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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動台灣電影的推手: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黃建業

2021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黃建業

「任何一個從事批評的人必定要謹記批評的兩大任務——熱情的破壞和冷靜的重建,是同樣的重要。」1980年,年僅26歲卻早有犀利筆鋒的黃建業,出版首本著作《轉動中的電影世界》,書中這段話,既有青年的無畏,也有老成的持重。2021年,當台北電影節頒發卓越貢獻獎給這位資深影評人之際,重讀這段年少文字益顯意義。

所謂「冷靜的重建」已超越電影批評範圍內的成一家之言,更指向他作為當代電影文化的一大推手。說「推手」不免言重,總以爽朗笑聲回應的黃建業,帶儒雅文人氣,談貢獻總謙虛。

「最初我和朋友張偉男從香港來台灣唸大學,那段期間我也跟著結識了李道明、但漢章、張毅等電影人,他們光從書章雜誌的介紹就能準確地掌握一部電影的特色與細節,我們可說是氣味相投,所以大家一起投入了1970年代《影響》雜誌的寫作⋯⋯」黃建業寫影評的萌芽之初,可回溯至他中學時期大量閱讀電影書籍,而大學時代他與同好經常在西門町「台映試片室」觀賞老藝術片,電影觀點從此養成。

事實上,觀察黃建業的生涯,或許也更像是以熱情浪漫為本,既入世又出世地,自掛為一顆在電影世界中轉動的星辰——在1980年代站上論戰浪尖,維護「台灣新電影」初苗,免於早夭;協助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三個國內大型影展的草創;1996年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致力電影保存;長年任教校園與民間,影響無數拍電影的人與看電影的人。

問起有何影評寫作模範,黃建業說:「我喜歡法國派,楚浮(François Truffaut)跟高達(Jean-Luc Godard)的影評,很有熱情,非常好看!比起來英國人就很冷靜,讀了覺得這些影評人學養好好,好適合在學校教書。可是讀了楚浮,簡直是在電影中混到爛的,精彩得不得了,電影對他來說真的會連劇本都背下來。」

不同於這群法國《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雜誌的影評人,後來紛紛執導筒,將對電影的愛由文字抒發轉向拍片,他笑稱拍電影很累,而他很懶,從未想過。

雖然開玩笑說自己對寫影評已膩了,但黃建業聊起近期電影仍精神奕奕、眼神發亮。

至於寫了四十多年的影評,是職業甚至志業嗎?「從來沒有,寫影評當職業志業,很多人都餓死。但好處在於沒有當職業,寫自己喜歡的、有感覺的,那樣對我來說才是好的,最低限度比較誠實,不受干擾。甚至我也跟很多電影人沒那麼親密,反而覺得這樣很好。」不過黃建業的生涯,又跟台灣新電影的崛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從不否認自己那時是有「策略」地支持新電影,「到了差不多1982年,越來越看到關鍵轉捩點,尤其是侯孝賢、楊德昌的出現,我們開始發現大幅度的新的電影語言,對電影、對現實、對遮蓋的歷史的新的態度。這些電影你不維護它,就沒辦法延伸。」

如斯「策略」也讓他捲入激烈論戰。如〈誰是上帝?誰是教宗?〉(1985)一文,直指「新銳導演」與「前衛影評人」之間瀰漫個人偶像崇拜風氣,彷彿做導演的經由這種個人崇拜的祭禮就從凡人變成上帝,而寫影評的則成為主持祭禮的教宗;黃建業就是被點名的影評人之一。

隔年舉辦的一場座談,黃建業透過國外參照,清楚申辯。他引用1960年代將多位導演列入「萬神殿」,從而建立美國作者論傳統、影響深遠的影評人Andrew Sarris說的話:「我把自己全部的信譽投注在自己喜歡的幾位導演身上」,相信這種情緒化、有風險的立場,是經過考慮、有意義的,為的是讓整體電影環境更好。

如今如何回顧論戰?「我覺得沒做錯,這批電影可能不完美,但有衝撞力、清新度、一個時代的new sensibility(新感性),不維護它們,能嗎?不能吧!」對於所捍衛之作,「我們對或錯,過了30年自然知道。」

