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VS.吳聖雄：一場疫情將馬來西亞「鼓藝」展演推向線上舞台

手集團《聚擊》曲目劇照。（TR Ban攝影，吳聖雄提供）

在馬來西亞從事文化藝術的推廣，從來都不是一件輕鬆事，表演藝術更是如此。小曼（原名陳再藩）是廿四節令鼓聯合創辦人，吳聖雄是專業鼓團「手集團」創辦人，前者把由華族文化衍生、創作出來的鼓藝，推廣至世界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後者融合馬來西亞各族文化的表演藝術，由本土走向世界，透過鼓藝表演對外宣揚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特色。

鼓作為人類最早的樂器之一，不需語言，只靠節奏，就能激勵人心，一場疫情把鼓藝推向線上，真正地成就了「天下鼓手是一家」。

在馬來西亞，提到鼓的藝術，你們兩人都是標誌性人物，鼓對於你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小曼（以下簡稱曼）：我今年67歲，將近半生都在做文化藝術的推廣。我和陳徽崇老師在1988年共同創辦了廿四節令鼓，我們發現將傳統文化加以創新，在這個時代可以引起很大的共鳴。

陳老師2008年過世之後，我們由2010年開始在柔佛新山舉辦「國際鼓節」跟「大馬廿四節令鼓精英總決賽」，兩年一度，本來2020年應該辦第六屆，但因疫情關係會展延到2021年。節令鼓也去到世界五大洲，包括今年落實的非洲，全世界大概有四百多支鼓隊，累積鼓手有四萬多人，現在同期的鼓手大概有8000人左右。

今年我們線上慶祝32周年慶，有開幕閉幕，中間有六場直播，其中有些直播到中國，有一場是連線美國；節令鼓因為疫情走到線上，讓我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它全球化的推廣方興未艾，還有很多事可以做。節令鼓讓很多年輕的鼓手到台上變得成熟起來，但對於我們這些創辦廿四節令鼓的人來說，跟他們一起走，精神和狀態會越來越年輕。

我特別享受把事情從無到有的創造過程，雖然我不是某個特定舞台的藝術表演者，我一直做統籌策劃的工作，也參與構想其中的一些表演環節；文化藝術讓我不斷地發現生命前所未有的能量和可能性，會激發我的腎上腺素。

吳聖雄（以下簡稱吳）：我中學時因為銅樂隊隊長的身份有機會認識陳徽崇老師，每年12月長假都會下寬柔向陳老師「取經」，陳老師沒有架子，所以跟他無所不談。

1990年代，陳老師千辛萬苦每週開老爺車來芙蓉中華獨中教鼓，那是我人生的轉捩點，我開始愛上敲擊樂，後來也當上了芙中鼓隊的教練；並在1991-1992年，在當時吉隆坡中華獨中傅承得署理校長的支持下，協助隆中華成立了廿四節令鼓隊。

我因為念國中的背景跟友族同胞關係很密切，他們會問廿四節令鼓是中國來的嗎，我都會費一番唇舌跟他們解釋。鼓不像戲劇，有語言限制，鼓可以用來團結人們；有人會覺得廿四節令鼓只屬於華人，我覺得那是不限族群的，我一直要讓友族朋友知道這個東西，也讓他們引以為榮。

因為喜歡敲擊樂，我也學習西洋鼓、印度鼓、馬來鼓，也在全國各地教鼓；那時接觸了蕭斐弘師傅，他跟我們說以前醒獅團給人一種不良學生才會參與的印象，節令鼓的開始要轉變這種既定概念。1996年，我到台灣看朱宗慶的第二屆國際打擊樂節，回來後1997年就決定成立專業鼓團──手集團，1999年就辭掉所有工作，全心投入。

近十年來，手集團有知名度，就像馬來西亞的宣傳大使一樣，人家在台上看到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特點。手集團是第一個把節令鼓放進交響樂裡的表演團體，普及化需要長時間耕耘，秉持多元的理念。去年我們和砂拉越原住民一起合作表演，也把國外優秀的表演者，例如台灣的原住民歌手桑布伊請過來激發本地的表演者，同時讓他看見我們這裡很厲害的表演者。

扎根大馬擊響世界的廿四節令鼓今年迎來32周年慶典，鼓手們在美麗的夕陽下鼓動震天，激勵人心。（馬來西亞廿四節令鼓協會提供）

以廿四節令鼓和手集團為例，對於華人世界而言，文化藝術由傳統走向創新，由原鄉走入多元共生的國度，呈現出新的樣貌，他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即熟悉又陌生的藝術？

