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06

陳鎮川：我仍然著迷於燈光全暗、拉起帷幕的那一刻

人稱「川哥」的陳鎮川，已在娛樂圈工作三十多年。時至今日，他依舊鍾愛舞台上當燈光全暗、布幕拉起的魔幻時刻。

人稱「川哥」的陳鎮川，已在娛樂圈工作三十多年，即便他總說要退休，但仍持續在寫下傳奇。他長年擔任張惠妹的經紀人，和天后一起不斷自我超越；2014年，帶領「源活國際娛樂」製作「第25屆金曲獎頒獎典禮」，點燃了近幾年頒獎典禮的美學革命；今（2023）年參與製作的《大嘻哈時代2》不但創造了新的視覺語言，也帶動選秀節目的新浪潮。陳鎮川的成長故事更是傳奇，當年外婆在北投經營的合法應召站，是引領他認識「娛樂世界」的起點。時至今日他依舊鍾愛舞台上當燈光全暗、布幕拉起的魔幻時刻。稍待片刻，今晚的秀就要開始了。

VERSE（以下簡稱V）：您在北投長大，那段「溫泉鄉」的成長經歷是什麼樣子？

陳鎮川（以下簡稱川）：我的出生比較特別，我父親是住在香港的廣東海豐人，從來沒有在台灣生活過，印象中他只會講廣東話和台語。爸媽分居兩地，哥哥大我九歲，也不住在家裡，加上阿嬤又是經營「應召站」—當年北投的應召站是合法的。兒時的回憶都非常快樂，跟電影裡常會出現的毒打、虐待、賣身養家等黑暗情節不一樣，我看到的真的不是這樣。

家裡有阿嬤、媽媽，以及很多傭人，所以我從小就有點搞不太清楚「正常家庭」是什麼樣子。而且我們家很嚴格規定，所有大人的事通通不能問，後來才知道我跟哥哥是同母異父的兄弟。獨特的成長環境，也養成我比較隨遇而安的個性。

V：「應召站」的家庭生活是什麼樣的狀況？

川：我們家在北投有一個大概100坪的榻榻米，是一個非常寬廣的空間。榻榻米四周全是置物櫃，每個小姐都有一個專屬木櫃，上面寫著她們的名子，還有一個矮矮的桌子、一床棉被、一個枕頭。大家都住在一起，很像部隊，每天起床，小姐們就會把棉被疊好、放在角落。最多的時候家裡有八十幾個小姐，很多人來應徵，還不見得會上。

小姐們的日常是中午左右起床，有的做臉、有的聊天，我阿嬤會開始算帳。那幾十張小姐的矮桌裡面，有一張是我寫功課用的，每天傍晚會看到幾十個小姐在化妝，然後我在旁邊聽她們講話，整個榻榻米就是我們的世界。

V：感覺上像《舞伎家的料理人》描述的場景。

川：對。我記得有一位老師，他每天兩、三點會來應召站幫小姐唸信、寫信。他都坐在榻榻米中間，一樣搬張小矮桌，我偶爾會幫忙磨墨，小姐們就一個個跪在旁邊排隊。當他從包包裡面拿出一封信，喊：「櫻子小姐。」櫻子就像當兵一樣出列，聽他讀日本客人的信。聽完以後，小姐說：「老師，我要寫信給這個名片上的東京某某社長。」他就會用小楷寫一封日文信，幫她寄出。老師每天都會來，大概兩個小時，對小姐來說，他是帶來很多未來跟希望的人。

我們家大部分都是日本客人，而且接待的幾乎都是團客。今天可能是被熱海飯店宴會廳包下來，50桌需要50個小姐陪他們吃飯喝酒。小姐都是有執照的，要在規定的營業時間內才能上班，頭髮要梳乾淨、要穿長旗袍⋯⋯有很多清楚的規定。

