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21

Long Interview

童子賢，一個在企業界臥底的文藝魂

童子賢自己開玩笑說，是被派到企業界來臥底的。的確，他是台灣科技界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也是台灣文藝界最重要的支持者，從書店、文學、影劇到紀錄片，甚或公益媒體，還有許多公眾未必知道的計畫。這一切的背後，是因為他有一個想要不斷挑戰條條框框的靈魂，而這種挑戰精神，是商業創新，也是文化藝術的核心。更重要的，他念茲在茲的是社會資源分配問題，所以，他長期以一己之力，讓更多值得被珍惜的文化力量可以被保存，可以被看見。

和碩集團創辦人暨董事長童子賢。（攝影／汪正翔）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童先生長年關注文藝，尤其是你支持的「他們在島嶼寫作」紀錄片如今已進入第三系列，能不能和我們分享是怎麼開始的？

童子賢（以下簡稱童）：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一開始籌劃的時候，是由廖美立擔任執行長，後來因為華山讓她太煩惱，我跟她講不要弄了啦，來幫我做文學家紀錄片，才開始有「目宿媒體」。

當時林洲民負責華山園區的建築架構，我曾經跟他講，能不能給我一個空間，有三、四個樓層，給未成名的藝術家或是設計師做展示跟演出、給地下樂團排練、給付不起誠品音樂廳或國家劇院實驗劇場的團體排演。那是在2006年前後，大概只要5000萬，就可以建構起600到800坪的空間。

當時在想這棟樓的名字，可以學龍應台的書名叫「野火」，放一把火去燒，沒有人知道會燒得怎麼樣，任由它去發展。但後來發現太多人對那塊精華地段的土地有想像，大家都在思考坪效好不好的問題，最後我只規劃到一半，就乾脆退回來做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

後來開始和廖美立討論我跟侯孝賢談了很多年的紀錄片。侯孝賢最早的想法是拍和作家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的傳記電影《時時刻刻》（The Hours）類似的作品，我們在談怎麼把台灣精彩的、有成就的，但也隨著時光飛逝、慢慢凋零的作家故事記錄下來，也回顧他們整個文學創作歷程，但侯孝賢太忙，我就和廖美立創辦了目宿媒體。

鐵：回到起點，可以聊聊你的文學啟蒙嗎？

童：講文學太沉重，那時就是好奇寶寶，讀書跟看漫畫一樣很開心。從我的家鄉瑞穗騎摩托車到花蓮市要兩個半小時，因為省公路都是石頭、沒有柏油，總共七十幾公里，對我們來說要進花蓮市是一趟很遙遠的路程。

花東縱谷是很漂亮的山谷，一邊是海岸山脈、一邊是中央山脈，中間是狹長的長達一百多公里的縱谷。那是個沒有網路的時代，我小時候甚至也沒有電視，不完全是因為窮，鄉下還是有一些有錢人，可是根本就收不到電視訊號。少看電視就養成了閱讀的習慣，書可以打破地理的限制讓我接觸到花東縱谷以外的世界；書也很像小天使的翅膀，看書就是在背上裝上翅膀，可以飛起來神馳想像。會自然而然覺得閱讀是一個很快樂的事，因為沒有人限制你，所以讀的類型也很廣，比如說小學三年級我就偷看大人書架上的《史記》，覺得那個文字很漂亮，裡面某些段落其實滿白話的，雖然沒辦法全部看懂，可是就會萌芽，感受到有一個很神祕的世界，有很精彩的故事在裡面。隔兩、三年後又遇到，不知不覺也比較能看得懂了，所以我大概在國中的年紀，對司馬遷的《史記》就已經滿熟悉了。

當時也有同學小學五年級就把《紅樓夢》看完了，真的是太早熟了，聽他在講賈寶玉，我想說這什麼個東西啊！到了六年級我也勉強看一下，懵懵懂懂理解是在講一個大家族的興衰，看它樓起樓塌，繁華富貴幾十年如一場夢，最後得到一個結論，原來賈寶玉是下凡來騙他奶奶、哄她開心的，結束了就在風雪中飄然而去。小小年紀其實不會懂得那個滄桑，只會感覺這個故事好特別，情調跟司馬遷開闊、恢宏的《史記》不太一樣。

