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4

Taiwan NOW ✕ VERSE exclusive

後疫情時代的展演現場：北美館館長王俊傑 ✕ 策展人耿一偉

疫情蔓燒年餘，全球表演藝術產業受到重擊。本篇邀請北美館館長王俊傑、資深藝術節策展人耿一偉，對談後疫情的展演生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顧問耿一偉（左）、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王俊傑。

疫情蔓燒年餘，全球表演藝術產業、展覽場館都受到重擊。醞釀久時的Taiwan NOW台日交流計畫，因應疫情也一再調整，終於在今年秋天正式啟動，於日本東京、台灣、線上三大現場為台日觀眾帶來從科技到展演的節目。VERSE和Taiwan NOW獨家媒體合作，特別邀請台北市立美館館長王俊傑，以及資深藝術節策展人耿一偉，對談後疫情的展演生態。

耿一偉（以下簡稱耿）：我認為人的「流動」會是後疫情時代的一大問題。許多國際巡演反覆取消、延期，然而這取消也不是真的取消，而是像冰箱裡的東西越冰越多，現在所有場館都要面對解封以後，每個人都來說：「你不是去年答應今年可以再來嗎？」

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會是這個問題。不過，我們在加速時代被社會催促，每個藝術家好像都有做不完的case，所以即使疫情有它負面的影響，某程度也讓藝術家有機會停下來，我覺得這是疫情中寶貴的一個收穫。

王俊傑（以下簡稱王）：從機構角度，我想分享兩個面向。一個當然是我們直接面對的國際交流斷層。當國際性的展覽全都受阻，甚至有作品到了台灣，藝術家無法入境的窘況，我們就要面臨如何幫藝術家遠端完成作品和策展。甚至我們也有過作品連運輸都卡關，只能傳張草圖讓我們依循去完成作品。這些實際的問題考驗的都是當地人的經驗、素質和溝通能力。

另一個是我們和觀眾的關係也突然間變得很敏感。傳統來說不論表演、視覺藝術，觀眾就是買了票、進到場館、面對面地直接去接觸藝術作品。可是當疫情來臨，我們就會被要求「觀眾不能到場館」。在這樣的規定下，你要怎麼讓觀眾參與到「現場」？

這是我一直不斷在思考的。理論上「現場」展演的臨場感應該是不可取代的。可是當特殊狀況發生，需要使用線上方式呈現時，是不是要進一步去線上只是一種視覺、展演場域的轉換，還是隨媒介不同也會有所質變？這是比較少人去關注到的議題。

耿：經過疫情更證明美術館或實體機構的重要性。如果線上可以完全取代，那這些場館就可以被取消了，但實際上我們需要在實體空間裡，那是被營造、被保護，一個具有儀式感的藝術欣賞空間。

王：我同意這個不可取代性，不過大家好像對於媒體或媒介都有一種迷思。當你不能線下、實體，就一股腦兒地全部變成線上，但線上有很多本質上的差異，反而比較少人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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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當減少外出成了全民運動，藝術之於日常看似又更加次要和遙不可及。從藝術工作者、愛好者的角度，你們如何在疫情期間保持對產業的敏感度？在疫情期間兩位最深刻的一次藝術經驗？

耿：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還是去年跟北美館合作的「藍天之下：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這個展覽最早策劃的時候就是疫情之初。在跟藝術家溝通時，我就非常希望能夠去探索疫情對於當代生活的影響。如果你現在回頭想，台灣也是在這下半年才開始真正受到本土疫情的考驗，所以在表演藝術界，目前很多做法都是補救型的心態。譬如國外為了因應疫情有很多線上或新的發展，這部分台灣就比較慢。

王：3月時兩廳院的藝術節（TIFA）邀請阿姆斯特丹劇團演《米蒂亞》，那是一個線上即時演出——在荷蘭現場演出再把影像傳到劇院，所以觀眾就是在劇院裡看表演的螢幕，而不是實體表演。理論上這樣也可以成立，但有趣的是，在荷蘭除了作品本身有導演之外，還有一個影像導演。這和在劇院裡看表演藝術作品是完全不同的，這也引發我一些對「現場」的思考。

耿：你如果問我「對藝術的定義是什麼？」我會引用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觀點：「藝術就是一種反環境、預警系統」，讓人們可以看到新媒材或生活如何受到事故、事件的影響而變化。「現實」總會入侵，雖然它是現場直播，但終究還是和預錄不太一樣。因為我們在進這空間前時會有一種「現場性」打在我們腦海裡，所以注意力會不太一樣。

我都開玩笑說：「一根香蕉貼在牆壁上，跟你去北美館看有一個藝術家把香蕉貼在牆壁上是不一樣的！」空間會賦予作品一種魔法，讓觀眾大腦頻道調到審美頻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沒有美術館的框架或場館、空間的調整，觀眾是很難在日常生活中把任何事情都當做審美的一部分。所以回應剛剛聊到的作品《米蒂亞》，我會建議觀眾還是要去劇院（笑）。

