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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創作裡解謎、理解、再次回家——詞人作家鍾永豐

詞人作家鍾永豐出版首本散文著作《菊花如何夜行軍》。

他不慣以詩人自居,卻讓詩句自然發酵釀成了金曲歌詞。1964年出生的鍾永豐,是作詞人、是反水庫運動者,同時也是文化行政工作者,多年之後,他終於在台灣首次發表散文著作《菊花如何夜行軍》。

深冬一月,詞人鍾永豐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書《菊花如何夜行軍》。在社運書店「左轉有書」的發表會中,鍾永豐穿著運動鞋、頭戴鴨舌帽,眼神一半藏在陰影中。他不談政治、不談文學,甚至不太提他剛出版的散文集,只是一首一首播放、介紹啟蒙他的音樂家:Lightnin' Hopkins、Bruce Springsteen、國民樂派……。

唯有在講到他的恩師許國隆時,暗影中的眼神會突然一亮。

左派語言作為文學起點

1988年,從成大退學的鍾永豐,重考上淡江大學土木學系,卻仍舊上街頭、參加讀書會、近身觀察左翼運動。這個文學少年為馬克思《資本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采所吸引:「你無法想到事情可以這麼看,這些精采觀點,竟能用這樣的文字呈現。」

當時的鍾永豐讀書讀到有點瘋狂,曾有一段時期他著迷於俄國小說:「當時只要作者名字有『斯基』兩字的書,就買回家讀。」而如今已是唱片界傳奇人物的許國隆,則在他當兵後持續寄書給他,讓他人在外島,仍能跟上最新的本土文學、世界文學的脈動。

舊俄文學滋養、左翼思潮洗禮、再加上後來返鄉,與林生祥共組反水庫戰線的運動經驗,使得鍾永豐的散文在抒情骨架上,添增了宏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血肉,將兒時記憶、農村問題以魔幻寫實筆法,鎔於晶體一般多面的文體中。

鍾永豐就讀淡江時期受到左派文學思潮的洗禮。

與書寫對象保持距離

曾多次獲得金曲獎的鍾永豐雖以「詞人」身分廣為人知,他主要的文學啟蒙,卻無疑是屬於詩歌的。在散文《寫首詩給父親》裡,鍾永豐內部的「詩」不斷叩問、逼迫他、要他讀梵谷傳、逼他退學、還逼他去外島當兵。

他的「詩」好奇地凝視某些事物。那包含了對死亡的凝視。

「每年暑假,村子裡總會少掉幾個,男孩居多:游大水被自己的勇氣背叛、攀老龍眼樹被枯枝欺騙、爬檳榔樹被蛇嚇呆、過大馬路被枝仔冰迷惑……。沒有太多時間哀傷;事頭這麼多,孩子這麼多,生活這麼苦」──《寫首詩給父親》。

在文學創作上,鍾永豐自陳受西班牙詩人洛爾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影響甚大。洛爾迦以吉普賽人「深歌」民謠形式創作,詩行重節奏、充滿身體感與象徵,並以一種特殊的精神視野將悲劇日常化——他寫小孩在河裡淹死,不描寫命運的無情、大人的悲傷,「而是寫小孩的屍體流過哪些地方,這些河流的漩渦又怎麼漩……」

「那就是在寫我小時候啊!小孩子看到人被撞死、淹死,哪會先同情?一定是看熱鬧先。」鍾永豐坦白地說:「我也失去過兄弟姊妹,以前每家都生很多孩子……所以當你不用很大的悲劇去看死亡,反而看見更整體的東西。」

孩子的凝視即是詩的凝視,對悲劇與不幸的懸置,正好讓他的文學與現實有了某種必要的距離。「像杜甫、Bob Dylan、洛爾迦、這些有能力處理現實悲劇的作者,都有與描寫對象保持距離的方式。」鍾永豐說。

在文學創作上,鍾永豐受到詩人洛爾迦「深歌」民謠形式創作的影響。

倘若文學賦予鍾永豐看清距離的視力,人類學則賦予了他丈量距離的工具。創作與人類學的三段式實踐:「解謎、理解、再次回家」。

在美濃故鄉成長到稍大的鍾永豐,見證了1970年代台灣農村經濟的加速起飛。那是台灣工業產值正式超過農業的世代,「我開始對某種『讓人離開一個很好的地方』的力量感到好奇。」鍾永豐說:「下午三四點,一部大卡車進村,家具棉被通通上車,每天跟我玩的小孩,一房人就不見了。」

