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國家記憶存進樹林：希望片庫有一座新冰箱 冷藏歷史才可能回到未來

位於樹林區新加坡工業區，此區為保存電影僅存單一拷貝或原底片低溫庫房。

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TFAI，以下簡稱國家影視聽中心），對曾經任職於該機構的核心人物來說，他們是陪伴中心經歷各種沿革的見證者——從1978年成立的「電影圖書館」至1989年更名「電影資料館」；2014年更名「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至2020年再轉型「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

國家影視聽中心最初是「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的附設圖書館，典藏電影素材及相關資料，而後規模擴大，政府每年編列預算使其長期營運。直到1997年，當時電影資料館租下樹林工業區的三百多坪空間，用以妥善保存電影膠卷與文物，「樹林片庫」正式啟用。

談起這個頗具歷史意義的機構，以及它鮮為人知的典藏修復庫房「樹林片庫」，「國影人」總有說不完的故事，與之牽連的記憶或許浮光躍金，抑或滿腹辛酸苦辣，面對那滿坑滿谷的國家寶藏，皆抱持著複雜的心情與使命感。在1997年正式租用「樹林片庫」收存電影前，堆積如山的膠卷拷貝大多放置在常溫空間，任由「醋酸症」腐蝕膠片。

很少人知道，片庫也曾設在2017年甫拆除的中和自強游泳池建築中，那裡當然沒有「樹林片庫」的低溫庫房與專業設備。倘若電影的倉儲環境不佳，往往也注定其毀壞的命運。「在室溫18°C、相對濕度50的環境中，全新的膠卷僅能保持50年不變。然被送到片庫的影片多半不是全新的膠卷，所以它們會開始劣化的速度遠比你想像中更快，這就是為什麼需要數位修復。」

在更差一點的條件下，24°C、相對濕度70的情況（台灣一般室內放置），影片最多能維持15年，在那之後顏色就開始衰退了，片庫資深員工郭榮平解釋道。在膠卷影片受到重視以前，常聽聞資深導演閒談，「放映後的拷貝片太占空間，常整批倒進河裡丟棄，或者賣給製帽或製鞋的廠商，讓他們把膠片塞至帽緣與鞋跟維持形狀。」一直到國家影視聽中心開始有意而為地收存電影，並開放「樹林片庫」給民間、電影公司寄放膠卷、文物後，片庫就像聚寶盆般逐漸湧入藏品，典藏及修復影片的機制也在這二十多年間被建立完成。

「樹林片庫」現在有什麼寶藏呢？本篇邀請到兩位碰巧皆經歷過國家影視聽中心轉型期的執行長——林文淇與王君琦——分別由他們的角度分享自己進入樹林後，與國家寶藏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

曾為第六任電資館館長及首任國家電影中心執行長——林文淇坦言，他最初之所以喜歡電影，是因為自己身為文學研究者，喜愛電影中的文學性，以及影片延伸的社會意義、身份認同等等⋯⋯「對我這種人來說，進到片庫最大的衝擊就是終於理解，原來這才是電影，這種materiality（物質性）的味道與觸感才是實在在的電影啊！」

而現任執行長王君琦，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造訪片庫那天，先是在在工廠林立的樓房巷弄間迷了路，誤入隔壁的麵粉工廠，才納悶著麵粉與膠卷共處的合理性，一抬頭又發現巷口供應營養午餐的團膳工廠。

好不容易摸索找到正確位置，又驚訝地發現對門是紙紮工廠（是的，就是《同學麥娜斯》劉冠廷所演出的那種「紙紮」技藝），後來他不時能在共乘的貨梯中欣賞到鄰居的精湛手藝。就在這處神祕又獨特的水泥森林之間，暗藏了這座保存台灣最重要影視遺產的國家片庫。

初入片庫  又酸又冷是箇中滋味

在這一個又一個的行李箱中，放著可方便拎出國放映的16mm拷貝片。

王君琦（以下簡稱王）：第一次走進樹林片庫，其實是嗅覺走在前頭，膠卷直接體現來自空氣中難以忽視的酸味。還記得剛抵達三樓大廳，陳子福老師的海報掛在牆頭，儘管早已看過各種版本，但伴隨著那股酸味映入眼簾的手繪筆觸，濃濃的時代氣息令我印象深刻。

