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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入圍

台灣影視創作最獨特的拍檔:陳芯宜與樓一安最想說的故事是什麼?

導演陳芯宜(左)與樓一安從大學時期相識,兩人在創作過程中一路合作至今。

身而為人,究竟是甚麼樣的存在?而又是哪些關鍵之事,造就了我們成為現在的自己?對於每個創作者而言,這命題既巨大又渺小,但又不得不時刻刻詰問自己──人為何物?我又是誰?訪談樓一安和陳芯宜兩位導演,我們得以親聆他們關懷人性的胸臆,這份關凝的溫度,或者清冽或者暖和,終究指向同一個大哉之問,並藉由他們所創作、記錄的諸多故事,頻頻且熱烈地請君入戲,終而沉浸其中。

青春是小說,叛逆和搖滾樂

從青澀的大學時代,樓一安與陳芯宜就在輔大大傳系廣告組同處一班,往後,倆人的交情與合作關係持續了許多個年頭,並各自走出自己的敘事風格。不過,人不輕狂枉少年,在真正執起攝影機與導演筒之前,兩個人各有著各自的背景與(如今看來必要地)走過的路途。

自稱年輕時屬於「臭左派」的樓一安,與大稻埕出身的陳芯宜,本來都有著自己的青春野草徑。中學時,家裡環境不錯的樓一安,比同輩的少年們更早熟地熱愛上搖滾樂,從1990年代一路往前追溯到1960年代末,那時代的狂潮與叛逆的氣息深植在他的心中,自此不曾散去。

然而,隨著成績一路滑鐵廬,樓一安從原本就讀的私立貴族高中,轉學到夜補校,這名18歲少年第一次脫離音樂的天堂幻境,直擊這社會的黑暗與不安。「轉學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這世界上真的有人在嗑藥、販毒耶!當時我們一夥同學,每天不念書,就是打撞球、翹課哈拉,從他們身上,我才明白過來──原來對另一群人而言,這樣的生活才是真實世界,而且非常理所當然。」樓一安說。

年輕時受陳映真、呂赫若等左派作家影響甚深,樓一安的《台北歌手》就是在描述呂赫若生命中最後八年的風景,也藉此表述了台灣的殖民史。同時,樓一安也將呂赫若的許多小說改編為劇本,頻頻現身於劇場,彷彿是一個永不回頭的幽靈,長年來纏繞著編劇者的心思。

「我剛接觸左翼思想是在1990年代,受到了深深的衝擊,這股衝擊漸漸成為我想做的事的基礎,而20年後,我竟然做到了,當年的那些衝擊與想法都成真了。常有人說,16歲時聽的音樂將影響你一輩子,而20歲的我接觸到的文本與思潮,已進入我內心,成為我創作的堅硬核心。對我來說,搖滾樂、呂赫若與陳映真,講的都同一件事。有些人就像路邊的野草,除非你親手觸摸到地面,才理解現實本就如此。」樓一安說道。 

至於成長於大稻埕的陳芯宜,自然地擁有全然不同的生命脈絡──做礦工的阿公,白手起家的爸媽,飄揚著戲曲樂音的老社區,陳芯宜直說自己就是個野孩子。而這名野女孩成長的老社區,老戲台,巷弄與磚瓦屋,反覆地成為日後陳芯宜作品中的記憶鈕扣,沿途撿拾,滿手捧的都是青春的影子。

大學時期陳芯宜寫出《我叫阿銘啦》,這是她的第一部正式出道的劇情片,也讓她自此真正地踏入電影圈。而在黃明川導演工作室擔任助手的經驗,更開啟了她對電影的視野,並牢牢掌握了拍攝的技術。

在學時期,她亦首度體驗到田野經驗裡,人與人的距離遠近:「我大三時修了輔大的人生哲學課,為了做作業,曾到供遊民暫時歇腳的平安居做田調,但每次旁邊總有社工看著,我跟街友們的談話始終都被盯著看,很難真正認識受訪者。之後我又到台北龍山寺一帶,或其他地方繼續田調,在師大還未深度商業化的年代,曾在街上被一位人稱『李爺爺』的老人吸引目光。」陳芯宜回憶道。

「李爺爺這人呢,常在龍泉居泡沫紅茶店的戶外小桌子上伏案寫著甚麼,讓我實在大感好奇;某次,我看見他寫的東西,全都是用小學程度的英文寫成的日記。他曾對我說:『阿飽,我認識妳,而且我們以後一定會再遇見。』我瞬間被他身上的江湖之氣擊中了,自此產生了『阿銘』這個人物原型──這大概是為何我喜歡電影的原因吧。人與人之間可以跨越階級與年齡,產生非常奇妙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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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出直球才是最佳溝通

