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創作裡解謎、理解、再次回家——詞人作家鍾永豐
1964年出生的鍾永豐，是作詞人、反水庫運動者、文化行政工作者，多年之後，他終於在台灣首次發表散文著作《菊花如何夜行軍》。
詞人作家鍾永豐出版首本散文著作《菊花如何夜行軍》。
他不慣以詩人自居，卻讓詩句自然發酵釀成了金曲歌詞。1964年出生的鍾永豐，是作詞人、是反水庫運動者，同時也是文化行政工作者，多年之後，他終於在台灣首次發表散文著作《菊花如何夜行軍》。
深冬一月，詞人鍾永豐在台灣出版了第一本書《菊花如何夜行軍》。在社運書店「左轉有書」的發表會中，鍾永豐穿著運動鞋、頭戴鴨舌帽，眼神一半藏在陰影中。他不談政治、不談文學，甚至不太提他剛出版的散文集，只是一首一首播放、介紹啟蒙他的音樂家：Lightnin' Hopkins、Bruce Springsteen、國民樂派……。
唯有在講到他的恩師許國隆時，暗影中的眼神會突然一亮。
左派語言作為文學起點
1988年，從成大退學的鍾永豐，重考上淡江大學土木學系，卻仍舊上街頭、參加讀書會、近身觀察左翼運動。這個文學少年為馬克思《資本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文采所吸引：「你無法想到事情可以這麼看，這些精采觀點，竟能用這樣的文字呈現。」
當時的鍾永豐讀書讀到有點瘋狂，曾有一段時期他著迷於俄國小說：「當時只要作者名字有『斯基』兩字的書，就買回家讀。」而如今已是唱片界傳奇人物的許國隆，則在他當兵後持續寄書給他，讓他人在外島，仍能跟上最新的本土文學、世界文學的脈動。
舊俄文學滋養、左翼思潮洗禮、再加上後來返鄉，與林生祥共組反水庫戰線的運動經驗，使得鍾永豐的散文在抒情骨架上，添增了宏觀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血肉，將兒時記憶、農村問題以魔幻寫實筆法，鎔於晶體一般多面的文體中。
鍾永豐就讀淡江時期受到左派文學思潮的洗禮。
與書寫對象保持距離
曾多次獲得金曲獎的鍾永豐雖以「詞人」身分廣為人知，他主要的文學啟蒙，卻無疑是屬於詩歌的。在散文《寫首詩給父親》裡，鍾永豐內部的「詩」不斷叩問、逼迫他、要他讀梵谷傳、逼他退學、還逼他去外島當兵。
他的「詩」好奇地凝視某些事物。那包含了對死亡的凝視。
「每年暑假，村子裡總會少掉幾個，男孩居多：游大水被自己的勇氣背叛、攀老龍眼樹被枯枝欺騙、爬檳榔樹被蛇嚇呆、過大馬路被枝仔冰迷惑……。沒有太多時間哀傷；事頭這麼多，孩子這麼多，生活這麼苦」──《寫首詩給父親》。
在文學創作上，鍾永豐自陳受西班牙詩人洛爾迦（Federico García Lorca）影響甚大。洛爾迦以吉普賽人「深歌」民謠形式創作，詩行重節奏、充滿身體感與象徵，並以一種特殊的精神視野將悲劇日常化——他寫小孩在河裡淹死，不描寫命運的無情、大人的悲傷，「而是寫小孩的屍體流過哪些地方，這些河流的漩渦又怎麼漩……」
「那就是在寫我小時候啊！小孩子看到人被撞死、淹死，哪會先同情？一定是看熱鬧先。」鍾永豐坦白地說：「我也失去過兄弟姊妹，以前每家都生很多孩子……所以當你不用很大的悲劇去看死亡，反而看見更整體的東西。」
孩子的凝視即是詩的凝視，對悲劇與不幸的懸置，正好讓他的文學與現實有了某種必要的距離。「像杜甫、Bob Dylan、洛爾迦、這些有能力處理現實悲劇的作者，都有與描寫對象保持距離的方式。」鍾永豐說。
在文學創作上，鍾永豐受到詩人洛爾迦「深歌」民謠形式創作的影響。
倘若文學賦予鍾永豐看清距離的視力，人類學則賦予了他丈量距離的工具。創作與人類學的三段式實踐：「解謎、理解、再次回家」。
在美濃故鄉成長到稍大的鍾永豐，見證了1970年代台灣農村經濟的加速起飛。那是台灣工業產值正式超過農業的世代，「我開始對某種『讓人離開一個很好的地方』的力量感到好奇。」鍾永豐說：「下午三四點，一部大卡車進村，家具棉被通通上車，每天跟我玩的小孩，一房人就不見了。」
沒有人跟他講原因。這最初的迷惑成為他「解謎」的動力，在台北讀書的他，開始大量閱讀台灣的農業、工業與經濟史，希望找出為什麼。
第二步「理解」則涉及在這巨大的背景力量下，「人」的心情。他舉堂姊為例，「小時候感覺她很優秀，到城裡念書，不用面對農村的寂寞。」但鍾永豐很快理解，不斷搬家的堂姊，很難有穩定人際關係，出社會後幾乎沒有朋友，不會把感情投進去，其實很辛苦。