酸味之後是冷。走進片庫，強烈的寒意率先襲來，我打著哆嗦欣賞眼前壯觀的場面，一落一落的膠卷拷貝從地面堆到天花板，還有一整區早期裝在復古行李箱裡，拎著就能帶出國放映的拷貝片。膠卷的保存與物理環境有極大關聯，極酸與極冷的直接體感甚至先於視覺的震撼，也才深刻體會膠卷的保存如此不易。如果樹林片庫有一座新冰箱，我想把所有電影都冰進去，好好呵護。

林文淇（以下簡稱林）：龍應台當年找我去當館長，一方面是希望我為當時的電影資料館募款，另一方面是想推廣紀錄片。而我首次進到片庫的震驚，即「電影」的真面目——膠卷原來是長這個樣子，我們以前都在研究個屁啊（笑），電影研究都我們自顧自地講，自以為是地說它是這個、是那個，但片庫工作人員是實實在在地與「電影」接觸。

但更令人更震驚的，是它們（膠卷）快死了。你會注意到，就因為它正慢慢走向消亡，擺在片庫中的膠片素材，很多已經酸蝕、結塊、發霉，還有更多膠卷放在生鏽的片盒裡⋯⋯

片庫宛如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林：在我接任館長時，應該是片庫正開始受到重視時，也是數位典藏計畫的開端。我記得，最初驗收的數位修復電影是阮玲玉主演的《戀愛與義務》（1931）與胡金銓導演的《龍門客棧》（1967），那時的我正式進入自己原先未知的電影修復領域。

王：我的論文研究有寫到李美彌導演《女子學校》，這部片在講一所學校的兩個女生，因為感情好而被同學謠傳為同性戀，在同性戀備受歧視的年代，那是惡意中傷和陷害。我在他的作品中看見一種不同於社會寫實的「文藝寫實」風格，既有新電影的清新運鏡、也有商業性的美學敘事，飽含1980年代女導演對女性身份地位的關懷與觀察，獨具作者視角。

當時得知片源都已遺失，只能透過歷史文獻和新聞剪報去揣測這部片的狀況，沒想到來國家影視聽中心工作後，意外發現片庫裡有這部片，有種如獲至寶的感覺。我覺得片庫就像一口深不見底的井，內有無數寶物尚待挖掘；很多你以為已經遺失的片子，有極大的機會在這裡找到，而電影中心也從未停止在台灣與世界各地蒐羅走散的電影資源中。

林：曾親眼目睹數位修復影片最初的盛況，2014年我帶著《戀愛與義務》去上海電影節首映，在大光明戲院，現場約一千多位觀眾，其中有兩百多位穿旗袍共襄盛舉的影迷，無論老太太或少女皆著旗袍，重現老上海風華。我們找了亮軒（馬國光）擔任辯士（默片電影解說員），另外也在FIAF（國際電影資料館聯盟年會）找了一位默片伴奏師，請他為《戀愛與義務》製作鋼琴配樂。

林：在經常出入片庫那幾年，我最想找的電影是甄珍主演的《彩雲飛》與鳳飛飛主演的《春寒》。但當時台灣保有的《彩雲飛》拷貝片已嚴重壞損，跟香港詢問，發現他們尚有拷貝，然電影公司已經不在了。最後是李行導演授權讓我們修復，但片中唱歌的橋段全被剪掉了（可能是拷貝片被剪去做特別節目，最後卻沒再接回去），只好以台灣對照香港拷貝拼湊起來修復；《春寒》同樣也是台版拷貝損傷慘重，最後也從香港找到可修復的素材。

電影拷貝片彌足珍貴，但也不時聽聞其「猝死」消息，擔任館長那段期間，三不五時就會聽說有人大量丟棄老舊的膠卷，讓我們扼腕不已。

不過也有搶救成功的案例，2014年香港最後一家沖印廠「綜合電影沖印」歇業（2011年數位電影興起後，沖印廠在幾年內式微），其中的港片全被香港電影資料館收走，而剩下的台灣電影，沖印廠願全部捐贈給我們，但對方的條件是「不能挑選影片，只能整批帶回台灣。」那時很猶豫，擔心如果運回台灣才發現全是廢物怎麼辦？幸好最後帶回許多寶貝，包括台灣佚失的武俠電影。