應召站每天晚上5點半左右開張，會有五、六十台摩托車—當年在北投叫「野雞車」—一個一個把她們載到山上的飯店。那個時間我最喜歡趴在欄杆往下看，很像是星光大道，一整排摩托車陸續往山上鑽，配上北投的櫻花，加上以前還有很多原始的硫磺窟，到處都在冒煙，那個畫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V：您有沒有想把這些拍成電影嗎？

川：我很想拍成電影，但沒有找到故事。之前做劇場，跟編劇簡莉穎聊到這些畫面，她覺得不做成舞台劇太可惜。那時候我媽媽還在世，我們去找她做田調，結果被她轟出來。我媽說這是不能說的祕密，當年很多小姐現在可能已經是日本某某社長的夫人，不可能再回頭去找她們，要她們分享年輕時在北投做小姐的往事，太沒有禮貌了。

雖然田調受到很大的挫折，但還好我的印象到現在都還非常深刻：家裡的榻榻米上，一個角落有小姐在讀信、一個角落有人在吃「雞肉嫂」挑來賣的現炸炸雞，另外一個角落可能有地下醫生在幫大家做小針美容⋯⋯每個畫面我都記得，只差一個好故事。

V：那段時間對川哥後來參與娛樂工作有什麼啟發？

川：那就是我看到的娛樂世界，每個人都在努力地娛樂別人。在娛樂別人的過程當中，不管是為了生計也好、自己喜歡也好，其實沒有什麼痛苦，我沒有看到什麼黑暗面。

V：小時候對您來說最大的娛樂是什麼？是廣播還是電視？

川：電視還只有老三台的時候，我就很喜歡看頒獎典禮。我國小六年級的自由創作圖畫作業，就是畫金馬獎的舞台。到了國中就開始有餐廳秀，可能是家裡行業的關係，哥哥、親戚們都很喜歡到承德路上的歌廳看「藝霞歌舞團」，很像是台灣原生的寶塚。當時我就對台上的表演與台下觀眾之間的關係很著迷。我記得在家裡，最常玩的扮家家酒就是請人躲在窗簾後面，我負責把幕拉開。我覺得拉開布幕這件事情很爽，如果當下表演得不好，我就再把窗簾拉起來。

V：後來是怎麼進入影視娛樂圈的？

川：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送馬桶。每個和我類似家庭背景的小孩，都一定會碰到一個橋段—家道中落，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是宿命。國中開始，家庭狀況就變得非常不好，高一已經到了沒有辦法負擔學費的狀態。剛好三舅在衛浴設備公司「電光牌」當人事科科長，我白天就去打工當隨車小弟，一天送兩趟貨，晚上再去念復興美工夜間部。

後來送馬桶送了兩年多，高中還沒畢業就到飛碟唱片打工。因為我實在太喜歡聽音樂了，當時在送馬桶的貨車上一直聽蘇芮的卡帶，聽到司機都不耐煩。有一次送貨去宜蘭，午休時間我跟司機打賭，專輯從第一首放到最後一首，我唱錯一個字就罰100塊，如果都沒錯，他就要請我吃飯。結果我一個字都沒唱錯。

V：是什麼契機讓您進到飛碟唱片？

川：當時蘇芮要開演唱會，我很想要那張海報。小時候覺得和藝人最接近的距離，就是把海報貼在家裡，但我不敢去唱片行偷，就決定上門去要。循著地址搭公車到飛碟唱片敲門，一位林經理來應門，我說我想要買蘇芮的海報，他說沒有在賣，我問他能不能給我一張，他也覺得莫名其妙，就給了我一張。我脫口和他說：「如果將來可以來這邊打工，我什麼都願意做。」

過了一個禮拜，他打電話來叫我去做宣傳部小弟，其實就是包卡帶、送卡帶，有點像現在的快遞。進去上班的第一天，剛好發行黃鶯鶯的〈留不住的故事〉，跟著大家一起用泡泡紙包卡帶，當時看到這麼多卡帶，非常興奮。