而唯有完成了解謎和理解，一個人才能夠真正回家，但這次將不是被純粹的鄉愁所導引，而是以嶄新的認知與行動方式，「再次回家」。
公路旅行與「地海」作者的奇幻相遇
時間倒回 2012 年，剛卸任嘉義縣文化局長的鍾永豐，與朋友開啟了一段奇幻的美洲公路旅程。從柏克萊到波特蘭旅程中途，他意外拜訪了吉卜力電影「地海戰記」的原著小說家，奇幻大師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勒瑰恩是由鍾永豐的譯者朋友引薦，他們的相逢卻不是以文學，而是從「反水庫」開始。曾參與反水庫運動的勒瑰恩，在鍾永豐形容中，「像印第安長者，身上擁有三四百年的智慧」，她請鍾永豐吃飯、談社會運動，簽給鍾永豐的書，寫的不是小說摘句，而是「祝你的反水庫事業順利。」
到達公路旅途的終點，鍾永豐從波特蘭的書局，搬回大量勒瑰恩的詩集。這些作品後來影響了他在2016年《圍庄》裡的寫作：「她寫 Life without weeds is product（沒有雜草的生命只是商品），如此簡單，但批判性多強！」鍾永豐《圍庄》裡〈慢〉的歌詞，就是受勒瑰恩詩的形式影響，少了勒瑰恩的道家思維，卻多了現實意味：
慢--麼个都慢╱只有選舉最急╱佢等拚來拚去╱像廟門口个撮把戲
靜--麼个都靜╱阮這麼个都靜╱只有房地產最吵╱牽猴仔蟦上蟦下╱失聯親戚歸來閙
除了勒瑰恩，鍾永豐也向歐洲猶太流亡詩人取經，例如德裔猶太詩人內莉•薩克斯（Nelly Sachs）、波蘭詩人齊别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猶太詩人的文學有種很內核的東西，他們對悲劇有種民族的凝視，那是千百年的凝視共同形成的，一個很遠的視野。」鍾永豐說。
在美洲公路旅程中，鍾永豐拜訪了奇幻大師娥蘇拉•勒瑰恩，影響了他在2016年《圍庄》裡的寫作。
認同的政治、認異的文學
猶太詩人影響著鍾永豐的歷史觀，但在處理歷史、民族認同的戰後詩人中，鍾永豐看到的卻是認「異」的精神。
他以家園被以色列侵占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為例：「達爾維什寫了許多以色列轟炸巴勒斯坦的詩，然而從未恨過、醜化過任何單一猶太人。」這些作品因而得以在以色列國內發表，使以色列自由派更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困境。
認識異己的過程無疑是痛苦的。站在備詢台上的鍾永豐，即使被砲轟，思索的仍是「……這些具有公共熱情的（反對黨）議員所提出的理解與主張，基本上乃由理想與善意出發。」然而對於意識形態對立的「他者」，他也不諱言地認為「不要逃避，但要不逃避也很難，你只能去理解，但也很難理解透，很痛苦」。
脫下了幾年的公職身分，回到民間，擔任北藝大主秘的鍾永豐，得以重新整理作品，於是《菊花如何夜行軍》這本散文集，終得在台灣面世。
詩是最後一口自留井
走過運動口號、搖滾歌詞、政治辭令的江河湖海，鍾永豐依然認為，詩是他內心一處安安靜靜的「自留井」。
鍾永豐的詩鮮少發表，沒有出版，只有時在完成後送人，或等待在某些時刻發酵成歌詞。他自謙「詞與詩都是專業，所以總不習慣人稱他詩人」，但當提起父親過世，寫給父親的〈秋〉這首詩時：他說「當時我唸詩給我媽聽，她感不感動是其次，至少聽懂了，這對我很重要。」。
說這段話的時候，他的語氣欣慰，猶如少年。
「暮茫裡╱龜山膝下洗手搓腳介╱阿爸╱身後齊齊六分╱犁正在菸田」
對鍾永豐來說，媽媽聽懂他為爸爸寫的詩，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鍾永豐與林生祥組成的生祥樂隊，在20年前發行專輯《菊花夜行軍》，描述美濃和都市連結道路的歌曲〈縣道184〉，讓這條路成為台灣音樂地圖上最知名的路名之一。鍾永豐在《VERSE》010期中撰寫了〈再訪縣道184：抵達卻未完成的音樂地圖〉，帶領讀者重返縣道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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