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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展演現場:北美館館長王俊傑 ✕ 策展人耿一偉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顧問耿一偉(左)、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王俊傑。

疫情蔓燒年餘,全球表演藝術產業、展覽場館都受到重擊。醞釀久時的Taiwan NOW台日交流計畫,因應疫情也一再調整,終於在今年秋天正式啟動,於日本東京、台灣、線上三大現場為台日觀眾帶來從科技到展演的節目。VERSE和Taiwan NOW獨家媒體合作,特別邀請台北市立美館館長王俊傑,以及資深藝術節策展人耿一偉,對談後疫情的展演生態。

耿一偉(以下簡稱耿):我認為人的「流動」會是後疫情時代的一大問題。許多國際巡演反覆取消、延期,然而這取消也不是真的取消,而是像冰箱裡的東西越冰越多,現在所有場館都要面對解封以後,每個人都來說:「你不是去年答應今年可以再來嗎?」

我們首先要面對的會是這個問題。不過,我們在加速時代被社會催促,每個藝術家好像都有做不完的case,所以即使疫情有它負面的影響,某程度也讓藝術家有機會停下來,我覺得這是疫情中寶貴的一個收穫。

王俊傑(以下簡稱王):從機構角度,我想分享兩個面向。一個當然是我們直接面對的國際交流斷層。當國際性的展覽全都受阻,甚至有作品到了台灣,藝術家無法入境的窘況,我們就要面臨如何幫藝術家遠端完成作品和策展。甚至我們也有過作品連運輸都卡關,只能傳張草圖讓我們依循去完成作品。這些實際的問題考驗的都是當地人的經驗、素質和溝通能力。

另一個是我們和觀眾的關係也突然間變得很敏感。傳統來說不論表演、視覺藝術,觀眾就是買了票、進到場館、面對面地直接去接觸藝術作品。可是當疫情來臨,我們就會被要求「觀眾不能到場館」。在這樣的規定下,你要怎麼讓觀眾參與到「現場」?

這是我一直不斷在思考的。理論上「現場」展演的臨場感應該是不可取代的。可是當特殊狀況發生,需要使用線上方式呈現時,是不是要進一步去線上只是一種視覺、展演場域的轉換,還是隨媒介不同也會有所質變?這是比較少人去關注到的議題。

耿:經過疫情更證明美術館或實體機構的重要性。如果線上可以完全取代,那這些場館就可以被取消了,但實際上我們需要在實體空間裡,那是被營造、被保護,一個具有儀式感的藝術欣賞空間。

王:我同意這個不可取代性,不過大家好像對於媒體或媒介都有一種迷思。當你不能線下、實體,就一股腦兒地全部變成線上,但線上有很多本質上的差異,反而比較少人在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fineartsmuseum/posts/3096776120436371

VERSE:當減少外出成了全民運動,藝術之於日常看似又更加次要和遙不可及。從藝術工作者、愛好者的角度,你們如何在疫情期間保持對產業的敏感度?在疫情期間兩位最深刻的一次藝術經驗?

耿: 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還是去年跟北美館合作的「藍天之下: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這個展覽最早策劃的時候就是疫情之初。在跟藝術家溝通時,我就非常希望能夠去探索疫情對於當代生活的影響。如果你現在回頭想,台灣也是在這下半年才開始真正受到本土疫情的考驗,所以在表演藝術界,目前很多做法都是補救型的心態。譬如國外為了因應疫情有很多線上或新的發展,這部分台灣就比較慢。

王:3月時兩廳院的藝術節(TIFA)邀請阿姆斯特丹劇團演《米蒂亞》,那是一個線上即時演出——在荷蘭現場演出再把影像傳到劇院,所以觀眾就是在劇院裡看表演的螢幕,而不是實體表演。理論上這樣也可以成立,但有趣的是,在荷蘭除了作品本身有導演之外,還有一個影像導演。這和在劇院裡看表演藝術作品是完全不同的,這也引發我一些對「現場」的思考。

耿:你如果問我「對藝術的定義是什麼?」我會引用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觀點:「藝術就是一種反環境、預警系統」,讓人們可以看到新媒材或生活如何受到事故、事件的影響而變化。「現實」總會入侵,雖然它是現場直播,但終究還是和預錄不太一樣。因為我們在進這空間前時會有一種「現場性」打在我們腦海裡,所以注意力會不太一樣。

我都開玩笑說:「一根香蕉貼在牆壁上,跟你去北美館看有一個藝術家把香蕉貼在牆壁上是不一樣的!」空間會賦予作品一種魔法,讓觀眾大腦頻道調到審美頻道。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沒有美術館的框架或場館、空間的調整,觀眾是很難在日常生活中把任何事情都當做審美的一部分。所以回應剛剛聊到的作品《米蒂亞》,我會建議觀眾還是要去劇院(笑)。

VERSE:Taiwan NOW計畫邀請了兩方的傑出藝術家一起合創共製,即便因為疫情而不斷滾動式調整、最後採取以虛實整合的方式呈現,仍然獲得藝術圈的極大關注。兩位如何看待持續跨國交流的意義?

