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3

轉動台灣電影的推手：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黃建業

1980年，年僅26歲的黃建業出版首本電影著作；2021年，台北電影獎頒發卓越貢獻獎給這位資深影評人，肯定他對電影圈的長年付出。

2021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得主黃建業

「任何一個從事批評的人必定要謹記批評的兩大任務——熱情的破壞和冷靜的重建，是同樣的重要。」1980年，年僅26歲卻早有犀利筆鋒的黃建業，出版首本著作《轉動中的電影世界》，書中這段話，既有青年的無畏，也有老成的持重。2021年，當台北電影節頒發卓越貢獻獎給這位資深影評人之際，重讀這段年少文字益顯意義。

所謂「冷靜的重建」已超越電影批評範圍內的成一家之言，更指向他作為當代電影文化的一大推手。說「推手」不免言重，總以爽朗笑聲回應的黃建業，帶儒雅文人氣，談貢獻總謙虛。

「最初我和朋友張偉男從香港來台灣唸大學，那段期間我也跟著結識了李道明、但漢章、張毅等電影人，他們光從書章雜誌的介紹就能準確地掌握一部電影的特色與細節，我們可說是氣味相投，所以大家一起投入了1970年代《影響》雜誌的寫作⋯⋯」黃建業寫影評的萌芽之初，可回溯至他中學時期大量閱讀電影書籍，而大學時代他與同好經常在西門町「台映試片室」觀賞老藝術片，電影觀點從此養成。

事實上，觀察黃建業的生涯，或許也更像是以熱情浪漫為本，既入世又出世地，自掛為一顆在電影世界中轉動的星辰——在1980年代站上論戰浪尖，維護「台灣新電影」初苗，免於早夭；協助金馬影展、台北電影節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三個國內大型影展的草創；1996年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致力電影保存；長年任教校園與民間，影響無數拍電影的人與看電影的人。

問起有何影評寫作模範，黃建業說：「我喜歡法國派，楚浮（François Truffaut）跟高達（Jean-Luc Godard）的影評，很有熱情，非常好看！比起來英國人就很冷靜，讀了覺得這些影評人學養好好，好適合在學校教書。可是讀了楚浮，簡直是在電影中混到爛的，精彩得不得了，電影對他來說真的會連劇本都背下來。」

不同於這群法國《電影筆記》（Cahiers du Cinéma）雜誌的影評人，後來紛紛執導筒，將對電影的愛由文字抒發轉向拍片，他笑稱拍電影很累，而他很懶，從未想過。

雖然開玩笑說自己對寫影評已膩了，但黃建業聊起近期電影仍精神奕奕、眼神發亮。

至於寫了四十多年的影評，是職業甚至志業嗎？「從來沒有，寫影評當職業志業，很多人都餓死。但好處在於沒有當職業，寫自己喜歡的、有感覺的，那樣對我來說才是好的，最低限度比較誠實，不受干擾。甚至我也跟很多電影人沒那麼親密，反而覺得這樣很好。」不過黃建業的生涯，又跟台灣新電影的崛起，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他從不否認自己那時是有「策略」地支持新電影，「到了差不多1982年，越來越看到關鍵轉捩點，尤其是侯孝賢、楊德昌的出現，我們開始發現大幅度的新的電影語言，對電影、對現實、對遮蓋的歷史的新的態度。這些電影你不維護它，就沒辦法延伸。」

如斯「策略」也讓他捲入激烈論戰。如〈誰是上帝？誰是教宗？〉（1985）一文，直指「新銳導演」與「前衛影評人」之間瀰漫個人偶像崇拜風氣，彷彿做導演的經由這種個人崇拜的祭禮就從凡人變成上帝，而寫影評的則成為主持祭禮的教宗；黃建業就是被點名的影評人之一。

隔年舉辦的一場座談，黃建業透過國外參照，清楚申辯。他引用1960年代將多位導演列入「萬神殿」，從而建立美國作者論傳統、影響深遠的影評人Andrew Sarris說的話：「我把自己全部的信譽投注在自己喜歡的幾位導演身上」，相信這種情緒化、有風險的立場，是經過考慮、有意義的，為的是讓整體電影環境更好。

如今如何回顧論戰？「我覺得沒做錯，這批電影可能不完美，但有衝撞力、清新度、一個時代的new sensibility（新感性），不維護它們，能嗎？不能吧！」對於所捍衛之作，「我們對或錯，過了30年自然知道。」

