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流亡導演的《自由行》：只要找到自由，創作永遠是獨立的

何謂「中國人的情感」？出生於上海，流亡於香港，導演應亮的「中國獨立電影工作者」身分已成過去式，從低預算自製走向國際合製模式，試圖在歐亞之間另闢一條創作途徑。在電影《自由行》中，他冷靜內斂拿捏介於局內和局外間的距離，探問自己中國流亡者的身分認同。對他而言，人會處於流亡狀態，但只要找到自由，創作永遠是獨立的。

認識應亮是2016年四月的釜山短片影展，他睽違四年的新作《九月二十八日‧晴》是開幕片。在那之前，對於應亮的印象是，雖然題材多講親情，但作者態度異常憤怒，首部作《背鴨子的男孩》即有一種非要和父輩恩怨一刀兩斷的決絕，改編2008年真實發生的「楊佳襲警案」而遭中國政府查禁的《我還有話要說》則把這樣非切割不可的情緒從世代、家族提升到「個人對抗國家」的層次。

該片在2012年南韓全州影展首映之後，上海市政府試著向擁有版權的影展方購買版權未果，隨後正式起訴應亮，待他回國便要逮捕，當時在香港演藝學院當駐校藝術家的應亮，便與妻子彭姍以「流亡者」身分滯留香港，2018年才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

就創作脈絡來看，從2005年《背鴨子的男孩》到2012年《我還有話要說》是應亮的中國獨立電影時期，這段時間他策展辦活動、拍攝低預算獨立電影、挑戰中國的審查制度；2012年被禁止返鄉之後，他花了四年調適流亡生活，直至2016年才以講述香港雨傘運動的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回歸創作。

在《自由行》開場，故事主人翁楊樞應南台灣電影節之邀來台，記者問她流亡香港多年的想法，她回答「香港是我的家了，我正在籌備一部長片，一個雨傘運動中的家庭故事。」稍後楊樞在飯店中見到許久未見的母親，她對母親應付中國籍隨團領隊那種小心翼翼極其客氣的態度不置可否，領隊離開後，母親回頭唸她「你真是越來越像香港人了。」隨後將五年前公安去家裡訊問時錄下的音檔交予她。

楊樞便是應亮，但楊樞又不全然只是代表應亮，這是《自由行》最微妙的地方。2016年認識應亮，我說自己住高雄，他聽了馬上轉頭跟老婆（彭姍不只是應亮電影中的偕同編劇、監製，有時也演出，例如她在《自由行》便扮演那個急躁的隨團領隊）說後座這位影評人來自高雄，隨後再向我解釋高雄對於他們家有特別的意義。

在釜山短片節結束之後的半年內，應亮數度造訪台灣，先是擔任金馬獎紀錄片類初審委員，然後帶著片子參加高雄電影節和南方影展分別為他舉辦的焦點導演專題，還出席金馬獎頒獎典禮並以《九月二十八日‧晴》拿下最佳劇情短片獎。

同一年底（2016），他把高雄、台灣對於他的生命意義落實成為拍片計畫，在接下來的一、兩年間，分別拍成黑白短片《媽媽的口供》（2017）及彩色長片《自由行》（2018）。這一短一長兩部作品，角色相同、事件相同，但是結構不同、觀點不同、情緒氛圍也不一樣，短片藉由返回中國的母親之口向公安陳述台灣行發生了什麼事，長片則是從女兒視角省思自己的流亡狀態。

雖說取材自身流亡經歷，但要說《自由行》是自傳電影也不盡然，應亮將主人翁的性別換成女性，配偶的身分從中國改成香港，隨團來台旅遊的對象則從導演的岳母換成導演的母親，人設更換既讓電影變得沒有那麼對號入座，也把身為創作者的應亮拉遠了些，而得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點讓電影不會流於單一情緒而更形豐富、立體。

事實上，自2016年《九月二十八日‧晴》開始，無論是拍香港在地的雨傘運動故事，還是把自己為了省親而選擇高雄做為「第三方地點」展開自由行的經歷改編成電影，應亮邁入新的創作階段，他的「中國獨立電影工作者」身分已成過去式，如今他被冠上「流亡導演」稱號，香港生活是歸零重新開始。

流亡這兩個字，給人一種悲情、東躲西藏的錯覺，好像信手捻來就會拍出一部政治驚悚片，但我初看《九月二十八日‧晴》的感覺，卻是發現應亮怎麼變溫了，這個「溫」不是我在評論中常批評台灣電影往往流於溫情主義的那個「溫」，是溫和的「溫」，是溫暖的「溫」，更是溫柔的「溫」。

應亮以前非常憤怒，作品甚至帶有一種就是要逼著你直視生命殘酷的激烈與獨斷，也許是流亡生活磨掉了他的銳氣，也許是年紀到了一個階段加上當了父親於是人生有不同體悟，即便《九月二十八日‧晴》和《自由行》的女兒角色都還是（對於無法撼動的政治現實感到）憤怒的，但應亮的流亡者身分，在他和所要講述的議題之間拉出一個空間、一層距離，介於局內和局外之間，更為冷靜內斂，也更加寬厚成熟。