紅樓夢《林黛玉焚稿斷痴情》。（圖片／wikimedia commons）

很多很多年以後，記得是在創立華碩前後，大概30歲邊緣，《紅樓夢》又變成我的床頭書。我有睡前看書的習慣，閱讀量算相當大，有時候看半個多鐘頭才睡得著。也有很長一段時間把駱以軍的作品當床頭書，從早期的《紅字團》到《西夏旅館》反覆看，看作家的變遷，越來越成熟進步，老實說這些書疊在一起都可以當枕頭，可以託夢，哈哈哈。

鐵：你在讀書的時候有參加校刊社、擔任校刊的主編？

童：對，我最近幫白先勇老師的《孽子舞台劇二○二○全紀錄》套書寫的序文有提到這段。在我的催促和幫助之下，孽子舞台劇十年之後復刻，並集結成書，白老師要我寫序，一開頭我就回憶起校刊的年代。

我在讀書的時候很不乖，選擇台北工專是因為很快就可以畢業，還有另外一個好處是，相當於高中一年級的年紀，學校就允許你翹課，很自由。社會上有很多不乖的學生是不是壞人呢？我常常引述王國維的話：「社會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善人。文學上之習慣，殺許多之天才。」環境中會充滿各種力量，而那些力量可能是約束你而不是鼓勵你，你可以把它叫做條條或者框框。

觀察台灣的變化，30年前跟30年後的條條框框不一樣，古今中外也有很大的不同，現在很難想像30年前髮禁要開放的時候，衛道人士如喪考妣，覺得世界要毀滅了，怎麼可以讓女學生的頭髮超過耳垂呢？這就是條條框框，人類有文明開始就有這樣的矛盾。想要有秩序的尋求集體安全和社會穩定運作，便誕生了儒家文化，要敬老尊賢，「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這個也忌諱、那個也忌諱，變成什麼都不能講。論語是我們遵從的規矩，是儒家社會很重要的根本，在最教條的年代會把每句話都拿出來卡對方，當然現代社會不會這樣子了，但它還是在無形中形塑我們的生活、思想和道德觀。

可是藝術文學的創作，特別多在挑戰這樣的事情。李安的電影幾乎都在探討不受祝福的愛，沒有受到道德或制度的祝福，也沒有受到法律許可。有一次侯文詠跟我說，如果沒有文學藝術和科學家，在做一些不乖或違規的動作，這個社會會停留在1000年前，不會往前走。

我在讀書的時候，隱約感覺到有些條條框框在壓抑我的天分，但有些規矩我們還是要去遵循，例如考試還是一定要過，不然就會被當，我也是一面應付、一面做自己覺得開心的事情。我在那篇序文裡有提到，我常常偷跑去中央研究院；當時忠孝東路剛打通，從台北工專上車，公車開到底就是南港，我自己帶著書去看，因為覺得黑板上面沒有人生的答案，看老師寫黑板很苦悶，只好自己尋找答案。其實沒有很清楚的想法或偉大的志願，那時候感覺有一團模糊的東西在挑戰或誘惑著你，現在回頭看就是慘綠少年。

因為這樣的心情，所以會去參加某些社團，我以前還是國樂社的梆笛手。我們在辦校刊的時候，那陣子大家都覺得16開的大小不夠氣派，包括《建中青年》也是，就改成菊版8開，我們為了改版，每天在印刷廠裡面混，去理解印製出來的文字背後到底是怎麼來的。那時候的印刷廠和排版場不像現在都在電腦前面用數位的方式，都是用鉛字，打好之後送到製版廠，我們想多學多看，就陪著一張一張地拍照，還自己動手做特效，螺旋、細沙過網或是高反差，在裡面搞曝光。

我不喜歡電子書，我喜歡聞油墨的氣味，因為跟新鈔的味道很像，哈哈。鈔票是凸版，之前我們用的是平凹版，更早之前是用蛋白版，印出來會比較模糊，但是便宜很多，我們也是咬著牙改菊版八開、改平凹版，那時候還要負責跟廠商邀標，想一想自己在大一、大二左右的年紀，算是滿叛逆的，不乖乖讀書，做了很多事情。