回顧台灣電影，黃建業認為1970年代末已發展到相對僵固的模式，「其實電影創作者都很期待改變，例如拍學生電影《同班同學》（1981）的林清介、拍鬼片《六朝怪談》（1979）的王菊金、拍傷痕文學片《假如我是真的》（1981）的王童⋯⋯那是一段醞釀期，這些導演試圖在正規電影制度中尋找新的開放性，而正好，那時電影審制度開始解嚴。」不只推崇藝術片，各種類型片的百花齊放是黃建業所樂見的風景。

「包括1970年代末那些碰觸社會事件、暴力與情色元素的『台灣黑電影』，就算拍得不夠好，仍是重要過程。」看片類型包山包海，甚至堅信「壞電影」也有存在必要的黃建業，笑稱當年他幾乎看遍台灣上映的所有電影。1980年代初他與焦雄屏、陳國富、張昌彥等人於聯合報「電影廣場」發表短評，「六個影評人先分配好，每部片寫36個字，寫到惡名昭彰，連報社老闆都希望影評人筆下留情（笑）。」

然而，只為「好電影」寫好評有違專業影評人本意。因為寫得太兇、影響觀眾太深，重口味的「毒舌短評」後來走入歷史，「電影廣場」專欄那些重磅評價、一翻兩瞪眼的直白書寫形式，黃建業回味當年仍有懷念。日後影評人各自發展，每週在報紙評遍每一部院線片的時光已不復返。

「我們很希望在台灣新電影年代，可以有正規的古典電影，以戲劇、類型為核心，走得更前進一點的電影能同時被辯證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張毅的《玉卿嫂》（1984）、《我這樣過了一生》（1985），李祐寧的《老莫的第二個春天》（1984）是高興的，可惜沒有出現一波潮流。我們期待在整個電影系譜中，出現更大的多元性，這就是『台灣電影宣言』（1987）為何在那時提出『另一種電影』。」

之後，黃建業從寫字，不斷往演講與巡迴放映發展，也擔任各種電影文化扎根的要職。對他來說，其中不存在角色轉換，而是延續。從1970年代戒嚴起的自組放映與演講，再到1990年代解嚴後文建會的委託巡迴，都在嘗試引入歐洲盛行的電影俱樂部活動，把電影帶到不同地方，接觸不同民眾。

黃建業從他學生時期的電影素養積累，聊到他與電影界的各種緣分。

如果「另一種電影」的難以出現，無法從製作端帶來立即改變，那可以「冷靜重建」的，或許是接收端，唯需時間與養料。如今蓬勃的台灣影迷文化，處處可見其插柳足跡。2019年底，黃建業在臉書開了粉專「黃建業私塾日常物語」，除了分享對世界電影的觀察，也關心國片現況。

不管是1980年代還是當下，他最期待的仍是每個時代獨有的新感性，「只有新感性是最重要的，是上一個世代多了不起，都無法再提出的」。去年（2020）國片如《同學麥娜絲》、《孤味》、《親愛的房客》，還有包括鍾孟宏的作品，就有符合他的期待，雖明白不乏異議，但他認為這些片有脈絡有個性有自己的新觀察，而且夠誠懇。

「台灣電影有話要說，我覺得很重要。當然格局沒有新電影那麼大，但不是每個年代都要搞大時代論述。」

無論說古道今，黃建業總能滔滔不絕，情理兼備，問他有過自我懷疑嗎？他顯得一派輕鬆，眼角瞇成線地笑回：「好處就是無知。很多時代就是因為無知而熱情，五四就是這樣，這些人其實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麼，但是就走了。」

與這位資深電影人談電影竟毫無隔閡，黃建業從學術分析到小道消息，從藝術片到通俗片都能娓娓道來，講出一番獨到見解。與電影交手超過半世紀，問他獲得本屆「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的感言，他開懷大笑著，說他也不知道為何是自己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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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電影節｜創辦於1998年，不僅成為台灣電影界年度重要盛事，在國際間也具口碑。每年於夏季舉辦，在競賽及觀摩影展外，並常舉辦電影相關活動。今年影展於9月23日至10月9日展開；頒獎典禮將於10月9日晚間7點，在三立台灣台與MOD三立綜合台現場實況轉播，台北電影節YouTube、三立新聞網YouTube、Vidol TV、LINE TODAY、中華電信Hami Video將網路同步直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