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7/18

什麼是電影？北影入圍導演這樣說

《我心我行》導演姚宏易的自我提問：如何在有形的現實中捕捉藝術的無形？

我們與導演姚宏易進行對話，這位將劇情片、紀錄片、現代舞劇與舞台劇形式合而為一的電影創作者，是如何看待電影與舞蹈之間的藝術性？

導演姚宏易以《我心我行》入圍2023年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

2018年，享譽國際的舞蹈家許芳宜親自執筆的《我心我行‧Salute》出版，將透過跳舞認識、探索自我的過程撰寫成文字；2022年，曾獲得「金馬最佳攝影」的導演姚宏易以該自傳為根基，拍攝出電影《我心我行》，並在第59屆金馬獎獲得「最佳動作設計獎」。就在本片角逐2023年「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前夕，我們與導演姚宏易進行對話，這位將劇情片、紀錄片、現代舞劇與舞台劇形式合而為一的電影創作者，是如何看待電影與舞蹈之間的藝術性？

VERSE（以下簡稱V）：從有記憶以來，您的電影夢是因為哪些作品給啟蒙的呢？

姚宏易（以下簡稱姚）：說來慚愧！我並不是因為受到電影的啟發而進入行業裡做夢的。

學生時代我喜歡拍黑白照，畢業後進入了廣告產業，從攝影助理做起。退伍後因為一個工作機會進入了侯孝賢導演的公司，依舊從攝影助理做起，就這樣被侯導留下來，從剪接助理、製片助理、導演助理一路幹，什麼都學、都做，因為什麼都覺得新鮮，不排斥。

但如果說真的受到什麼電影的啟發或啟蒙，那無疑便是侯孝賢導演和他的作品了。那時，年輕無知的我，在電影圈裡是井底之蛙，因為有機會跟在侯導身邊，與這些大師和資深班底們一起拍電影，造成我極巨大的誤解，以為拍電影是如此簡單的，後來發現當然不是，那是經過多少的失敗、努力和歷練，才能把這門艱深的藝術面對得如此的從容。

V：您與侯孝賢、李屏賓兩位傑出的電影工作者共事多年，具體來說，他們對您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姚：和兩位大師近距離一起工作，最直接影響我的是——看他們一起拍電影時的互動。

侯導的拍攝現場一直都很安靜，他不容許我們工作人員去破壞了原來環境的氣息和影響演員的節奏變化。由他指揮的電影幕後人員就像貓群，每隻貓皆拉長耳朵、睜大眼睛、輕手輕腳當然也有躲來躲去的。

侯導和賓哥像兩隻貓王，他們在現場的洞察力和視野非常寬廣，總是專注著眼前無時無刻的變化，然後彼此的一個眼神交換，就是一個信息、一次溝通，不需要言語，不需要比手畫腳，這需要多少的累積才做得到啊。

重要的是他們在電影面前卸除了自我，在拍電影的過程和當下，他們渺小得和你我一樣，只是個在攝影機背後、等待捕捉即將來臨的奇蹟的電影從業員。其實拍電影的過程中經常會面對失敗，但是貓王們不氣餒，從不怨天怨地、怪東怪西，當然也從不怪罪底下的貓群，貓群們明天和貓王就重新再來過。

他們這樣的氣度和修為，深深影響著後輩晚生，像我這隻在外單打獨鬥的貓，在迷途的時候、受傷的時候，還可以依循大師前輩們畫下的途徑，找到正確的前行大道。

《我心我行》是舞蹈家許芳宜的半自傳電影。

V：您同時具有「電影導演」與「電影攝影師」兩種身份，這兩種角色的共存，在您拍電影時是如何相互影響？

姚：攝影師是導演其中一個心眼，總是要面對導演架構的天馬行空，想方設法的把畫面給具體呈現出來，兩者的想像空間絕對是不同的，也因為不同，才有機會打造出相互輝映、特別而具詩意的畫面感來。

我自己拍片，身兼兩職，當然也一直在跟自己打架，無法兩者兼具。為了完成眼下的進度，常常只是互相抵消。我還是覺得兩個位置要分開，良性的競爭才能摩擦出好的火花來。有這個體悟以後，我會盡量分清楚手上的工作，然後適度地把事情丟給另外一頭的自己去處理，反向的思考。當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V：聊聊此次入圍「台北電影節」的《我心我行》，回過頭來看，與許芳宜合作是一段什麼樣的經驗？作為一位電影人，您如何觀察舞蹈藝術與舞蹈家？

姚：拍許芳宜的故事對我來說是個難題，因為我完全不懂舞蹈藝術。藉著這次合作經驗，我才從這位優秀的舞蹈家身上，稍稍從中領略了一點點關於舞蹈藝術的東西。

我有時會想，也許舞蹈家也像我們這些拍電影的人一樣，從每日生活中收集來的吉光片羽，找到了自己的角度，把時光碎片安放進了電影畫格裡。

但是舞蹈不能言語、沒有對白，亦不能擠眉弄眼表演出喜怒哀樂，只能透過舞動肢體爆發出來的能量傳遞複雜的情感信息場，去表達出舞蹈家在歲月裡的積累。透過這些動作和你的情緒交流，和你的理性及感性交流，也和你的信息場交流。在互相的信息場交融的當下，也許你就會懂了，懂了舞蹈家正在訴說著她拾來的美麗貝殼裡隱藏的動人故事。

許芳宜於第59屆金馬獎獲「最佳動作設計獎」。

V：就現實與心理兩個層面來說，您認為創作《我心我行》時，當中最難以跨越的窒礙分別是什麼？

姚：如何用影像表現出抽象，然後再放進和螢幕產生關係的觀眾——他們美的記憶中。

V：若說創作是一條不停學習的路，您認為此次《我心我行》帶給自己的成長與改變是什麼？從中您是否有發現什麼樣新的、不同面向的自己？

姚：我常常覺得拍電影的人像是製作玻璃藝品的工藝師，把作品打造的晶瑩剔透，無奈一敲就碎了。

面對這個情況，以前常得氣餒個好幾天，甚至個把月才能消化掉失落的情緒。這次拍許芳宜的故事，我企圖用舞蹈的藝術形式來表達電影敘事，自己也深知不容易，所以（對我而言）依舊沒有成功，但是現在的我，比較能靜下來欣賞——那一地閃閃發亮的玻璃碎片。

《我心我行》圍繞在出自現代舞之母瑪莎葛蘭姆的一句話：「一名舞者，要經歷兩次的死亡。」

V：從90年代起，您便參與電影製作，就您觀察，台灣電影圈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您又如何看待它的前景？

姚：台灣的「作者電影」已經完全消失在市場上。雖然台灣還是有這麼一小群觀眾喜愛獨立製作的片型，但是供需問題支撐不起市場，造成了年輕有為的創作者沒有機會用電影這門藝術表達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這當然也是大環境的問題。可能是我太過於悲觀，也許蠢蠢欲動的年輕創作者正在用另一種我不知道的輕盈方式，展開他們獨特的語言，創造新一代的電影觀。

V：您是否想過自己要成為一位什麼樣的導演？在藝術路上，您認為自己在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姚：事到如今，當然大夢依然要繼續作，不怕各位笑，我希望能做出一部「票房破億的藝術電影」。和您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