回顧台灣電影,黃建業認為1970年代末已發展到相對僵固的模式,「其實電影創作者都很期待改變,例如拍學生電影《同班同學》(1981)的林清介、拍鬼片《六朝怪談》(1979)的王菊金、拍傷痕文學片《假如我是真的》(1981)的王童⋯⋯那是一段醞釀期,這些導演試圖在正規電影制度中尋找新的開放性,而正好,那時電影審制度開始解嚴。」不只推崇藝術片,各種類型片的百花齊放是黃建業所樂見的風景。

「包括1970年代末那些碰觸社會事件、暴力與情色元素的『台灣黑電影』,就算拍得不夠好,仍是重要過程。」看片類型包山包海,甚至堅信「壞電影」也有存在必要的黃建業,笑稱當年他幾乎看遍台灣上映的所有電影。1980年代初他與焦雄屏、陳國富、張昌彥等人於聯合報「電影廣場」發表短評,「六個影評人先分配好,每部片寫36個字,寫到惡名昭彰,連報社老闆都希望影評人筆下留情(笑)。」

然而,只為「好電影」寫好評有違專業影評人本意。因為寫得太兇、影響觀眾太深,重口味的「毒舌短評」後來走入歷史,「電影廣場」專欄那些重磅評價、一翻兩瞪眼的直白書寫形式,黃建業回味當年仍有懷念。日後影評人各自發展,每週在報紙評遍每一部院線片的時光已不復返。

「我們很希望在台灣新電影年代,可以有正規的古典電影,以戲劇、類型為核心,走得更前進一點的電影能同時被辯證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張毅的《玉卿嫂》(1984)、《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李祐寧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1984)是高興的,可惜沒有出現一波潮流。我們期待在整個電影系譜中,出現更大的多元性,這就是『台灣電影宣言』(1987)為何在那時提出『另一種電影』。」

之後,黃建業從寫字,不斷往演講與巡迴放映發展,也擔任各種電影文化扎根的要職。對他來說,其中不存在角色轉換,而是延續。從1970年代戒嚴起的自組放映與演講,再到1990年代解嚴後文建會的委託巡迴,都在嘗試引入歐洲盛行的電影俱樂部活動,把電影帶到不同地方,接觸不同民眾。

黃建業從他學生時期的電影素養積累,聊到他與電影界的各種緣分。

如果「另一種電影」的難以出現,無法從製作端帶來立即改變,那可以「冷靜重建」的,或許是接收端,唯需時間與養料。如今蓬勃的台灣影迷文化,處處可見其插柳足跡。2019年底,黃建業在臉書開了粉專「黃建業私塾日常物語」,除了分享對世界電影的觀察,也關心國片現況。

不管是1980年代還是當下,他最期待的仍是每個時代獨有的新感性,「只有新感性是最重要的,是上一個世代多了不起,都無法再提出的」。去年(2020)國片如《同學麥娜絲》、《孤味》、《親愛的房客》,還有包括鍾孟宏的作品,就有符合他的期待,雖明白不乏異議,但他認為這些片有脈絡有個性有自己的新觀察,而且夠誠懇。

「台灣電影有話要說,我覺得很重要。當然格局沒有新電影那麼大,但不是每個年代都要搞大時代論述。」

無論說古道今,黃建業總能滔滔不絕,情理兼備,問他有過自我懷疑嗎?他顯得一派輕鬆,眼角瞇成線地笑回:「好處就是無知。很多時代就是因為無知而熱情,五四就是這樣,這些人其實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麼,但是就走了。」

與這位資深電影人談電影竟毫無隔閡,黃建業從學術分析到小道消息,從藝術片到通俗片都能娓娓道來,講出一番獨到見解。與電影交手超過半世紀,問他獲得本屆「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的感言,他開懷大笑著,說他也不知道為何是自己獲獎。

|延伸閱讀|

台北電影節|創辦於1998年,不僅成為台灣電影界年度重要盛事,在國際間也具口碑。每年於夏季舉辦,在競賽及觀摩影展外,並常舉辦電影相關活動。今年影展於9月23日至10月9日展開;頒獎典禮將於10月9日晚間7點,在三立台灣台與MOD三立綜合台現場實況轉播,台北電影節YouTube、三立新聞網YouTube、Vidol TV、LINE TODAY、中華電信Hami Video將網路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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