花朵來。（文／陳平浩）

編輯後記

《曲盤開出一蕊花》，也從音樂的角度，為時代樣貌的紀錄，補齊了更多面向。同樣以「20世紀初台灣流行音樂產業演進」為記憶對象的紀錄片《跳舞時代》，捕捉下的是彼時自由戀愛風氣的「開放」、舞廳的開枝散葉等「摩登現象」，而洪芳怡卻在音樂史料的爬梳中，發現了另一景況。

「像是〈望春風〉的歌詞，其實根本還沒有那麼開放，從頭到尾女主角都沒有動作，連去搭訕都不敢，還是一個很含糊、曖昧，充滿內心戲和小宇宙爆炸的暗戀，連風吹過來都會覺得臉紅。」透過細究歌詞，她看見其他「即使聽過自由戀愛但仍然沒法那樣做的人」和「男女關係依舊保守的意識形態」。

也因台灣尚缺少完整的音樂史料（尤其是老蟲膠唱片）保存體系，在研究與成書過程中，洪芳怡實則無從得知彼時眾歌者們的出身及本名，目前唯一力所能及的，僅只是依循年份紀錄，將昔日的聲音、歌曲編年排列。「流行音樂中心南、北都有，可是現在光是做戰後音樂的保存都有點來不及，戰前更是沒有辦法。」但話鋒一轉，「雖然能掌握的資料有限，但若現在不做，之後更不可能知道他（們）是誰，未來就什麼都沒有了。」

隨書附贈的《心肝開出一蕊花》復刻大碟，經一番掙扎後還是採用了較「不方便」的CD形式，也是希望當代聽者與公部門皆可以重新體認昔日聆聽音樂的不易與珍貴，在「瞭解、喜歡上之後，一起為相關資料的留存做點什麼」。

而跳脫學者與時代紀錄者的身分，在耳朵歷經成百上千轉唱片的淘洗後，洪芳怡也找到了最令自己念念不忘的聲音——在一首首如今聽來曲調皆頗為洗腦、唱腔無不獨特的歌聲之間，勝利唱片於1934年後捧出的歌手秀鑾，她與洪芳怡研究過的著名歌手周旋皆以「水嗓子」獲得美譽，如此唱腔是最契合她的喜好，並能夠唱進她心坎的音調。

正是對戰前台灣流行樂的熱情，讓洪芳怡以文字在曲盤上捏塑出「一蕊花」，讓原本難得能聽到昔日樂音的現代人都能透過閱讀，重返那「台灣流行音樂盛世」上一堂美好的音樂課，仔細聆聽那些被遺落在1930年代的音樂形態，以及隨之相伴的時代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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