V：您在飛碟待了多久時間？

川：只待一年我就闖禍了。說起來很荒唐，有一天我跟業務部的哥哥們在公司樓下的印地安啤酒屋吃飯，我很愛跟著他們攪和，覺得自己也是大人。那些業務員很愛罵公司，我向公司請假要去畢業旅行沒有准假，就也跟著罵。但他們罵公司只是日常，我卻當真了，那天晚上喝醉酒，回去把公司給砸了。

隔天早上在家中醒來，發現自己闖了大禍，趕快從北投騎摩托車到辛亥路的公司。一進門看到整個辦公室亂七八糟，還有警察在，我就哭了，我說這是我做的。整個公司的人都不敢相信，但警察說已經來不及了，這是公訴罪，我就被抓去看守所。兩天之後，我媽媽來保釋我。這件事結束以後我就去當兵，才正式開始規劃如何進入演藝圈。

V：是從當兵時開始認真想進演藝圈嗎？

川：當兵的時候晚上都可以看電視。當年最紅的綜藝節目就是菲哥的《歡樂一百點》，裡面有個短劇單元叫「春嬌與志明」。我剛好在報紙上看到黃義雄先生的「百是傳播」在徵編劇，我從來沒有寫過劇本，但就寫了一個劇本寄過去。後來收到通知，讓我放假去面試，退伍之後只休息一天就去上班了。

V：為什麼是選擇到綜藝節目做短劇，而不是回到唱片公司上班？

川：當時看到短劇，覺得我的文字結構應該還可以，就去當了編劇。百是傳播是很「日本風格」的公司，很嚴謹。黃桑（黃義雄）很注重用字，以前寫劇本都要寫逐字稿，標點符號寫錯就會被退稿，但我也因此被訓練得很好，把文字練得很扎實。

寫了一年以後，我有機會去到葛姊（葛福鴻）的「福隆製作」工作。那時候福隆有《連環泡》、《周末派》等很夯的節目，葛姊、偉忠哥（王偉忠）又都是大家很想學習的對象，福隆可以說是全世界做傳播的人都想去的最高殿堂。

剛開始是在《連環泡》做編劇，然後是執行製作、企畫，再做到製作人。後來葛姊發現我好像有一點做經紀的天分，把我調到經紀部去，開始參與唱片製作。有一次要錄金城武的專輯，歌詞都沒有人交，我想說自己寫寫看好了，因此開始寫歌詞。

葛姊是我很重要的恩人，她把所有可能的機會都給我。經紀做到第二年，她把我調到香港分公司當總經理，莫文蔚、金城武、梁詠琪、古巨基、楊采妮都是我們的藝人。當年香港的演藝圈很強勢，我也才二十幾歲，很怕被瞧不起，所以我陪著藝人去見唱片公司、電台、導演，都有很多自我防衛的策略。我跟祕書說，所有會議我絕對不講廣東話，連「你好」（nei⁵ hou）都不講，因為只要講錯就會顯得很不專業，包括面對外國人也是—我只講華語，請你找翻譯。

我一個人在香港生活了兩年，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工作證取得比較不易，我就乾脆直接回來。

回來後，葛姊把我叫到「TVBS-G 黃金娛樂台」，然後我最害怕碰到的人—小燕姊出現了。她是電視台的總監，我不知道她還記不記得當年飛碟唱片的那件事，小燕姊是個高度智慧的人，她從來沒有問我，也沒有影響她給我任何機會。一直到很多年以後，她才淡淡地說：「這麼大件事，我怎麼會不記得，誰會把我老公的公司給砸了？有史以來也只有你。」

V：您在2003年離開電視台，創立源活國際娛樂（以下簡稱源活），今年剛好滿20年。是什麼樣的念頭讓您成立這家公司？

川：後來我跟葛姊去了「東風衛視」，我擔任電視台的副總，以我當時的年紀來說壓力很大，更重要的是，我發現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做電視。我很會處理表演，不管是電視演唱會還是正式演唱會，但只要做電視節目，收視率都不高，我不太會處理綜藝內容。有時候看收視率很高的綜藝節目，我也不知道它好看在哪裡，這樣怎麼可能會做得好。

