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偉雄論旅行的意義：所有的文學，都是旅行得來的文學
詹偉雄認為，關於旅行的那些「有用的事、大膽的事和美麗的事」，化身為存在的焦慮，讓你寫下來，成為一位作家、成為一個現代人。
1932年11月4日，在哈佛大學一場談論「詩的效用」的演講上，以長詩〈荒原〉（1922）成名的英國詩人艾略特一開頭這麼說：「去做有用的事情，去說大膽的事情，去沉思美麗的事情；對一個男人的一生來說，便已足夠。」
說這段話時，艾略特指涉的並非關於詩的美學，而是恭維著這個獎座據以為名的已故哈佛人文學者，也是艾略特遠房親戚的查爾斯・艾略特・諾頓。諾頓出身波士頓望族，1846年畢業於哈佛，透過與東印度公司的商賈往來，遠航到過印度與亞洲，之後到歐洲進行人生壯遊，周遊法國、義大利和英國，結識英國大儒湯瑪斯・卡萊爾與約翰・羅斯金等人。
諾頓回到美國後，他成為義大利中世紀詩人但丁作品的翻譯與介紹者，出版過論佛羅倫斯與威尼斯建築的專著，1874年開始於哈佛任教，並於隔年被指派出任為他量身打造的藝術史教授。英國作家與詩人魯德亞德・吉卜林時年甚小，跟著父親參觀諾頓教授的書房，聽大老點評英美文學圈中大小人物，心生驚駭，說他是「學者中的學者」（scholar among scholars）。
諾頓於1908年過世，哈佛校方成立了「諾頓講座」（C. E. Norton Lectures）以資紀念，時至今日，此一講座可為世界最知名的文藝講堂，不僅大師雲集，而且光演講集就可獨立出版成一本專書，引領世界思潮風向，例如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1988）、安貝托・艾可的《悠遊小說林》（2000）與土耳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罕・帕慕克之《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2010）。
查爾斯・艾略特・諾頓個人照（圖／Houghton Library @ public domain）
我在接近一百年的歲月之後讀到這段往事，察覺到的並非文壇間彼此提攜的隱形網絡，對學術聲譽帶來的加成作用（當然應該會有），而是「旅行」對個人命運所產生的龐大扭轉力量。
諾頓如果沒有離開故鄉波士頓，那他可能僅只是繼承家業的一名憂鬱的商人，不可能對小他61歲的後輩詩人艾略特引發「完美人生」的感觸；再者，也確實，人生中還有哪些時光，可以像在旅行時那般，於一趟旅程中同時「做出有用的事、說出大膽的事、沉思美麗的事」？
諾頓當然是一位閱歷豐富的旅行家，但艾略特與吉卜林何嘗不是，前者到了歐洲旅行後，索性放棄了哈佛的博士學位與美國國籍，後者先以記者身份跑遍19世紀末的印度，再經由緬甸、中國、日本、美國橫越大西洋返回倫敦，沿途的報紙手記《飄洋過海與拉雜速寫》（From Sea to Sea and Other Sketches）開啟了他的作家生涯。這兩位諾頓的仰慕者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吉卜林在1907年，而艾略特則是1948年。
在歐洲的文化史中，旅行具有著隆崇的地位。17世紀上流社會的年輕人，通常得由一位監護人陪同，完成一趟橫越阿爾卑斯山的歐陸旅行，才代表著通過21歲成人禮的儀式，這是所謂「壯遊」（grand tour）的起源。而壯遊之所以要以可能的喪命為代價，又跟啟蒙時代的菁英教養有關。
英國啟蒙哲學家培根和洛克都強調沒人做過的「觀察」和「經驗」對卓越人格養成的重要，但賦予旅行深刻哲學地位的則是法國人盧梭。他曾說過一句讓人驚心動魄的話：「人生而自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當人出生之際，他是自由自在的，隨著年歲漸長，開始受到社會契約的束縛，因而，出走離開世居地，追尋全新自我實現的可能，不僅是命運的必然，也是道德的應然。
盧梭同時也推崇一種徒步的旅行，隱隱開示了一種在行走間透過身體經驗、自我反芻和環境刺激的活潑互動，得以創造出新自我的可能。
查爾斯・艾略特・諾頓所成長的19世紀中葉，是旅行的盛世，隨著船舶和鐵路科技的演進，歐洲人和美國人極盡可能地享受著生命冒險犯難的極致，而隨著旅行此一概念被大規模、批發式、服務型的觀光行程所佔據，古典意義的旅行者開始轉型為探險家，選擇一種地理上更遙遠、行程的安排更未知、異文化的吸引力更詭譎的區域去探勘，而且周而復始。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義大利公爵阿布魯吉（Duke of the Abruzzi），他曾經在探勘北極時來到當時人類所及最北之處，在喀喇崑崙山區的K2登上當時人類所及最高之處，他爬上北美阿拉斯加的雪山，也登頂非洲剛果的最高峰，最終長眠在離家鄉幾萬公里之處。
到了20世紀，已經有人把旅行當成是生命的日常，而非日常外有意的選擇，例如「垮掉的一代」最知名的代表人傑克・凱魯亞克於《在路上》（On the Road）所說：「沒有一處他不感到厭倦，無處可去所以處處可去，星光下滾動上路吧（keep on rolling under the stars）。」
「我們旅行，永遠在尋找著另一個狀態，另一種人生，另一顆靈魂。」這是另一個豐富旅行經驗作家阿內絲・尼恩所說的有意思的話；他父母都是古巴人、出生在法國，卻是美國國籍，他同時為人妻卻又是作家亨利・米勒的地下情人。
說上這麼多，可以有一短短結語：身為作家或創作者，怎能不動身出發去旅行？ 你甚至可以偏執一點說，所有的文學，都是旅行得來的文學（「諾頓講座」的裡裡外外都是）。一趟旅程的終點即是下一場旅行的起點，那些「有用的事、大膽的事和美麗的事」，合力化身為一種存在的焦慮，讓你得以抓住飛翔的文字，寫下來，成為一位作家，也成為一個現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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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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