鐵：你剛提到像文學、藝術要打破框架，但你的訓練又是理工背景，非常要求秩序跟理性，在年輕的時候，內心如何平衡？

童：我們常常會用二分法分理性跟感性、秩序跟無序、冒險犯難跟遵守社會規範，我覺得沒有那麼大的衝突，左腦跟右腦其實是可以調和平衡的。我小時候是孩子頭，都是我在帶頭玩一些奇怪的，像是在鐵路邊玩火箭，自己用硫磺硝石磨火藥，測試在黑夜中可以飛多高，那時候如果有再發展下去我說不定會變成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可惜沒有繼續做，因為馬上就有鐵路局的人拿著棍子出來趕；還會自己用燒紅的鐵絲穿在竹子上做笛子，或是偷拔田裡面公賣局的菸葉做雪茄。鄉下到處都是「菸仔間」，公賣局來的時候不是收購青色的菸葉，農家必須要在菸樓烘焙過，我們躲在裡面自己玩，拿剪刀把菸葉剪成絲，再用乾菸葉捲起來，就是很pure的雪茄，大概像甘蔗那麼粗，點燃抽一口就滿臉鼻涕、頭暈目眩，只能躺在地板上看太陽，後來才知道有一些菸是要發酵過的。我長大之後不抽菸就是因為充滿了豪情壯志，覺得都市裡面抽的菸那麼細，我小時候抽的土製雪茄可是像甘蔗那麼粗的！

我描述的這些，是想說這其實就是小孩子在探索世界，跟外在條條框框的調和，是可以有序交疊的，一面遵循現在的體系、一面看看現在的體系裡面有哪些是可以拋棄掉的。我還是考出不錯的成績，可以升學，可是老師上課的時候我都在看自己的書，只要上課我就會打瞌睡，但我在底下夾著讀的也是課程相關內容，不過台上在講什麼我只是應付而已，老師還都摸摸頭說我是好學生。

我把這比喻成是遊覽車的團體旅行。我只要參加旅遊團在遊覽車上都是昏昏欲睡，完全沒辦法感受旅行的樂趣，導遊喋喋不休，他越講我越昏沉，然後下車拍個照、上廁所，上車繼續睡，走完以後歐洲是什麼也搞不懂。那你何不下車自助旅行呢？因為自助旅行就必須動腦，關鍵是要讓腦袋活躍起來。

對童子賢來說，理性與感性、秩序與無序之間並不是絕對的衝突。（攝影／汪正翔）

在這個社會的學制和創業的過程中，我都很不願意參加團體旅行，因為會讓我昏昏欲睡，我比較願意自助旅行。自己找火車自己搭，因為是自己想的、自己規劃的，腦袋在運轉的過程，會產生有很多有趣的問題，旅行途中其實就是在追這個問題。

創業或做目宿媒體的過程，和在學校辦雜誌的心情其實比較像是這樣，我不願意被導遊安排好的套裝行程規定，我要自己去闖闖看。

鐵：啊，真的是這樣，所謂文藝精神和創業精神一樣，都是想要去冒險。

童：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創業，我是被派到資本家裡面來臥底的，哈哈。

鐵：你年輕時，有特別受到哪一個台灣文藝型的雜誌的影響嗎？

童：我記得以前有一本叫《縱橫》的周刊。那時候會透過一些刊物，了解花東縱谷以外的整個台灣正在醞釀的改變，大概是我國中的時候，《縱橫》曾經報導台北橋下的勞工，我才知道原來有一個台北橋，每天一大早橋下都有成千上百的腳踏車，背後載著簸箕、鐵鍬、鋤頭和鐮刀，等著人來挑工，哪一個工地需要人，當場喊價、談定有沒有午餐等等，人數夠了就帶走，這也成為我後來關心三鶯部落、溪洲部落等都市原住民部落的起源。差不多上台北讀台北工專的時候，是1975年到1980年間，台灣社會和世界局勢都有很大的改變。

鐵：那時候是台灣文化和政治的爆發時期，雜誌刊物也非常多，從黨外雜誌到《漢聲》，大家很信仰雜誌這個載體作為一種傳遞思想的武器。

童：那時候的雜誌威力跟現在的網路差不多，很多人透過雜誌得到啟蒙，知道外界發生什麼事情，那剛好是我的青春期。

我還看了一些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奇特的內容。差不多國中一年級我就開始關注對岸的事情。有個花蓮的長輩認識一位少將退伍的後備軍人，位階比較高的軍官會有關於對岸的內參、內部刊物，我只要進城到花蓮，被帶到他那邊去拜訪，就會在榻榻米上安靜地躲在角落翻那些雜誌，所以差不多12歲時，我就對毛澤東、鄧小平和周恩來之間的矛盾瞭若指掌，當然是用內參裡面國民黨批評的角度理解的。有一次我不小心開口問，卻得到一種很奇怪的眼光，說小孩子不要隨便亂問。