曼：我舉個例子，柔佛新山潮州會館第一次回到潮汕做文化的尋根訪問是在2007年，我把一個八分鐘的「柔佛古廟遊神」短片給潮州電視台看，他們很震撼，因為潮州大規模的遊神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就被禁止了，認為那是封建迷信的。他們發現遊神在南洋保留得這麼好，同樣的中華文化，兩地的差距卻是那麼大。

到2014年，相隔64年，因為這個互動，潮州恢復了他們的遊神。在這樣的情況下，馬來西亞誕生的廿四節令鼓去到中國後，產生了很多文化上的激蕩，他們覺得很震撼，也開始思考傳統的中國文化在那麼大的神州大地裡並沒有產生這樣的新創作。

2016年，廿四節氣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後，中國的廿四節氣研究中心在第二年的春分才在北京的恭王府成立，在成立儀式十多天前，負責人在潮州發現廿四節令鼓，最後決定臨時更改節目，將廿四節令鼓帶到北京作為成立儀式的表演。我覺得這是馬來西亞把廿四節氣作為廿四節令鼓的創作基礎後得到一種很重要的文化認可。

廿四節令鼓去到柬埔寨、泰國，他們的服裝和鼓的裝飾都變了，一方風土一方文化，廿四節令鼓傳播到世界各地時，一定會產生接地氣的變化，這是必然的。廿四節令鼓在馬來西亞的發展，聖雄和手集團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沒有手集團，廿四節令鼓的音樂性和在舞台上的表演，肯定會蒼白許多。

在音樂的創作上，聖雄是陳徽崇老師之後的另一座重要的大山。我覺得他的貢獻很大。我也期待剛成立的非洲鼓隊未來能讓廿四節令鼓產生何種新的樣貌，非洲人在耍少林功夫時，健壯的體格使他們有一種華族沒有的氣魄。

吳：1996年，我們在比利時表演，那是第一次踏足歐洲。第一場表演讓他們驚訝，日本的鼓很出名，看到我們的鼓覺得和日本的有點相似，但在表演形式上又不太像。他們說以前來的馬來西亞表演不是這樣的，我們覺得很為難，不能說之前的團不好，我用食物作類比，既然我們的食物融合了多族的色彩，為什麼表演不能夠呢？這種融入是自然、不造作的。

我們有一次到台北表演，臺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當時是請印尼老師教甘美蘭，學的是很傳統的風格，我們剛好去北藝大借樂器時用甘美蘭彈了《往事只能回味》，他們就嚇一大跳。我一開始接觸甘美蘭時是學習當代風格的，這對我有幫助，不一定非要很傳統的。

雖然如此，我四年前開始也請印尼老師來教甘美蘭，來來回回直到去年才弄了一檔演出。多元是我們馬來西亞人引以為榮的點，國外對我們的藝術界看法是我們很容易接納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可以打成一片。

兩位對文化藝術的保存費盡心力，你們如何看待藝術在馬來西亞的位置？它存活的關鍵為何？在疫情衝擊下，文化藝術團體又如何走出困境？

曼：2010年柔佛新山辦文化節，我覺得要做一個像樣的舞台給廿四節令鼓，把它帶到柔佛新山室內體育館（現已被拆除），要求舞台燈光、音響都要好，舞台背景沒有贊助商商標，我們甚至為了遮掉舞台後體育場的席位，特地花馬幣6000令吉訂制一大片黑布，讓表演時有類似劇場的感覺，也讓觀眾發現到原來節令鼓可以那麼好看。

第一次表演是免費派票，4000張票一星期內領完，最後只來了3000多人；兩年後辦第二屆，一張票賣 十令吉，結果4000人都來了；第三屆的時候有60令吉、100令吉的票，最後出現一票難求的情況。廿四節令鼓作為一個文化活動、表演藝術，已經形成一個社群。

社群形成的原因有三個，比如一個人從小學開始學鼓，畢業了到中學開始打鼓，到大學也在打鼓，出國也把鼓帶過去，鼓手的供應鏈源源不絕；第二，是有教練；第三，是學校支持，廿四節令鼓有80%以上的鼓隊都在學校裡，包括幼稚園。馬來西亞大學的鼓隊大概有25支，中學大概有140支，小學現在與中學並肩，或很快會超越。

另外，2018年小學的華文課本也出現了廿四節令鼓的介紹，二年級做泥塑也是做廿四節令鼓。廿四節令鼓離開校園後，在外有商演市場，有專業鼓團，有培訓課程，我們出版教材，有很多媒體和紀錄片的報導，大學的學生作業、碩士、博士論文也有人研究廿四節令鼓，這已經構成一個生態圈，也支持了很多人的生活；能夠支持生活，就表示有GDP（國內生產總值），能產生這個作用，廿四節令鼓的生態就會變得越來越健全。