在樓一安與陳芯宜的合作關係中,倆人經常以共同執導或一人編劇,一人擔綱導演的型態共事,編導身分的轉換與差異對他倆來說是一趟漫長的過程。由於皆非電影科班出身,陳芯宜先從黃明川工作室學習並掌握了獨立製片的技術,他們一批人同心催生出《我叫阿銘啦》,電影落幕後,陳芯宜與樓一安的組合就此成形,誰生出的故事,誰就先寫,另一人則負責編,一人輪流寫一版本,同時也修改對方的版本。

如此交替互補,在這樣互編互寫、邊寫邊編的過程裡,除了擦出大量火花,也冒出不少火氣:「我們都會因為對方要改掉一個很棒的角色,而感到椎心刺骨的痛啊,但大概在《台北歌手》之後,我們有了更多合作經驗,也培養更深的默契。」樓一安說。「吵架的時候,當然要認真吵啊!」陳芯宜笑道,近年他們為作品的爭論可說越吵越直接,哪裡看不順眼就大聲喊出來。

「我覺得,在創作上能夠遇到一個可以直白交換意見的對象,其實很不容易。我和樓一安、沈可尚、廖敬堯、周美玲⋯⋯這一批大學就認識的夥伴,大家講話都很直接,直接到其他導演親眼目睹後反而心生羨慕──唯有直接的溝通,才是真正的討論,不是故意的對立。」陳芯宜坦言,他們之間的直言交流並不會有心理負擔。

至於倆人之間的磨合與差異,樓一安淡淡地說,片如其人嘛:「她的作品比起我的,更溫暖、溫和一些,我的作品則更冷冽、更銳利一點,譬如最新的這部《該死的阿修羅》,原先我設定的故事更絕望而殘酷。當時的概念是,我想要把這些人物抬高、昇華,似乎所有問題都沒有問題,但最後卻如薛西弗斯般、無可挽回地墜落──而芯宜替我加入了比較溫暖人心的元素,因為她,結局透露出一絲希望的曙光。」

「不只是結局而已,我能夠幫忙的是稍微增加角色的情感。可能也是大學時讀過批判理論,讓我們可以正反反正地去辯證,彼此互戳痛處,我想這種質疑並非不好,俗語說:『互相漏氣求進步』嘛!」陳芯宜笑道。

身為《該死的阿修羅》導演,樓一安親自將劇本送到人權律師黃致豪(鄭捷案的辯護律師)眼前,而黃律師光是就劇論劇,卻也給了樓導一頓痛擊,「黃律師講的那些話,真的戳到我心虛的地方,當劇本進展到第五、第六版時,我其實已經有自覺已經走進一條死胡同裡,此後整部劇本徹底大改,改到差不多第14版才定案。」

那些抵達天堂的人們

提到今年陳芯宜執導的影集《四樓的天堂》,她說自己本來是想把這部劇本拍成電影,劇情線集中描寫四個主要角色:背負療癒使命的推拿師「天意」、光鮮卻疲憊的心理師「張琪」、神秘陰慘的塗鴉師「宇宙」,以及身兼劇場與社運、與阿嬤相依為命的「小綠」。轉為電視劇之後,劇本與故事線變得複雜許多,人物角色也紛紛增生。

陳芯宜解釋,「因為改成了電視劇,核心又是人的創傷與療癒,我希望容納更多人物的身心狀態,所以多花時間調整了好一陣子。」至於《四樓的天堂》那如詩篇般悠緩寫意的影像敘事,也是這部劇為人所稱道的特色,這樣的敘事風格,並非大多觀眾所習慣的明快簡要的電視節奏,但卻被許多人接受並觀看,陳芯宜表示,她已經盡力去平衡電影與電視之間的表現風格,也克制自己不去大量地留白。

關於電影/電視劇該是甚麼樣子?她不想被定型或輕易論斷,「感覺現代的影展或作者型電影,都被簡單地分類並標籤化了,也許這是當代世界的趨勢,也許這就是現代人需要的的電影吧。如果要打比方,即現在已經很難吃到食物(作品)的原味,但原味究竟要多原始?經過多少工法後會失去原味?現代觀眾已習慣精緻的視聽感官刺激,我們也較難有機會再看到像《我叫阿銘啦》這樣原始粗糙但生猛的片子了。」

樓一安認為,當每個創作者都無法擺脫體制,也必須承擔上千萬的預算,需身入體制才能順利運轉,某種本質的失落已然不可避免,畢竟不論電視或電影,都擔負著資金回收的巨大壓力。

阿修羅是人抑或魔?