王:以美術館來說,一個展覽的策劃,從概念、展場到執行細節需要長期且縝密的規畫,很難在一開始就提前預備兩套劇本去抽換,因為你會來不及因應。基本上我們現在的做法還是按照正常策展的規畫,如果真的有發生狀況時,或許藝術家真的不能來,我們就必須有替代方案。

以前我們通常不會管環境的變化,但因為疫情,大家在選件時突然會有一種「自我審查」的感覺。你會發現現在美術館裡,錄像的作品突然變很多,因為它不用運輸,只要下載影像就能播出。可是這也會衍伸一個問題:「當影像變多,觀眾是不是可以接受?」也就是說,他們平常接觸視覺藝術的經驗並不同,很少人在作品前停留時間跟在電影院觀影一樣長。

耿:外國藝術家雖然不能來,但可以出書。如果線上是一種接觸方式,讀書也是一種可能。但對我來講,過去熟悉的模式裡,所有預算都是可控的,一旦要轉成線上後,所有經費都暴增。就目前對表演藝術的反省來說,做幾檔後會有個狀況:「錢拿了,但有照顧到藝術家嗎?還是都給其他產業的人拿去了?」我們就會重新去質疑:「到底什麼是線上?」

再者,從台灣的藝術環境來講,「交流」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們不去交流,人家不一定會來跟我們交流,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競爭者,就算是亞洲,還有日本、韓國。就機構角度來講,也是一種責任,我們畢竟用的是納稅人的錢。

表演藝術當然會牽涉到人的流動問題。我自己在策展當然也有些原則:要維持交流的可能,同時也要把風險降低。我通常會優先邀請台灣旅外的藝術家,因為願意回來的意願比較高。第二個就是「動則變、變則通」的本事。環境在變動,我們能做的就是策略性的調整,盡可能地維持和觀眾持續的互動。

VERSE:後疫情時代的日常生活除了更加依賴網絡,也改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與親密性。兩位如看待這樣的改變?數位化的型態是否也創造了未來的策展可能與展館發展?「合創共製」是否會是後疫情時代後的未來趨勢?

耿:疫情剛發生時,歐洲強調要團結。我認為,在這樣狀況下,藝術某種層度就像要絕種的生物,不論是溫度或局勢變化都會讓人產生危機感,因為很多人就從此只待在家裡看Netfilx,所以我覺得不同領域場館間的合作會是多贏甚至是必然的。比方說上一屆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就是在不同城市舉辦,這種空間的變化可以帶出許多不同的可能性。

對於觀眾,有個知名導演羅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在幾年前就曾講過「劇場如果還要繼續生存,必須要讓表演成為事件。」要有事件性,觀眾才願意走出門,跟表演相遇。目前在外國節目不能來台的狀況下,我們如何創造「事件」?我相信除了藝術家跟藝術家的跨域外,機構跟機構的空間也可以有些嘗試。一旦有,也會是種事件。

王:如果疫情是暫時不可逆的狀況,不管策展人、機構、場館還是要去思考怎麼樣讓文化性、知識性的活動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更深化、直接的與觀眾對話和交流,否則所謂知識生產的步驟也會被改變、大打折扣。

北美館館長王俊傑(左)和策展人耿一偉對於今日的展演「現場」,同時期待也有隱憂。

VERSE:作為藝術家、館長,以及策展人身份,未來最想看到在後疫情時代能夠進化出的創作新型態?

耿:我認為藝術對於所屬時代是負有責任的,因為疫情的關係,藝術家沒有辦法在公共實體空間盡情創造跟展覽,疫情趨緩後,場館或藝術家都有責任為未來世代留下一些紀錄:關於這段日子、疫情對於我們造成什麼影響、我們有什麼樣的改變?我覺得這會是值得去發揮的一個題目。

因為我有做一些跟空間有關的藝術節,我認為在未來對於機構和藝術家來說,最挑戰的會是怎麼重新創造在公共空間裡人跟人的交往跟信任。現在的封閉狀況我一直覺得有點像冬眠,你要怎麼讓他覺得春天真的來了?這是我們需要一起去努力的。

王:我覺得虛實並存會是必然的。就藝術家或場館來講,我們一直負有「走在時代的前面,去創造很多相遇」的任務。特別是當大部分的人在美術館或劇院裡,隨著狀態的變化,對事情的開放度也會相對提高。從這點來說,我想「公共空間」的意涵就不言而喻了。未來的「現場」,將會需要我們一群人去創造人際關係的全新轉型,才有可能讓藝術繼續留在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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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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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穎宣

現任《VERSE》採訪編輯。1990年生。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東海大學哲學系肄業,旅居法國三年餘,期間就讀巴黎高等藝術學院。曾任古典音樂電台採訪記者、誠品書店編輯,台中國家歌劇院行銷公關部門。熱愛寫作,天性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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