那時候我在葛姊的公司已經15年了，很想先休息，幾乎是抱著沒有明天的方式離職。休息一陣子後，想開個傳播公司，接一接電台的晚會、跨年，可以維生就好。源活剛開始沒有辦公室，就在「漫畫王」（租書店）工作，一次買5000點，可以抽菸又有很多免費的飲料可以喝，多好。

當年演藝圈根本沒有演唱會這個項目，台灣也還沒有小巨蛋，演唱會都是電視台兼著做，或是請香港導演、國外團隊來做。我也沒想到演唱會居然可以變成一個行業、養活這麼多人，但我有感覺將來這會是一件重要的事，因為我相信像我一樣真心喜歡現場演出的人還很多。有點誤打誤撞，老天保佑。

V：現在源活經營很多不同業務項目，可否為我們介紹一下？

川：其實源活的規模大概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固定了，20年來員工人數都差不多，不超過20人，這大概是我能負荷的極限值，也包括希望達到的業務量。源活主要還是以做演唱會製作為主，許多從一開始就跟著我的同事現在都已經成熟了，有獨當一面、帶兵打仗的能力。我們曾經在一個周末裡，在不同城市同時進行五場演唱會。

做製作最容易獲得藝人信任，所以慢慢開始有一些主辦演唱會的機會，也代理藝人在國外的演出。阿妹（張惠妹）會找我做經紀，也是因為有合作過一些演唱會。那天我給阿妹看一篇報導，二十幾年前她在台北市立體育場演出，被傅達仁投訴太吵；當時我還在葛姊的公司工作，主辦阿妹這場演唱會，負責出去受訪、被罵的就是我，我說：「二十幾年前就因為妳被罵，到今年還是因為妳被罵。」

V：面對張惠妹這麼高標準的藝人，製作她的演唱會，要如何一次又一次自我超越？

川：阿妹是個非常特別的藝人，所有常理都沒有辦法套用在她身上。阿妹的演唱會是我這一輩子做的所有演藝項目裡面，最知道know-how的，可能因為我對她非常了解，她該怎麼跟歌迷對話，我都能抓得到頻率。但她又是我最少碰面、開會的藝人，她幾乎什麼都不會講，或者說她都覺得我都應該要知道，但偶爾還是會判斷錯，被打槍打得很嚴重。

V：談談金曲獎頒獎典禮，對多數圈外人來說，那是認識陳鎮川很重要的開始。

川：我第一次做金曲獎是剛進TVBS-G當監製的時候。我進公司上班是2月，5月是第九屆金曲獎，金曲獎從那一屆開始開放讓民間電視台製作。那時TVBS-G拿到案子，小燕姊想要大做一番。3月的時候，她就把我找去，說：「你來做金曲獎。」

我一陣錯愕。第一我不知道要怎麼做，第二，在沒有一個部門知道我是誰的情況下，卻要指揮電視台這麼龐大的機器。小燕姊只拿了一張黃色便條紙，上面寫「人有無限潛能」，貼在我辦公室的電話上之後就離開了，然後再也沒有管過我。我就做了，結果還不錯，連續做了五、六年，一直到我離開TVBS為止。

V：當時您如何做出一個不一樣的金曲獎頒獎典禮？

川：可能我做的功課比較多，所以不管在畫面還是舞台上，我都有很明確的方向。當時整個電視台，包括美術、工程，甚至是藝人對頒獎典禮的認知都和現在有一段差距。例如，我覺得頒獎台上不需要放一盆花，但那個年代會覺得沒有花就不正式，只能慢慢地想辦法改變，一步一步把花拿掉、把主持台拿掉。我也不太可能把整個電視的體制和文化打亂，因為我需要他們。

V：後來您離開電視台，到2014年再次接手製作金曲獎，可以談談這個過程嗎？

川：其實2010年左右開始，每年不管哪個電視台得標，都有來問我要不要做。因為做頒獎典禮的人本來就不多，也真的是件苦差事。2013年底，我帶張惠妹去上台視的《紅白藝能大賞》，那天表演的狀況很多，我一直在小巨蛋忙進忙出。當時台視副總劉麗惠又問我要不要接金曲獎，我就在從後台往前台的路上，匆忙地回了她：「好！好！好！」就答應了下來。公司的人聽到臉色都變了，我說：「接就接嘛，怕什麼？」