在本屆(2021)金馬影展上映的《該死的阿修羅》,是導演樓一安受到記者胡慕情的報導精神啟發,因而誕生關於青少年隨機殺人的一個故事,但《該死的阿修羅》第一版劇本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阿修羅》本來被設定為一部驚悚類型的電影,輔導金的評審都很喜歡。片名換了多次,之前想過的片名有《重頭來過》、《幕後直擊》、《吃素的耶穌》⋯⋯改了又改。」

直到《該死的阿修羅》出現,樓一安才感覺「對了」。他特別以生物演化史比喻:初版劇本就像迅猛龍,遵守電影的三一律,展演短短兩小時內的恐怖故事,「但我還在寫故事時,讀到了胡慕情的報導,於是加入隨機殺人的情節,這一版的劇本出來後,發現如此形式很不容易將角色描述得深刻細膩,於是劇本不斷修改,距離我原來的想法卻越來越遙遠,我稱其為鴨嘴獸──卵生的哺乳類。」

再之後,痛下決心大改特改的樓一安,才使故事進化成為靈長類,「不過仍有點猴模猴樣,芯宜又加入她的意見,再改版後變成尼安德塔人,這種溫和的人科動物,至此故事就已經有兩種結局了,直到最後的最後我再拉回一些、加進一些我自己,才定案最終版。」 

樓一安透露,在不斷碰壁的過程之中,他回頭去翻當初的輔導金企畫書,讀到自己親筆寫下的一句話:「把人人喊打的魔還原成為人」,故而醒覺過來原點為何,以及寫下故事的初衷,也想起年少輕狂時,若是走錯一步、與那群同學一起販毒,可能現在人就身陷囹圄了。一切的一切,也許是冥冥的天意,更可能是每一次因選擇不同而開啟的人生風景。

樓一安與陳芯宜導演娓娓道來拍片的初心,以及今年製作電影《該死的阿修羅》與電視劇《四樓的天堂》之歷程。

一個導演最想說的故事

長年沉浸於拍戲與寫戲之中,寫過那麼多人物那麼多情節,他們是否存在著某齣未來進行式的劇本,是身為導演的倆人最想說出口的故事?

樓一安率先自首道:自己鍾情於酒,也對調酒頗有興致,但他真正想拍的電影,是一個連鎖爆炸案與官場陰謀論的故事,精神層面上有點像瓦昆.菲尼克斯演繹的《小丑》,然而,必然需要拍攝大量的爆炸場面,絕對耗資龐鉅,也希望能做出不同於一般的商業片,「大概哪天等我中了威力彩,才能砸錢下去拍吧。」樓一安笑說。

陳芯宜則認為,每個故事各具天命,命數到了就成了,而自《流浪神狗人》後,她最想做的是一部關於盲眼大提琴師的電影,主旨為探討創作與藝術的本質,故事精神與信仰亦有關聯,初步的劇情圍繞於兩位深山中修行人。

「一位慈善家辦了一場慈善音樂會,邀集許多宗教領袖和音樂家,代替老和尚下山與會的年輕和尚因而遇見了盲眼提琴手,提琴家所演奏的樂音充滿狂暴與憤怒,但聽在年輕和尚耳中卻宛如『妙音』,」陳芯宜笑著分享,「這故事還在發展中,我自想電影結尾大概要以經文作結,但一切尚在思考中。這算是目前靠我最近、最想拍的電影。」

後記

筆者同為1990年代長大的小孩,同樣地經歷過新電影和左翼文學,同樣從啟蒙期邁向熟成期,當「文青」二字還沒有被貶義地標籤化時,樓一安與陳芯宜就過著典型文青的日子,譬如為看金馬影展排隊購票,譬如跑林鉅開的攤(台式餐酒館),譬如走地下社會聽林志堅⋯⋯這股充滿活力與希望的時代光景,至今仍活躍於他們體內,成為一生熱衷探索新事物的一股純粹驅力。

也許這就是樓一安與陳芯宜可以當成那麼久的老友與夥伴的緣故吧,甚至接近家人的情感,總是彼此支持、經常吵架,然而,一旦聊起理想的拍檔,兩人都不約而同地拉了拉對方。即使一部電影需要許多集體創作的夥伴,但能夠丟直球說真話的對象,實在是稀罕一如沙漠中的珍珠,彼此理解、互相接納──對人類而言,竟然可以那麼地困難。但看見並肩而坐的樓一安與陳芯宜,又頓時覺得,原來這樣的事,也可以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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