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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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的讀書人詹宏志（一）：近乎閱讀狂的那場生命冒險

身分萬變的詹宏志，談論領導的「獻身」與超剋知識的意志及愉悅，也敘說在那交錯的年代極力掙扎的台灣文學主體性。

從編輯、評論、製片、經理人、顧問到創業者，詹宏志經歷過的工作之多，羅大佑笑他該辦個名片展。「讀書有一種超越性」，不斷地把當年那個近乎閱讀狂的鄉村小男孩推到新的冒險場域。

20年的成人美事後，當他以遲到但老到的作家眼光審視自己長達半世紀的閱讀史，不管角色為何，詹宏志永遠在進行多維向的廣泛閱讀，視野與意義更新之際，策略性的企劃構想源源而出，其中包含與台灣現代史的精彩對話。你不由得好奇，當宇宙的微粒從紙縫間漏進時，這顆早慧的靈魂如何感光、振翅？

鍾永豐（以下簡稱鍾）：你在〈難忘的書店〉中提到年輕時衝書店的動人往事。一群十七、八歲渴望知識的高中校刊編輯搭乘夜半的南下平快車，清晨抵達台南後捱飢受餓，坐等南一書店開門。

幾個小時後你在這個「前誠品時代」的花果寶山挑了陳敦化的《平面設計》，一本關於包浩斯運動的書，一本翻譯的現代藝術史，一本藝術理論，結帳前又回到宗教哲學類的書架前，取下一本由後來成為樞機主教的神學家單國壐翻譯的《獻身與領導》。

以當時盤纏有限，又強忍住台南豆漿店的美味誘惑，你選這幾本類型互異的書，不會只因為雜食。當時在左思右想之際，你的選書策略、知識企圖、人生觀以及世界觀之間，是不是在進行著激烈而關鍵性的對話？乃至於「生命軌道從此轉彎了」。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那是我高二的故事。我去南一書局朝聖，當時它是台灣最有名的書店之一。我在校刊寫作，拿到一點點稿費，就離家出走。我沒敢讓我母親知道，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坐夜車，到台南時可能是早上五、六點鐘，書店開門好像要等到⋯⋯等到十點。我在門口徘徊，捨不得拿錢去吃飯，也不知道等一下會遇見什麼。

中學時，有一段時間，我跟大我一歲的哥哥對西洋藝術史非常感興趣。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印象派的畫家，最喜歡塞尚，到現在回頭想都覺得神奇。那裡頭的印刷，是蛋白版。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能夠通過黑白印刷討論繪畫，理解印象派處理光跟自然的關係？那是很大的驅動。

我讀的台中一中，隔壁是美國新聞處，根本就是一個英語書的圖書館。我在那裡讀到「當代戲劇史」，也找到一些跟工藝品相關的書。從藝術延伸出來，譬如延伸到建築，所以我對包浩斯感興趣；延伸到設計的領域，我對平面設計、對工業設計都有嚮往，是以藝術史為核心，延伸開來。

我買了香港新聞學教授余也魯的《新聞編輯學》。我當時是校刊編輯，對編輯有一些想法，對新聞的嚮往，可能是讀了《今日世界》討論美國的報業史、新聞自由。想買的可能還很多。最後要離開時，我又去抓了《獻身與領導》，其實是一本天主教訓練幹部的書。

我本以為領導是技能，但那本書除了討論技能，它提到一個重要東西，就是devotion——「獻身」，更通俗說即「使命感」。是它讓在你的朋友當中站出來，變成自然領袖。這應該是1971、72年的事，整整快50年，可是我連買書的順序都還記得！你可以想像對我當時的衝擊跟影響有多大。

鍾：難怪你會說，生命軌道從此轉彎了。你在多篇文章中描述二姐，似乎他是一位閱讀跟世界觀的提領者；所有的崇羨與好奇皆表現在你偷偷翻看他的抽屜。

詹：其實小時影響我最深刻的是大姐。他是文藝少女，讀很多書，愛創作。去城裡讀書後，他一再帶書給我，會跟我討論李敖。我上初中那一天，他送我聖修伯里的《小王子》，對我來說也都是難忘的閱讀經驗。我小學的時候，他帶回《福爾摩斯全集》給我。

我的大姐給我的印象真正是知性的，我二姐不是，我現在跟我二姐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二姐是聯考狀元，轟動村子，鄉下的電台平常賣膏藥，都特別專訪我姐姐。所以我們小時候都是怕他的，不能跟他說話，神聖不可侵犯。

我偷看我哥哥的櫥櫃，那是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月曆紙包的東西，打開來看，一本《三國演義》！在我那種窮困匱乏的時代，幾乎沒有私有物，他有一本書，這個是財產，我拿下來看，也看不懂，因為是文言文。我哥哥看到，好像也沒有生氣。