沒有人跟他講原因。這最初的迷惑成為他「解謎」的動力,在台北讀書的他,開始大量閱讀台灣的農業、工業與經濟史,希望找出為什麼。

第二步「理解」則涉及在這巨大的背景力量下,「人」的心情。他舉堂姊為例,「小時候感覺她很優秀,到城裡念書,不用面對農村的寂寞。」但鍾永豐很快理解,不斷搬家的堂姊,很難有穩定人際關係,出社會後幾乎沒有朋友,不會把感情投進去,其實很辛苦。

而唯有完成了解謎和理解,一個人才能夠真正回家,但這次將不是被純粹的鄉愁所導引,而是以嶄新的認知與行動方式,「再次回家」。

公路旅行與「地海」作者的奇幻相遇

時間倒回 2012 年,剛卸任嘉義縣文化局長的鍾永豐,與朋友開啟了一段奇幻的美洲公路旅程。從柏克萊到波特蘭旅程中途,他意外拜訪了吉卜力電影「地海戰記」的原著小說家,奇幻大師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勒瑰恩是由鍾永豐的譯者朋友引薦,他們的相逢卻不是以文學,而是從「反水庫」開始。曾參與反水庫運動的勒瑰恩,在鍾永豐形容中,「像印第安長者,身上擁有三四百年的智慧」,她請鍾永豐吃飯、談社會運動,簽給鍾永豐的書,寫的不是小說摘句,而是「祝你的反水庫事業順利。」

到達公路旅途的終點,鍾永豐從波特蘭的書局,搬回大量勒瑰恩的詩集。這些作品後來影響了他在2016年《圍庄》裡的寫作:「她寫 Life without weeds is product(沒有雜草的生命只是商品),如此簡單,但批判性多強!」鍾永豐《圍庄》裡〈慢〉的歌詞,就是受勒瑰恩詩的形式影響,少了勒瑰恩的道家思維,卻多了現實意味:

慢--麼个都慢╱只有選舉最急╱佢等拚來拚去╱像廟門口个撮把戲
靜--麼个都靜╱阮這麼个都靜╱只有房地產最吵╱牽猴仔蟦上蟦下╱失聯親戚歸來閙

除了勒瑰恩,鍾永豐也向歐洲猶太流亡詩人取經,例如德裔猶太詩人內莉•薩克斯(Nelly Sachs)、波蘭詩人齊别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猶太詩人的文學有種很內核的東西,他們對悲劇有種民族的凝視,那是千百年的凝視共同形成的,一個很遠的視野。」鍾永豐說。

在美洲公路旅程中,鍾永豐拜訪了奇幻大師娥蘇拉•勒瑰恩,影響了他在2016年《圍庄》裡的寫作。

認同的政治、認異的文學

猶太詩人影響著鍾永豐的歷史觀,但在處理歷史、民族認同的戰後詩人中,鍾永豐看到的卻是認「異」的精神。

他以家園被以色列侵占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為例:「達爾維什寫了許多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坦的詩,然而從未恨過、醜化過任何單一猶太人。」這些作品因而得以在以色列國內發表,使以色列自由派更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認識異己的過程無疑是痛苦的。站在備詢台上的鍾永豐,即使被砲轟,思索的仍是「……這些具有公共熱情的(反對黨)議員所提出的理解與主張,基本上乃由理想與善意出發。」然而對於意識形態對立的「他者」,他也不諱言地認為「不要逃避,但要不逃避也很難,你只能去理解,但也很難理解透,很痛苦」。

脫下了幾年的公職身分,回到民間,擔任北藝大主秘的鍾永豐,得以重新整理作品,於是《菊花如何夜行軍》這本散文集,終得在台灣面世。

詩是最後一口自留井

走過運動口號、搖滾歌詞、政治辭令的江河湖海,鍾永豐依然認為,詩是他內心一處安安靜靜的「自留井」。

鍾永豐的詩鮮少發表,沒有出版,只有時在完成後送人,或等待在某些時刻發酵成歌詞。他自謙「詞與詩都是專業,所以總不習慣人稱他詩人」,但當提起父親過世,寫給父親的〈秋〉這首詩時:他說「當時我唸詩給我媽聽,她感不感動是其次,至少聽懂了,這對我很重要。」。

說這段話的時候,他的語氣欣慰,猶如少年。

「暮茫裡╱龜山膝下洗手搓腳介╱阿爸╱身後齊齊六分╱犁正在菸田」

對鍾永豐來說,媽媽聽懂他為爸爸寫的詩,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鍾永豐與林生祥組成的生祥樂隊,在20年前發行專輯《菊花夜行軍》,描述美濃和都市連結道路的歌曲〈縣道184〉,讓這條路成為台灣音樂地圖上最知名的路名之一。鍾永豐在《VERSE》010期中撰寫了〈再訪縣道184:抵達卻未完成的音樂地圖〉,帶領讀者重返縣道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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