台灣的優勢  數位修復片的未來

王：最近我與中心同事應邀去微軟分享數位修復的業務，席間執行長特別跟我分享，他看了芬芳寶島系列《大甲媽祖回娘家》修復紀錄片，驚喜地發現：「這就是當年大同電視播放出來的顏色！」這樣成功的修復，是調光師參照比對歷史資料，細緻還原的當年色彩，當然，他還能記得也很不容易。

數位修復的資源有限，哪部能修、修成什麼版本，都不是一個人的決定。早年台語片就有好多版本，不同地區的差異、拷貝褪色造成的顏色差異，都是中心討論的範疇。以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支持「修舊如舊」，力求還原當年的色彩、音質與畫面劇情版本，至於要「舊」到什麼程度、以什麼為據（因為還有版本的問題），就是一場漫長且縝密的討論。

王：近來王家衛修復一系列經典創作，試圖透過新科技將作品修復成他最初設想的模樣；然而對我們來說，如果不能讓觀眾看到當年原始的版本，就失去歷史考據的意義了。如此的修復應該稱為二創，屬於導演再創版。

林：關於電影數位修復趨勢，我剛進電影中心時（2013年）已經不是從零開始，當時我的期盼是「台灣的電影中心應該成為亞洲的修復中心」，我覺得台灣該要具備這樣的能力。過去亞洲只有日本有數位修復技術，但把膠卷送至日本整修的費用很昂貴，如果電影中心能有足夠的設備與人才，我們也能接其他國家的委託案。

時間倒回七、八年前，修復一部2K的電影長片，費用大約200萬。如果政府能補助設備採購，中心或許能靠外接委託賺取費用，自負修復人員的薪資。現在許多鄰近國家都有電影資料館，大家也漸漸建立起「老電影再不搶救就會永遠消失」的觀念。若要把電影送至國外修復，除了義大利、日本，台灣也該發展出足以「接單」的條件，讓國家影視聽中心中心成為電影修復技術的領先者。

稀有人才  為數不多的電影修復師

王：紀錄片《數電影的人》裡受訪的修復師曾說，她的理想狀態是「一個月修復10分鐘的片段。」電影修復是一門非常精細、快不得的工作，動作太快可能會錯過細節、導致後端數位修復環節的困難；偏偏又不能太慢，中心還是有KPI要達成。

但我個人十分著迷於底片整飭的步驟，看修復師用棉花棒精細地清除殘膠、貼上新的齒孔，桌上還有各式各樣化學藥品，宛如實驗室般有趣。

台灣現有的修復師恐怕不到50位，他們除了熱愛電影，多半都沈默寡言、任勞任怨，每天對著一格一格的電影畫面工作，擁有異於常人的細心與耐心。我非常敬佩這種職人的精神，與對電影無上的熱愛，如何能更珍視他們的才能與產能，並花心力去培育，是這個國家重要的課題。

膠卷整飭人員需要仔細地檢視，並清潔、修補每一個影格上的髒污與缺損。

絕不可丟棄影片有多難？我們能不能拯救所有國家文化資產

林：第二任電資館館長井迎瑞對台灣老電影的執著程度，就如第70屆FIAF年度宣言：Don’t Throw Film Away（絕不可丟棄影片）。井迎瑞不像我看那麼開（笑），沒來得及搶救老電影、台語片全部消失是他無法接受的⋯⋯也多虧有他對物件的執念，死命尋找、搜救所有一息尚存的老影片，我們今天才得以見到許多原本會永遠凋零的記憶。

仔細想想，無法再看一眼當年叫好叫座的老電影實在太令人惋惜，例如《瘋女十八年》（1957），無論你聽小艷秋怎麼努力描述、當年她演戲時眼睛怎麼閃，沒圖就沒真相，失去影片也等於遺失證據。

但你看井迎瑞帶領南藝大團隊重新找到台語片的起源——《薛平貴與王寶釧》（1956）——親眼看過才相信「原來電影老前輩說的都是真的，就像電影裡演的那樣。」真心希望我們還能找回更多，期待某些珍貴影像重見天日的奇蹟，未來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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