他大我11歲，已經像個大人，他只說：「你想看這個書嗎？」我說：「我沒辦法看懂。」他說：「沒關係，我講給你聽。」他把書拿起來，搖頭晃腦講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大概從傍晚講到天色變了，講了半個背景，最後說：「今天時間晚了，我們先收起來，改天再說！」然後就沒有改天了，因為他就再也不記得這事。過了一個禮拜，我看他沒有任何要再講的意思，我就再把它拿出來。

很神奇的，好像也沒有很難，雖然很多字可能也不認得，猜一猜好像也沒什麼問題。讀了之後我跟我弟弟說，這個很好看，我弟弟就跟著我一起看。我們兩個大概看了一年吧，可能看到十幾、二十遍。我們後來兩個人在晚餐上，全部都用《三國演義》的語言講話，幾乎把台詞都記得了，這開啟了我讀書的樂趣吧。

一本書，你可以從不懂到懂，而且你是怎麼懂的？其實你不知道。讀書有一種超越性，你今天還不懂，可是明天你就懂了。你懂的時候，你就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昨天我沒辦法懂。是一個鍛鍊，那是一個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的鍛鍊。所以就給了我一個勝利的經驗—你跟一本書搏鬥，然後你贏過它，心裡升起一種信心跟鬥志。

我有很強的意志，想要讀懂那些讀不懂的書。你帶著情感的某種意境，你沒有辦法在知性上說出來，但你又絕對可以感受到。你沒辦法跟同學說、你沒辦法跟老師說、你回家也沒辦法跟父母說，所以讀書的理解，其實是孤獨的開始。你必須要有一個方法，面對自己那無人可訴的成長經驗。

鍾：可否請你談談「記憶的閱讀與再現」？譬如你寫「小野二郎的壽司旋律」，簡直是經典的人類學田野反芻，譬如你寫的「木瓜先生」，迷人得像是小津安二郎式的電影劇本大綱。讀你的記憶再現，總讓我驚奇，不僅是你對記憶的閱讀，還包括你的專注跟興趣，我覺得近乎電影導演的視角。

剛談到閱讀時，你有種想要讀懂的堅定意志。我發現你面對記憶的時候會保持一種距離，就好像它是被客觀化的事情。你有時像是一個小說家，有時又變成電影導演，不斷編輯從視覺到意義的繁複組成，甚至你的再現記憶還包括行動本身，譬如你跟王宣一想要再現記憶裡的食物。你面對記憶，是怎麼樣的過程，怎麼發展出這些再現的技藝？

詹：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強的創作念頭，最熱衷的時間點可能是高中。後來在台大，結識了一幫朋友，包括楊澤、羅智成。在文學創作上，在對事物的感性上，我遠遠不如他們。我覺得也許創作不是我該走的路，開始轉去寫評論的文章。書評、繪畫評論，我寫過多種形式的評論。年輕時，所有朋友的書序都是我寫的。《人間雜誌》的陳映真作品集有22卷，裡面有三卷的序是我寫的。連陳映真先生都覺得，我比其他人更合適詮釋他。

1980 年，我編《年度小說選》，我第一次走到台前。隱地來找我編《年度小說選》，我受寵若驚，因為《年度小說選》在文壇上是在一個很有份量的位置，我也才24歲。隱地每一年工作結束後，他都會問編選者，誰可以做下一年的編輯。

我的前一屆是季季，我在《聯合報》工作的時候，季季就坐在我旁邊，他是我們的大姐姐；那是季季推薦的。陳恆嘉在編書名、書目，他跟我說，你既然要編《年度小說選》，每個月看這麼多小說，何不幫我寫專欄？我寫了一年，寫到最後一篇，闖了大禍。

最後一篇正好碰到兩大報的文學獎，那時台灣沒什麼大事，文學獎是很盛大的。我去聯經書店，現在叫上海書店。那時店長是小說家東年，有時我沒事就會跑到那裡聊天。東年說話，有時帶著一種獨特的嘲諷。他指著櫃子裡台灣作家的書說：「你看看，這些以後都要變成邊疆文學！」

這些話很刺激我的，今天台灣已經不需要這種掙扎了，可是那個時候你要想台灣、想中國，這兩件事不是很容易想的。

在那個時代，那個交錯，你會覺得你是台灣人，可是會有種obligation（義務），覺得你是中國人。我在文章中寫的是一種感慨：如果沒有更大的文學觀眾，這兩大報這麼熱鬧地辦文學獎，到底是在辦什麼？所以就有一個強烈的批評，說台灣文學有自主性。

那些文章跟前不久才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幾乎是同樣的激烈，所以就叫做「台灣文學主體性論戰」。這個論戰往下打，最後就變成葉石濤跟陳映真的辯論。葉老說，台灣文學自給自足，有它的歷史獨特性，無庸置疑。但對陳映真來說，台灣文學的處境不是台灣獨有的；只要有帝國主義、殖民者，所有第三世界有的，它都有。很快，這個論戰重心就轉到陳映真身上，鄉土文學論戰要面對的不只「本土」兩個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