這就是條框跟禁忌，這世界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發生，而且也在持續影響台灣的發展跟命運，可是你要問什麼事情，大人（tāi-jîn，官員）跟大人（tuā-lâng，長輩）都會告訴你「莫問」（mà-mn̄g），那就會激起年輕人的好奇心。

我第一個知道的雜誌是《自由中國》，當然是偷看禁書，鄰居都會偷偷去借。透過這些，認識到原來世界並不是只有老師告訴我們的，和政府講的那樣，外面還有一個世界，而且和他們說的有很大落差。我會主動謹慎地踩著邊緣去理解和吸收這些東西。後來只要有機會，我就不斷去彌補當年那個大大的問號，也促使我去協助研究暫存在史丹佛大學的兩蔣日記。

1984年前後，我被宏碁派去美國參與一個專案，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租一輛車跑到史丹佛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去翻閱開放公眾參觀的資料，如獲至寶，裡面有太多近代史的材料是台灣看不到的。接著又開車跑到舊金山的新華書店，一個大陸的出版社，把所有近代史相關的書通通買回去，在美國不會有人限制你看什麼，第一次獲得自由，所以只要買得到、搜集得到、影印得到的資料，我大概帶了幾十本書回台灣，補足了很多少年時代的疑惑。讀歷史就跟做科學研究一樣，要debug，如果一個電路或軟體運作，跟你想的不太一樣，一定是哪裡出錯了，要有能力去追，必須經過訓練，要有自己的方法論和足夠的知識。

這就是我不斷尋尋覓覓的原因，出於好奇、想要找答案，也覺得有趣，不管參與文學保存還是支持藝文，其實大致上都是在回應我年少時代的困惑。後來理解越來越多，知道藝術、文化跟思想家的思想活動對這個社會的重要，可是也會赫然發現這些重要的，甚至美麗的東西，都很難在現實社會進行商業循環。

在戒嚴時期，黨外雜誌、禁書讓童子賢得以窺探他所好奇的世界。（圖／Unsplash）

有時候會想，如果李白和杜甫活到現在，他們如果不到台大中文系去兼課，大概會餓死。一本《唐詩三百首》他占200首好了，出版一次賣兩萬本，版稅40萬，吃半年就沒有了，怎麼過日子呢？萬一他沒有博士學位，又不能在台大教書，那怎麼辦呢？所以現在社會的制度並不完美，對這一方面的支撐是不夠的。

鐵：你提到的制度不太健全，但你個人以一己之力做了非常多支持文藝的事情，一開始是什麼的契機與故事？

童：沒有很明顯的開始，我從少年時期就用生命跟熱情在奉獻。

其實我後來也有所轉變，專科要念五年，我只認真讀了兩年書，同學都開玩笑說我是讀二專的。到專四，微處理機的出現讓我們覺得課本上的內容活了起來，因為有了微處理機就可以自己寫程式、自己設計，慢慢覺得這門學問很有趣。前面三年都覺得那些課滿無聊的，可能因為混合了高中到大一、大二的基礎課程，我後來發現，專一到專三覺得無聊的專業，長大之後都覺得很有趣。那個學制很好玩，大學不像大學、高中不像高中，讓你在這裡面摸索。

當時微處理機、半導體發展很快，半導體的基礎、原始的電晶體和電路架構，我在專四以後自己讀得很好。那時候我非常狂熱地分析半導體的結構，發現台北工專教得不夠，還跑去問台大電機用什麼教科書，然後打工買原文書，裡面牽涉很多物理的專業看不懂，就在當兵的時候看。

金門很安靜，當兵期間我看了上百本專業的書，不管懂不懂都看，中間也對近代物理起了好奇心。半導體只應用了很小一部分的近代物理，一開始覺得半導體很困難，後來把物理世界的脈絡弄清楚之後，就很容易理解。等到退伍回來，我跟同學說，在學校念二專，當兵兩年又讀了兩年，所以我現在是念四專，哈哈，覺得自己進修以後功力不錯；後來到宏碁上班就成為紅牌工程師，跟徐世昌和廖敏雄一起工作，認識了後來創業的夥伴。

