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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的讀書人詹宏志(一):近乎閱讀狂的那場生命冒險

從編輯、評論、製片、經理人、顧問到創業者,詹宏志經歷過的工作之多,羅大佑笑他該辦個名片展。「讀書有一種超越性」,不斷地把當年那個近乎閱讀狂的鄉村小男孩推到新的冒險場域。

20年的成人美事後,當他以遲到但老到的作家眼光審視自己長達半世紀的閱讀史,不管角色為何,詹宏志永遠在進行多維向的廣泛閱讀,視野與意義更新之際,策略性的企劃構想源源而出,其中包含與台灣現代史的精彩對話。你不由得好奇,當宇宙的微粒從紙縫間漏進時,這顆早慧的靈魂如何感光、振翅?

鍾永豐(以下簡稱鍾):你在〈難忘的書店〉中提到年輕時衝書店的動人往事。一群十七、八歲渴望知識的高中校刊編輯搭乘夜半的南下平快車,清晨抵達台南後捱飢受餓,坐等南一書店開門。

幾個小時後你在這個「前誠品時代」的花果寶山挑了陳敦化的《平面設計》,一本關於包浩斯運動的書,一本翻譯的現代藝術史,一本藝術理論,結帳前又回到宗教哲學類的書架前,取下一本由後來成為樞機主教的神學家單國壐翻譯的《獻身與領導》。

以當時盤纏有限,又強忍住台南豆漿店的美味誘惑,你選這幾本類型互異的書,不會只因為雜食。當時在左思右想之際,你的選書策略、知識企圖、人生觀以及世界觀之間,是不是在進行著激烈而關鍵性的對話?乃至於「生命軌道從此轉彎了」。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那是我高二的故事。我去南一書局朝聖,當時它是台灣最有名的書店之一。我在校刊寫作,拿到一點點稿費,就離家出走。我沒敢讓我母親知道,要去那麼遠的地方。坐夜車,到台南時可能是早上五、六點鐘,書店開門好像要等到⋯⋯等到十點。我在門口徘徊,捨不得拿錢去吃飯,也不知道等一下會遇見什麼。

中學時,有一段時間,我跟大我一歲的哥哥對西洋藝術史非常感興趣。我們常常一起討論印象派的畫家,最喜歡塞尚,到現在回頭想都覺得神奇。那裡頭的印刷,是蛋白版。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能夠通過黑白印刷討論繪畫,理解印象派處理光跟自然的關係?那是很大的驅動。

我讀的台中一中,隔壁是美國新聞處,根本就是一個英語書的圖書館。我在那裡讀到「當代戲劇史」,也找到一些跟工藝品相關的書。從藝術延伸出來,譬如延伸到建築,所以我對包浩斯感興趣;延伸到設計的領域,我對平面設計、對工業設計都有嚮往,是以藝術史為核心,延伸開來。

我買了香港新聞學教授余也魯的《新聞編輯學》。我當時是校刊編輯,對編輯有一些想法,對新聞的嚮往,可能是讀了《今日世界》討論美國的報業史、新聞自由。想買的可能還很多。最後要離開時,我又去抓了《獻身與領導》,其實是一本天主教訓練幹部的書。

我本以為領導是技能,但那本書除了討論技能,它提到一個重要東西,就是devotion——「獻身」,更通俗說即「使命感」。是它讓在你的朋友當中站出來,變成自然領袖。這應該是1971、72年的事,整整快50年,可是我連買書的順序都還記得!你可以想像對我當時的衝擊跟影響有多大。

鍾:難怪你會說,生命軌道從此轉彎了。你在多篇文章中描述二姐,似乎他是一位閱讀跟世界觀的提領者;所有的崇羨與好奇皆表現在你偷偷翻看他的抽屜。

詹:其實小時影響我最深刻的是大姐。他是文藝少女,讀很多書,愛創作。去城裡讀書後,他一再帶書給我,會跟我討論李敖。我上初中那一天,他送我聖修伯里的《小王子》,對我來說也都是難忘的閱讀經驗。我小學的時候,他帶回《福爾摩斯全集》給我。

我的大姐給我的印象真正是知性的,我二姐不是,我現在跟我二姐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二姐是聯考狀元,轟動村子,鄉下的電台平常賣膏藥,都特別專訪我姐姐。所以我們小時候都是怕他的,不能跟他說話,神聖不可侵犯。

我偷看我哥哥的櫥櫃,那是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我發現有一個月曆紙包的東西,打開來看,一本《三國演義》!在我那種窮困匱乏的時代,幾乎沒有私有物,他有一本書,這個是財產,我拿下來看,也看不懂,因為是文言文。我哥哥看到,好像也沒有生氣。

他大我11歲,已經像個大人,他只說:「你想看這個書嗎?」我說:「我沒辦法看懂。」他說:「沒關係,我講給你聽。」他把書拿起來,搖頭晃腦講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大概從傍晚講到天色變了,講了半個背景,最後說:「今天時間晚了,我們先收起來,改天再說!」然後就沒有改天了,因為他就再也不記得這事。過了一個禮拜,我看他沒有任何要再講的意思,我就再把它拿出來。