一個人喜歡一件事，一輩子都會在心裡醞釀。接下金曲獎之後，我回到家裡先用簡單的文字寫下頒獎典禮的架構和分工，完成之後發現自己從下筆到完成都沒有停下來，我早就準備好要做頒獎典禮了。接著回頭把當年在TVBS-G一起做金曲獎的小朋友全部找回來，包括現在JL DESIGN的羅申駿，他當年也是TVBS-G動畫部門的員工。事隔十幾年以後，這些人都已經是不同公司的老闆，真的是高手雲集。他們都沒有跟我談什麼酬勞，我說就當作一次同學會，所以後來又接著做26屆，就被罵說：「不是說好是同學會嗎？」結果今年已經是連續第十年製作金曲獎了。

V：川哥出身傳統電視台，這些年又一直跟最厲害的新世代創作者合作，這也是您很強的特色。

川：源活沒有任何設計、影像部門，這20年來一直是尋求外援，所以認識了很多高手。決定做金曲獎後，我跟電視台說，成果好壞我來扛，但要完全照我的意思做。他們都很尊重我，電視台的美術、燈光都會來問我的想法。我硬著頭皮溝通，最終目的是告訴他們：我有心目中的設計師，不用原來的班底。這中間有很多功課要處理，也因為我過去從電視台出身，所以知道接了他們公司一年最大的案子，卻不用這些人的時候，要怎麼讓他們不會那麼不舒服。

前置階段可以自己關起門把舞台畫好、燈光規劃好，但最終都要在典禮現場相逢，所以我一定要讓大家是舒服的，而且願意幫我一把，協調跟誠意很重要，我也不會糊弄他們。

V：剛好2014年前後，也是台灣設計美學開始翻轉的時刻。回頭來看，25屆金曲獎頒獎典禮是一個關鍵事件，點燃了近幾年頒獎典禮的美學革命。當時，大家對典禮有這麼正面的迴響，川哥有感到意外嗎？

川：我很高興大家可以接受，但我比較驚訝典禮被改頭換面到這個地步，公部門和電視台竟然可以接受。當年在TVBS-G做頒獎典禮，內容要經過新聞局同意，過程不是那麼容易。設計也一樣，例如我要把進廣告前的title card（轉場字卡）發給外面的設計師製作，是需要說服電視台的，因為讓原本的設計部門排完全不需要花錢，外發出去就是多一項費用。

V：接下來想了解關於《大嘻哈時代2》，這也和我們這期封面故事探討的主題有關。有人說台灣電視節目最風光的年代已經過去，但這兩年有一些很成功的節目，包括由源活參與製作的《大嘻哈時代2》，您怎麼看待這個節目，它為什麼受歡迎？

川：這是源活成立20年來第一次做節目。其實很多電視台都有跟我們聊過，但都沒有談成，有的是覺得工作方式不一樣，或者大家對於成果需要投資的標準不一樣。加上過去有大量的演唱會業務在海外，不大有餘裕做節目，也是因為疫情才有了製作《大嘻哈時代2》的契機。

我敢接這個節目，是因為我已經想像出那個畫面了。《大嘻哈時代2》是音樂節目，而源活這20年來都在做live，我大概知道怎麼做可以讓它好看。雖然沒有很驚人的預算、很大的舞台，但我預期得到小成本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我有把握至少不會對不起電視台，再加上有知名音樂MV導演謝乾乾加入，他是真的懂嘻哈，一切都很完整，我才敢做。

大嘻哈的舞台其實是我畫的，之前有過很多版本，但都比較像是一般電視台設置有布景的攝影棚，我覺得嘻哈好像不是這樣子，它可以更髒一點、光源可以更雜亂一點，不用每個人都像綜藝節目一樣打平平的光。