本來對文學和藝術的好奇，轉移到專業領域上，我才發現這個教育制度真的會扼殺很多百花齊放的機會。如果不留給我空間去吸收跟思考，永遠當好學生、考很好的學校、念很好的學程，反而會錯失很多東西。教育制度不應該把學生的時間都安排到滿，讓大家有團體旅行的感覺，能不能制度上面稍微變化一下呢？這也成為後來我關注教育課題的原因。

鐵：我們來談談「他們在島嶼寫作」。你一開始已經回答起心動念的故事，如今做到第三系列，接觸這麼多文學家跟創作者，有沒有比較難忘的片段或故事？

童：我們的初衷當然是保留非常重要、淹沒掉就不會再有的東西，像目前余光中、洛夫、周夢蝶和楊牧都不在了，香港的也斯和劉以鬯也離開了。

能夠親自接觸這些人是很開心的，以前只能讀他們的書。當中甚至促成一些老友重聚，余光中和周夢蝶30年沒有見面，第一系列舉辦發表會的時候，余光中從高雄上來，周夢蝶也一起參加，老朋友相見甚歡。在拍攝周夢蝶時，也有很多人去陪他，周夢蝶的告別式是我們安排的，這次七等生離開，我們的同事還陪著骨灰出海，完成他海葬的心願。

七等生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答應拍攝，他因為生病所以身體滿辛苦的，有一陣子心情不太好，愛拍不拍的，不過我也聽他兒子很感性地說，最後幾年七等生老師因為我們的拍攝其實是愉快的。最初在討論拍攝人選的時候，顧問之一的林懷民跟我說，一定要拍七等生。親自面對面，我覺得七等生的人跟書上所傳達的一樣，是一個桀驁不馴、對於社會體制格格不入的靈魂。但是他講的話，我還是覺得很有道理，他關心的是比較大的面向，對於約束他的制度是很不屑的，而這個不屑是用付出生活的困頓為代價。在他的年代讀完師專當老師，是很有保障的工作，但七等生還是斷然辭職；寫作的時候需要安靜，他的太太只能一個牽、一個揹，帶著三個小孩在寒風中逛好幾個小時，等待他每天完成寫作。

七等生的文字不是中產階級坐在漂亮的書桌前面點著煙，悠閒寫下的心情，所以我會很有感觸。很多文學、藝術，真的不是資產階級寄託虛無飄渺的感傷就能有的，必須是一字一血淚。像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引尼采的那句話：「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他是用血跟淚去把文字寫下來。

其實有些人不是不想拍，像黃春明老是拍拍停停，拍到一半又跟我說，「童子賢啊，我沒有答應給你拍欸！」有一次又很感慨地跟我講，「你說得對，我們就這樣拍。」過三天他又打來，「我又不想拍了，要不我煮飯請你吃，給你賠罪。」我真的還跑到他在磺溪邊的家。

我也要澄清一下，有些人雖然身在島嶼之外，但是他的書寫還是跟島嶼有關。像楊牧很多關於台灣的書寫是在西雅圖和香港完成的，但那並不重要，因為他的心在台灣。台灣像是風箏源頭的線一樣，拉著這些人在外面飛，飛了幾十年，可是最後他的心、他的根還是在台灣。

我們在討論人選的時候並沒有去分他的出身，也不管他是如何流亡來到台灣，像是余光中、洛夫和瘂弦，或是一些是非常本土的，像七等生或吳晟。我們共同的感覺是，這些人都是構成這個島嶼的文化養分。台灣不會沒有過往，就呈現出一個現代的面貌，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要有根柢，應該要把他留下來，不太可能是一刀切斷、沒有記憶，像是孫悟空從石頭裡面蹦出來。

我對於文化的一些想像跟小小的使命感，其實我協助保存兩蔣日記和製作「他們在島嶼寫作」的初衷是類似的，我覺得曾經發生、曾經存在的，都是成就今天的台灣的一部分。我主張不要讓它被淹沒掉，不論你喜不喜歡、認不認同，有些可以在當代決定，有些可能還要留待後人定奪。

現在是看因緣際會，有緣分的事情我就做，像是目宿媒體也拍了舞蹈家羅曼菲的紀錄片《曼菲》，協助製作《日曜日式散步者》，現在辦公室還有一座金馬獎座，算是我們與有榮焉。另外也拍了《牡丹還魂—白先勇與崑曲復興》，記錄白先勇推動的崑曲復興運動，那十幾年間演出了上千場，那些小演員白老師挑選的時後都才18、20出頭歲，20年後再重聚都已經40歲了，我們把這一段故事記錄下來，在「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之外，也陸陸續續做了這些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也還在繼續，正在拍攝楊澤和夏曼・藍波安，吳晟老師的紀錄片《他還年輕》也即將上映。