所謂流亡，通常是一種因著政治迫害而導致的失根狀態，如果把唐書璇執導的《再見中國》（1974）、許鞍華執導的《胡越的故事》（1981）都納入這個範疇，那麼《自由行》就是自21世紀中國崛起後對大華語區影視產業產生強烈主導性以來，最重要的華語流亡電影。

在全球化時代，可以靠著網路聯繫彼此，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地理空間上的阻絕、侷限便不再是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心理和精神的層面。楊樞見了母親，才知道自己流亡以後，老家要被拆遷，父親要被遷墳，母親淡淡地說「就只當為國家做貢獻了。」接下來兩人出現如下對話：

楊樞：這不是賠償的事吧？拆了就拆了吧！
母親：那怎麼能行呢？你還真當自己是香港人呢？
楊樞：我把自己當哪裡人，跟這件事情也沒有關係吧？
母親：搬還是不搬，所有事說到底都只能由我一個人來承擔，對不對？

這應該是整部《自由行》最激烈的一刻，甚至比後來母親昏倒送醫，楊樞心生不如帶著母親去香港的念頭還要扣緊人心。應亮本人出身根正苗紅的老幹部家庭，祖父母都是做官的，父親在國企當經理，母親也是公務員，應亮11歲時，其父曾捲入政治風波而坐了三年半的冤獄。

《自由行》劇照。（圖／公視提供）

在《自由行》中，應亮透過錄音檔裡公安之口，把楊樞的外祖父母在1957年時曾被關在農場（意指文革時期曾經遭受迫害）、其父在30年前有過案底、以至楊樞因為拍了一部揭短的片子而流亡海外，橫跨半個世紀的三件事情混為一談，就此認定楊樞如此仇恨社會及政府的心理其來有自。

在各界名人動輒因言語不小心傷害到中國人的玻璃心，忌憚中國報復而屢屢被迫道歉的今日，應亮拍《自由行》除了反映自己心境和生活，更重要的是用創作去抵抗這樣從舉報、眾人撻伐以至自我批判，無處不在的「21世紀紅衛兵」現象。

如果香港是暫時的棲身住所，那麼高雄在《自由行》裡頭便是應亮渴望逃脫這場困局的魔幻之地。楊樞的媽媽參加的旅行團中，有個男子陪著行走都有困難的老父親遠道來台，不是為了遊山玩水採購土產，為的是追憶1949年來到台灣卻被國民黨槍斃的亡父過往生活足跡。

雖然只是很小的順帶一提，但這對父子對應主人翁一家，再加上主人翁與不同計程車司機的車上閒聊，沒想到這麼一趟一點都不自由的自由行，竟然連結了兩岸三地的過去和現在，劃出時代的輪廓。面對政治與現實，應亮的抵抗方式，沒有哭天搶地，亦非血氣方剛，卻只有劃清界線。

在遊覽車內，好不容易找到私下討論的時機，母親告訴楊樞，當年丈夫遭逢冤獄面臨刑責，便主動提出與妻女斷絕關係，而楊樞則把五年前沒寫完的那封自我檢討信唸給母親聽，關於那封信，當初不是因為擔心被迫害才寫，而是基於所謂的「中國人的情感」而寫。

「中國人的感情」是什麼？主體不是中國，而是人的情感。「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但是我必須要拒絕你，這樣才是真的愛護你。」自我檢討也好、劃清界線也罷，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都是化被動為主動，都是基於守護對自己極其重要之人的愛。原來「中國人的感情」，不是國家民族至上，不是鄉愿包庇、脆弱易碎卻不容質疑，而是相互體諒，是同理心，是為所愛的對方著想，是不惜一切的自我犧牲。

自2009年開始，應亮逐漸從低預算自製走向國際合製模式，《蝴蝶的顏色》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我還有話要說》由南韓全洲影展出資，《九月二十八日‧晴》的出品方是荷蘭鹿特丹影展，《媽媽的口供》的出品方是「高雄拍」及台灣公共電視，而《自由行》除了台灣公共電視，還要再加上香港高先電影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電影公司。

應亮的「九十分鐘電影工作室」從中國獨立電影圈出走，除了與國際影展合作，也試圖在歐洲和亞洲之間找出一條新的創作路徑。耐安飾演的母親在《我還有話要說》最後有話要說，但她飾演的另一位母親到了《媽媽的口供》面對公安已無話可說（I Have Nothing to Say 正是這部短片的英文片名）。

楊樞在《自由行》的最後，不說自己是香港人，而以異鄉人自稱。創立於2005年已累積五部長片和五部短片成果的「九十分鐘電影工作室」不再代表中國，人會處於流亡狀態，但創作不會，只要找到自由，創作永遠是獨立的。

｜播映資訊｜

• 《自由行》A Family Tour
  （詳情 請按此）
  
  時間：6/6(日) 22:00 公視首播／公視+同步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