V：這幾年因為社交媒體的發達，年輕人的喜好變化很快，世代斷裂越來越嚴重，不論是製作《大嘻哈時代2》或是演唱會，您怎麼去抓住新世代的口味？

川：要從年輕人身上做功課。誰聽最多音樂就找他來當顧問，了解之後再做平衡。我不會完全用自己的標準判斷，也不會完全被他們拉走。以金曲獎為例，我要掌握住金曲獎的重量，和金音獎做出差異。

不同世代的東西，還是要努力去聽。可能我從小就在傳播很多我不見得喜歡的音樂跟藝人，所以我擔任這個角色還算可以。工作的時候我可以消化很多音樂，但我私底下就從來不聽音樂，只要一聽音樂就有壓力。聽歌對我來講，沒有你們的快樂，可能角度不同，就像我去看演唱會，也不會看藝人在表演什麼，而是看舞台、觀眾、動線、人流管制⋯⋯樂趣不一樣。

V：前面有稍微聊到，這幾年除了電視節目、金曲獎、演唱會，川哥還成立了「耳東劇團」。

川：劇場是我的夢想，我離開台視，進入福隆製作之前，在紐約流浪了半年，每天都去看劇場，因為沒有錢，下午就去時代廣場排隊買三折票。

我到現在都還是對台上、台下的關係很著迷—燈暗、幕拉開，另外一個世界就開始了。即便到現在，只要進劇院看戲，燈關掉的瞬間，我都還是會起雞皮疙瘩，所以我從來沒有錯過那一刻。看任何一個表演我都不會遲到，而且至少10分鐘前就會入座，等著場子慢慢變滿、慢慢開始的感覺，那就是我的夢想。

劇場比起演唱會更有這種味道，但我從小就被勸退，說做劇場很苦。小時候經歷過大起大落，我就先選擇安身立命的路。後來比較有能力，也剛好開始認識一些劇場人，才有機會做做看。

V：一路聽來，川哥的生涯都非常順利，有沒有一些比較挫折的時刻？

川：我是一個內心強大到近乎變態的人，唯一的挫折大多來自於演出很失敗，或說我認為很失敗，那會給我很大的打擊。

江蕙是所有人夢寐以求的合作對象，我第一次做她的演唱會，小巨蛋首場一演完，我就衝到旁邊的台北田徑場大哭。因為那天晚上都沒有人尖叫，觀眾不停走來走去，鼓掌也零零落落⋯⋯演出中我們都會待在控台、小巨蛋一樓的最後面，是被所有觀眾包圍的中心點，可以清楚感受到觀眾的冷熱。我覺得我把這個藝人做砸了，江蕙一輩子沒開過演唱會，結果反應這麼冷淡。

後來才發現江蕙的歌迷最熱烈就是這樣，這只是常態，因為年齡層比較高，需要頻繁上廁所，所以不可能不走來走去，也很難尖叫，不過當時我真的像是被車撞到那麼難過。這種挫折旁人聽來可能覺得很荒唐，但這就是我碰到最大的打擊。

V：今年除了《大嘻哈時代2》和張惠妹《aMEI ASMR 世界巡迴演唱會》高雄場，下一步還有什麼規劃嗎？

川：走一步算一步吧，我們這個行業，碰到的問題真的好難。

三年前，我說想要退休，因為覺得這個行業不要做太久。幕後永遠都比幕前的壽命長，除了長期合作的客戶，我們接觸到的藝人越來越年輕，他們會不敢跟「川哥」工作。以演唱會來說，過去我們跟藝人的互動像是打乒乓球，有來有往；現在我設計流程給一些年輕藝人，他們心裡可能覺得不好，但不敢說，然後直接照著演，這會造成結果不好，那我不就成了演藝圈的一個瘤嗎？