這次疫情幾乎讓2020年的表演都泡湯，不過它創造了另一種挑戰和條件，要生存一定要改變，要變得夠快。疫情逼出表演藝術領域和其他領域的創意，比如我們廿四節令鼓協會把6月12日的32周年慶祝活動轉成線上，真正做到「天下鼓手是一家」。

吳：台灣和新加坡有社會企業資助藝術團體的文化，我們二十多年來有過幾年有贊助，但沒有長期的，馬來西亞的企業做CSR（社會企業責任）不像國外的一些企業，當認同了一個藝術團體就會領養，所以每年十月我都必須主動出擊給各大商場提呈企劃書。

現在我們除了行政人員，有九個全職的表演者、18個兼職表演者、十個實習生，負擔很大。有些企業會覺得我們已經發展得很好，不用支持了，但實際上我們更需要支援，因為我們是很專業地做藝術。從3月「行動管制令」到現在，每個團員都減薪，我們也賣月餅，大家能夠一起去面對、跨越，是一件幸福的事。

但接下去是怎樣的景象我們也不懂，大家都在適應這樣的轉變。疫情期間我們在網上售票演出，陸續有人找我們，疫情稍緩之後，如今很多人已經不要在網上看了，現在DPAC的演出只限72個觀眾入場，報復性的消費讓我們一下就爆滿，但就算如此，還是不可能回本；無論如何，這是好的開始，因為大家會想念看現場演出的溫度。

在疫情期間，很多東西要調整。我們也教課，小孩子很喜歡，因為他們上網課很累；對年齡比較小的學員，我們將上課時間調成40分鐘或半小時，讓他們期待上課；有些學校決定先專注在課業上，不再學鼓，這也是一個轉機，讓我們可以重新探討怎麼讓課程變得更有趣。

我們也有一班成人學員（年紀最大的77歲），我們特地為他們開一門課，做好防疫措施，讓他們進劇場練習；我們慢慢轉變教課的形式，要樂觀，不斷地去改。組織不是久就好，要系統化去經營管理，才能走得更遠。

手集團在2017年邀請到西非鼓樂大師Olivier Tarpaga參與，推出了20周年年度钜作《夢行鄉遠》，表演融合了非洲鼓。（吳聖雄提供）

你問我答

吳：成為國家文化人物之前和之後，有什麼改變？會覺得責任大了？還是向來都致力推廣文化，覺得得獎後沒差別？

曼：我覺得都一樣，因為之前做不是因為頭銜，是因為夢想。我記得陳徽崇老師過世的時候，新加坡國寶級的藝術家陳瑞獻也有來；後來他來柔佛新山看古廟遊神，在聚會上說節令鼓在兩個陳老師的帶領下，有夢想、有熱情，能夠堅持走下去。

廿四節令鼓會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我被國家選為文化人物，這是對廿四節令鼓很重要的加持；不久前，國家文化遺產局的人約我拍國家文化人物16分鐘的紀錄片，我安排他在節令鼓的文化館裡面拍；馬來西亞國家文化人物宣佈的時候是二十多人，現在剩下18個人。

這樣的情況下，能以國家文化人物的身份帶領廿四節令鼓是給力的，是有所幫助的。至少以後廿四節令鼓都會有一個人物來代表，兩個原創者走了之後，我相信還是會有人接這個位子。

曼：聖雄從銅樂隊到廿四節令鼓和敲擊樂，手集團在未來會不會想以廿四節令鼓作為專場的主題，讓廿四節令鼓有不同的面貌，做一個世界的示範？

吳：我們一直都沒停止過。很久以前傅老在隆中華時，我們有構想過在每一個節氣做15分鐘的節令鼓演出。我們一直都沒有放棄廿四節令鼓，包括這次本來預計在美國的演出，有一個環節就是以節令鼓開場，是團員的集體創作。我們現在還在教小朋友廿四節令鼓，以後也一定會有廿四節令鼓的專場演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兩境－臺馬文化人的在地創想》，城視報出版
聯合編製：城視報、VERSE
主編：莊家源、張鐵志

《兩境－台馬文化人的在地創想》的出版，源自2019年檳城喬治市藝術節一場備受好評的設計論壇，以及它引起的後續討論與迴響。經過這場台灣及馬來西亞兩地的設計經驗連接及交流論壇之後，我們自2020年起心動念，進一步探視台灣與馬來西亞兩地文化人，深入了解他們如何投入兼具人文溫度和本土特色的社區推動工程。這項記錄工程，我們號召採集兩地13組台馬文化人的故事，從第一人的視角出發，書寫他們以所知所學走入田野，實幹文化工作的片段。

VERSE VOL. 26 歡迎來到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