VERSE：Taiwan NOW計畫邀請了兩方的傑出藝術家一起合創共製，即便因為疫情而不斷滾動式調整、最後採取以虛實整合的方式呈現，仍然獲得藝術圈的極大關注。兩位如何看待持續跨國交流的意義？

王：以美術館來說，一個展覽的策劃，從概念、展場到執行細節需要長期且縝密的規畫，很難在一開始就提前預備兩套劇本去抽換，因為你會來不及因應。基本上我們現在的做法還是按照正常策展的規畫，如果真的有發生狀況時，或許藝術家真的不能來，我們就必須有替代方案。

以前我們通常不會管環境的變化，但因為疫情，大家在選件時突然會有一種「自我審查」的感覺。你會發現現在美術館裡，錄像的作品突然變很多，因為它不用運輸，只要下載影像就能播出。可是這也會衍伸一個問題：「當影像變多，觀眾是不是可以接受？」也就是說，他們平常接觸視覺藝術的經驗並不同，很少人在作品前停留時間跟在電影院觀影一樣長。

耿：外國藝術家雖然不能來，但可以出書。如果線上是一種接觸方式，讀書也是一種可能。但對我來講，過去熟悉的模式裡，所有預算都是可控的，一旦要轉成線上後，所有經費都暴增。就目前對表演藝術的反省來說，做幾檔後會有個狀況：「錢拿了，但有照顧到藝術家嗎？還是都給其他產業的人拿去了？」我們就會重新去質疑：「到底什麼是線上？」

再者，從台灣的藝術環境來講，「交流」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們不去交流，人家不一定會來跟我們交流，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競爭者，就算是亞洲，還有日本、韓國。就機構角度來講，也是一種責任，我們畢竟用的是納稅人的錢。

表演藝術當然會牽涉到人的流動問題。我自己在策展當然也有些原則：要維持交流的可能，同時也要把風險降低。我通常會優先邀請台灣旅外的藝術家，因為願意回來的意願比較高。第二個就是「動則變、變則通」的本事。環境在變動，我們能做的就是策略性的調整，盡可能地維持和觀眾持續的互動。

VERSE：後疫情時代的日常生活除了更加依賴網絡，也改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與親密性。兩位如看待這樣的改變？數位化的型態是否也創造了未來的策展可能與展館發展？「合創共製」是否會是後疫情時代後的未來趨勢？

耿：疫情剛發生時，歐洲強調要團結。我認為，在這樣狀況下，藝術某種層度就像要絕種的生物，不論是溫度或局勢變化都會讓人產生危機感，因為很多人就從此只待在家裡看Netfilx，所以我覺得不同領域場館間的合作會是多贏甚至是必然的。比方說上一屆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就是在不同城市舉辦，這種空間的變化可以帶出許多不同的可能性。

對於觀眾，有個知名導演羅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幾年前就曾講過「劇場如果還要繼續生存，必須要讓表演成為事件。」要有事件性，觀眾才願意走出門，跟表演相遇。目前在外國節目不能來台的狀況下，我們如何創造「事件」？我相信除了藝術家跟藝術家的跨域外，機構跟機構的空間也可以有些嘗試。一旦有，也會是種事件。

王：如果疫情是暫時不可逆的狀況，不管策展人、機構、場館還是要去思考怎麼樣讓文化性、知識性的活動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更深化、直接的與觀眾對話和交流，否則所謂知識生產的步驟也會被改變、大打折扣。

北美館館長王俊傑（左）和策展人耿一偉對於今日的展演「現場」，同時期待也有隱憂。

VERSE：作為藝術家、館長，以及策展人身份，未來最想看到在後疫情時代能夠進化出的創作新型態？

耿：我認為藝術對於所屬時代是負有責任的，因為疫情的關係，藝術家沒有辦法在公共實體空間盡情創造跟展覽，疫情趨緩後，場館或藝術家都有責任為未來世代留下一些紀錄：關於這段日子、疫情對於我們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有什麼樣的改變？我覺得這會是值得去發揮的一個題目。

因為我有做一些跟空間有關的藝術節，我認為在未來對於機構和藝術家來說，最挑戰的會是怎麼重新創造在公共空間裡人跟人的交往跟信任。現在的封閉狀況我一直覺得有點像冬眠，你要怎麼讓他覺得春天真的來了？這是我們需要一起去努力的。

王：我覺得虛實並存會是必然的。就藝術家或場館來講，我們一直負有「走在時代的前面，去創造很多相遇」的任務。特別是當大部分的人在美術館或劇院裡，隨著狀態的變化，對事情的開放度也會相對提高。從這點來說，我想「公共空間」的意涵就不言而喻了。未來的「現場」，將會需要我們一群人去創造人際關係的全新轉型，才有可能讓藝術繼續留在生活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