那時候碰到疫情，記者問我，演唱會產業受多少影響？我說不是掉幾成的問題，而是直接歸零。其實我很高興，想說老天爺就是要讓我退休。我準備了一筆遣散費和一年的營運成本，和大家說如果這一年把錢花完的話，我們就算盡力了，我也仁至義盡。結果第一年突然開始有很多線上演唱會，把那一年救活了，完全沒有動到那筆錢；第二年疫情還沒過去，我又講了一樣的話，沒想到不但一樣沒有動到那筆錢，還小賺了一點。到了今年，我在家寫了好幾個版本的退休致詞，想在20周年的尾牙上說，但到了當天中午，我還是決定不講退休，臨時換了另一個版本的講稿。

V：說到這，您覺得線上演唱會會變成一個常態嗎？

川：不會，經過疫情我反而發現線上永遠沒辦法取代線下，可能可以並存。這幾年各大串流平台都推出很多好看的演唱會紀錄，但我不覺得在線上能感受到演唱會魅力，除非曾經在線下看過那場演出，想透過線上回味。以前我們有個誤解，覺得如果在巡迴的時候開放線上直播，會影響票房，但後來發現是完全相反的，有線上直播會讓更多人想買票進場，這就證明大家終究還是需要到現場感受那個能量。

V：未來台灣的演唱會產業會更大、更好嗎？

川：我最期待台灣的產業發展，有言論自由、平台又多。百家爭鳴的好處是很多新的聲音都有機會，缺點是這些人都沒有被珍惜。以前只有三家電視台、五大唱片公司，歌手會經過千錘百鍊才有機會發片，大家會願意砸重金打造一個巨星。現在就算找到一個很會唱的藝人，花兩千萬製作，但只要一個素人上傳自己錄的作品，流量不小心就超越過去了。所以唱片公司不會願意投資，有機會的年輕藝人也不會服氣，或者相信他需要一個很大的團隊。我覺得這很可惜，會變成好的藝人和音樂很多，但真的具有影響力的會越來越少。

V：從小看歌廳秀，到後來做節目、唱片和演唱會，接觸多元的娛樂形式和內容，也呼應《VERSE》這一期的封面故事。這幾年我們看到很多新內容與新形式，從電視台的節目到YouTube頻道，您覺得這是一個新娛樂時代嗎？

川：有，差很多。現在我在家也是全程看YouTube，我很喜歡薔薔、Joeman、博恩、欸你這週要幹嘛也都會看。連我沒有時間追的劇，都有〈五分鐘帶你看完⋯⋯〉，其實現在只要有YouTube就夠了。

V：川哥會想要跟這些YouTuber合作嗎？

川：我覺得他們不需要我，我反而會成為莫名其妙的框架。每個頻道都有一個自己的頻率，很多YouTuber被拉到不適合他們的舞台上表演，效果就沒有那麼好。這次《大嘻哈時代2》找賀瓏、美麗本人合作，我就說盡量不要和他們對台詞，這也是近幾年金馬獎、金曲獎典禮，我都沒有找專業主持人的原因。雖然用專業主持人最輕鬆—他們會自己想好起承轉合，但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對的人和語言來發聲。

V：我們看到有些YouTuber也想朝傳統藝人的方向努力。

川：當紅的YouTuber收入應該不比電視上看到的藝人少，但他們要成為專業歌手其實也不容易，歌手還是有一定的歷程需要累積；反過來說，專業歌手要去上YouTube，大多只能當嘉賓。很多藝人也開了自己的頻道，我就覺得沒有那麼好看，畢竟是不同世界的人。

從某些角度看，斜槓沒有那麼容易。以前小燕姊給我一個觀念：電視就是電視、網路就是網路、唱片就是唱片，大家要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努力表演。

PROFILE｜陳鎮川

現任源活國際娛樂總經理、天地合娛樂總經理以及耳東劇團創辦人。從電視節目製作入行，經歷節目製作、詞曲創作、雜誌經營、唱片製作、藝人經紀、演唱會製作等，在影視娛樂圈資歷豐富。歷年來參與多位知名歌手世界級巡迴演出，並擔任多屆金曲獎總策畫與海內外大型頒獎典禮製作，是目前華人娛樂圈中製作過最多演唱會的製作人，也是台灣頂尖的跨界多元創意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