鐵：童先生關注很多領域，包括商業、科技和藝文，剛才有提到，社會主流的價值包括教育，好像都有點偏差。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社會到現在對文化都沒有足夠的重視，這十年來有什麼改變？是更好還是更壞呢？

童：台灣有進步的一面，可是對文學和藝術，這些值得珍惜、卻沒有辦法商品化的東西重視不夠。我還是會有小小的抱怨，覺得社會資源滿扭曲的。

比如說國防部和教育部，這兩個部門不是只有表面上的經費，他們用到更多的是社會資源。像國防部手上有很多役男，這些役男的青春歲月換算成工時，產值是天文數字。關於教育體系，我非常認可專科制度，20年來沒有改變立場，但台灣的專科制度從20年前開始，通通變成科技大學，台灣成為全世界大學密度最高的地方。

台灣有很多東西太多了，有一陣子開放銀行，銀行太多了、電視台太多、大學也太多。這些太多的事情每年都耗費幾千億的潛在社會資源。有需要人人都去讀外文、哲學或法律嗎？這也是儒家文化的影響，覺得萬般皆下品，所以拚命想要讀書，當然教育是改變國家和人民素質非常重要的措施，所以教育的普及、發達是好的。像我那個年代大概只有三成左右的人讀大學，這是一個滿合理的比例，其他七成的人在經過專科或高工的訓練後加入職場，工作之後再回頭思考你的需要，社會應該有這個進修教育的制度。

可是現在一股腦讓那七成的人多花兩年去讀我認為不必要的大學，學費很貴只好跑去打工，然後因為睡不飽跟我一樣上課的時候昏昏欲睡，老師也不敢把他當掉，因為當掉以後怕招不到學生。我們用簡單的社會學和經濟學評估，現在每年出生人口約17.4萬，七成大約是12.2萬人，乘以兩年等於是24.4萬「人年」，以台灣的人均GDP 三萬美元來算，乘起來有73.2億美元，是2千多億台幣，所以說教育浪費了很大的社會資源。我們談到文化的投資不足，如果有這2千億多好，絕對可以do something（做些什麼）。

「台灣有進步的一面，可是對文學和藝術，這些值得珍惜、卻沒有辦法商品化的東西重視不夠。」（攝影／汪正翔）

我曾經批評，文化部每年只有100億上下的預算，而台北市政府每年1600億的預算裡面，有一年光是鋪設柏油路就花了50億，全台灣的柏油路跟消波塊每年動輒花費300億以上，那為什麼不能在這些地方促進一下效率呢？

當年大家都很喜歡韓劇《來自星星的你》，我也出資示範製作《一把青》。文化部跟公視一集120萬的製作費，開玩笑地說，是吃不飽穿不暖也餓不死，韓劇一集1200百萬的預算，大家都好羨慕，可是24集的電視劇，包含行銷宣傳總共花費4億真的有很多嗎？這還不到台北市一年花在柏油路上十分之一的錢。

資源分配的確有很大的問題，今天剛開始講到地下樂團和小劇場，都需要空間凝聚生命力，但場地都太貴了，一個都市怎麼會把所有空間都商業化，最後壓迫到藝文團體的生存呢？所以那時候我才會想在華山做一個空間。不過我非常不喜歡BOT，因為便宜標出去的話會被說圖利廠商，但標得貴就必須用很高的價格轉租給藝文團體。其實只要政府在資源配置和管理上用一下心，台灣不見得沒有資源。

童子賢｜和碩集團創辦人、董事長。自台北科技大學畢業後即進入宏碁電腦工作，於1989年與謝偉琦、廖敏雄及徐世昌共同創立華碩電腦，帶領團隊發展筆記型電腦品牌。2007年，華碩與和碩宣布分家，童子賢出任和碩董事長暨總執行長。和碩集團從事代工、設計、製造與服務等多元化業務，同時將觸角擴及金屬機殼、隱形眼鏡等不同領域，並以強大的設計實力與經驗，在電子代工產業獨樹一格；運用運用1943億台幣淨資產，讓全球所有據點共約16萬名員工，持續在這個世界級舞台發光發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