很神奇的,好像也沒有很難,雖然很多字可能也不認得,猜一猜好像也沒什麼問題。讀了之後我跟我弟弟說,這個很好看,我弟弟就跟著我一起看。我們兩個大概看了一年吧,可能看到十幾、二十遍。我們後來兩個人在晚餐上,全部都用《三國演義》的語言講話,幾乎把台詞都記得了,這開啟了我讀書的樂趣吧。

一本書,你可以從不懂到懂,而且你是怎麼懂的?其實你不知道。讀書有一種超越性,你今天還不懂,可是明天你就懂了。你懂的時候,你就完全不能理解,為什麼昨天我沒辦法懂。是一個鍛鍊,那是一個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的鍛鍊。所以就給了我一個勝利的經驗—你跟一本書搏鬥,然後你贏過它,心裡升起一種信心跟鬥志。

我有很強的意志,想要讀懂那些讀不懂的書。你帶著情感的某種意境,你沒有辦法在知性上說出來,但你又絕對可以感受到。你沒辦法跟同學說、你沒辦法跟老師說、你回家也沒辦法跟父母說,所以讀書的理解,其實是孤獨的開始。你必須要有一個方法,面對自己那無人可訴的成長經驗。

鍾:可否請你談談「記憶的閱讀與再現」?譬如你寫「小野二郎的壽司旋律」,簡直是經典的人類學田野反芻,譬如你寫的「木瓜先生」,迷人得像是小津安二郎式的電影劇本大綱。讀你的記憶再現,總讓我驚奇,不僅是你對記憶的閱讀,還包括你的專注跟興趣,我覺得近乎電影導演的視角。

剛談到閱讀時,你有種想要讀懂的堅定意志。我發現你面對記憶的時候會保持一種距離,就好像它是被客觀化的事情。你有時像是一個小說家,有時又變成電影導演,不斷編輯從視覺到意義的繁複組成,甚至你的再現記憶還包括行動本身,譬如你跟王宣一想要再現記憶裡的食物。你面對記憶,是怎麼樣的過程,怎麼發展出這些再現的技藝?

詹:我年輕的時候有很強的創作念頭,最熱衷的時間點可能是高中。後來在台大,結識了一幫朋友,包括楊澤、羅智成。在文學創作上,在對事物的感性上,我遠遠不如他們。我覺得也許創作不是我該走的路,開始轉去寫評論的文章。書評、繪畫評論,我寫過多種形式的評論。年輕時,所有朋友的書序都是我寫的。《人間雜誌》的陳映真作品集有22卷,裡面有三卷的序是我寫的。連陳映真先生都覺得,我比其他人更合適詮釋他。

1980 年,我編《年度小說選》,我第一次走到台前。隱地來找我編《年度小說選》,我受寵若驚,因為《年度小說選》在文壇上是在一個很有份量的位置,我也才24歲。隱地每一年工作結束後,他都會問編選者,誰可以做下一年的編輯。

我的前一屆是季季,我在《聯合報》工作的時候,季季就坐在我旁邊,他是我們的大姐姐;那是季季推薦的。陳恆嘉在編書名、書目,他跟我說,你既然要編《年度小說選》,每個月看這麼多小說,何不幫我寫專欄?我寫了一年,寫到最後一篇,闖了大禍。

最後一篇正好碰到兩大報的文學獎,那時台灣沒什麼大事,文學獎是很盛大的。我去聯經書店,現在叫上海書店。那時店長是小說家東年,有時我沒事就會跑到那裡聊天。東年說話,有時帶著一種獨特的嘲諷。他指著櫃子裡台灣作家的書說:「你看看,這些以後都要變成邊疆文學!」

這些話很刺激我的,今天台灣已經不需要這種掙扎了,可是那個時候你要想台灣、想中國,這兩件事不是很容易想的。

在那個時代,那個交錯,你會覺得你是台灣人,可是會有種obligation(義務),覺得你是中國人。我在文章中寫的是一種感慨:如果沒有更大的文學觀眾,這兩大報這麼熱鬧地辦文學獎,到底是在辦什麼?所以就有一個強烈的批評,說台灣文學有自主性。

那些文章跟前不久才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幾乎是同樣的激烈,所以就叫做「台灣文學主體性論戰」。這個論戰往下打,最後就變成葉石濤跟陳映真的辯論。葉老說,台灣文學自給自足,有它的歷史獨特性,無庸置疑。但對陳映真來說,台灣文學的處境不是台灣獨有的;只要有帝國主義、殖民者,所有第三世界有的,它都有。很快,這個論戰重心就轉到陳映真身上,鄉土文學論戰要面對的不只「本土」兩個字。(待續)

Credit
Producer/Nick Yang
Styling/Saem Xu, Lyla Make
Hair/Fio_na_li
Assistant/Ellen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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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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