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31

台灣ㄉ當代字典：厭世的積極青年

我就爛！一種社群中向死求生的世代共鳴

與其說這種「厭世」文化是消極悲觀的，我反而認為「厭世文化」的意義在於集體治癒與提醒，對這個社會多元價值觀有更多的尊重和體諒。

社群教母張嘉玲談「厭世的積極青年」

在「厭世代」以前，關於描繪上一個世代的詞，叫做「崩世代」。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走到盡頭，台灣社會在經濟全球化跟新自由主義的浪潮下，導致貧富差距擴大、資本集中、工作貧窮、少子化、非典型就業與人口老化等危機，帶來過勞、窮忙以及情感上的憂愁焦慮，強調當下的「小確幸」成為我們用來催眠自己，繼續為資本家出賣勞力的動力來源。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起始於以影響經濟層面為主的服貿爭議，也隱含了台灣在國際與兩岸政經矛盾下的困境，與尋求自我定位及認同的焦慮，眼前的變化劇烈、徬徨、不安，還有必須重新建立的民主與未來，都讓年輕世代像是沒有扎根似地飄蕩在迷茫現實中。

「這樣的厭世感，是一種對處於貧流層低薪生活的自我嘲諷。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是厭世代們共同的困境。」——《厭世代》一書如此定義。相比過去 70、80 一代，我們面臨著社會對於物質追求的空前高漲，更加固化的社會階層，以及房價、物價、薪資、學歷貶值的壓力，足以讓人喘不過氣，「厭世」取代了小確幸。

「厭世」到底是真的在厭世，還是只是講講？

厭世情緒自古以來就有（莊子的無為也可以說是種厭世哲學），它並不是當代的產物，當一個人對世界感到絕望，或者長時間努力得不到回報，自然而然都會變得厭世，變得沒有幹勁。

厭世情緒不完全是虛的，而是來自特定的感受跟時代，有一定的事實基礎跟經濟基礎造成的結果。但我也相信厭世是「可以選擇的」，我可以決定我今天要厭世，還是特別厭世。當我願意的時候，我也可以不眠不休的追《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搶伍佰演唱會的門票、加班。我是「有選擇」的厭世。

在前社群時代，社會主流價值觀總宣傳要對生活積極、上進奮發，「厭世」的情緒被包裹到在一個小小的、封閉的辦公室、房間裡面；社群時代提供了一個這樣的機會，每個人都是訊息的發起跟傳播者，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輿論中心，也讓我們更加情緒化，尤其 Facebook 這種採用訊息分發的平台，又更可以操控我們的情緒，讓這股雖與主流價值觀不一致，但是對生活小抱怨的「共鳴」，經過眾人同溫層取暖之後，「厭世」引起了極大的認同感，有了向主流文化逆襲的底氣。

你不見得真的有厭世感，但透過社群傳播，你一定可以感受得到這種氛圍，亦真亦假、為賦新辭強說愁——愁是假的，愁是為了詞填的，當你為了這個詞而填就是真的。大概是這種感覺。

當我們在談厭世，究竟是在談什麼呢？是談真的也是假的。誰的內心裡面會希望自己真的是個廢物呢？你能說他們是廢物嗎？不，他們活得很明白，甚至比你還明白。

厭世的背後是對渴望成功的口是心非，不是真的不想追求，而是抱有希望但是求不得，一種價值與行動失調後產生的心理狀態，形成無力改變現狀的妥協——「我對每天都感到沒有意義，卻無法停下日常的努力，該幹嘛還是得幹嘛，於是我對我改變不了的事情不再關注，選擇我能有選擇的生存狀態，起碼我還有選擇，這是一種自我保護，事情沒有我想得這麼糟。」最後這種痛苦焦慮以「我差不多是個廢人了」的自嘲形式體現出來。

「有高度的厭世」

說穿了，我們的厭世是看得見卻摸不著的「出人頭地」，但我們對「好死不如賴活」的苟且還是捨不得放棄。焦慮和沮喪的人，他們需要的不是成功學的雞湯，而是聆聽跟認可。洞悉這樣的深層使用者心理，「厭世」情緒成為品牌與年輕人在新媒體上的有效溝通手段與情感共鳴，或者說——「一切都只是為了討好年輕人。」

厭世文化成功成為社會熱點下的產品，現代人精神創傷的各種病症，好似都能透過消費厭世來解決。與之前毒雞湯或是正面宣傳相比，「厭世」這種自嘲、諷刺的文化讓內容形式更加豐富，情感與互動性表達更強烈，更憑藉著新媒體讓品牌供應更多順應潮流、快感的內容；各式走入人心的花式文案，將年輕人壓抑許久的厭世想法表達出來，在這當中，越能挖掘厭世更深的思考與價值，也就是「有高度的厭世」，越能讓這個年輕時代買帳——「他們需要得到更加複雜的情緒內容。」

雖然都在傳遞「厭世」情緒，但終究還是要能給出會心一笑、清醒的建議，雖痛苦不減，但希望常在，這正是厭世文化中的魅力。與其說這種「厭世」文化是消極悲觀的，我反而認為「厭世文化」的意義在於集體治癒與提醒，對這個社會多元價值觀有更多的尊重和體諒。

疫情過後，當代青年還厭世嗎？

Covid-19 打了年輕人所謂的「厭世」狠狠一個耳光。我們不停的乞求，慶幸自己是健康、平安的，遠超越過追求成功與物質，好似也有了個覺悟——那些厭世、佛系、魯蛇標籤、那些煩惱、苦悶跟憂傷，都只是因為我們還沒遇過真正的危機——「會不會我們好像沒這麼厭世？」

那些不網購就會死的年輕人，還能一個月不打開購物網站；那些加班的工作狂魔，也開始停下腳步重新思索人生意義，優先生活的排序與重心調整，更重視高品質的社交關係；那些渾渾噩噩過日子的人們，也開始願意為美好生活買單，優先考慮心理層面尋求滿足健康需求的產品。每個人更想活在當下，關注自我。這分明是熱愛生命勝過一切的模樣啊。

那些被說著是「厭世代」的人們，也都在這一場疫情中長大了。於是，你會看到年輕人自發性製作口罩地圖、向自己的長輩科普 Covid-19 的危險性，用各種創意方式宣導社交距離，年輕人在疫情期間的公共參與，甚至不再圍觀跟沈默。

這次病毒事件，不僅是是 95 後在社群媒體上第一次經歷的大規模公衛事件，也是一場國家級的動員，這種「動員」對於當代青年來說，影響著他們核心整體公民意識、社會參與習慣，最主要的刺激就在於——覺得自己是有用的、有意義的、不可替代的，行動可從四個面向來看：

1. 行動的「參與性」：這場疫情影響將「與我有關」，甚至「關乎性命」
2. 行動的「治癒性」：收穫個人知識、經驗與技能成長，幫助他人緩解自身焦慮跟無力
3. 行動的「緊迫性」：看到看到個人行動的價值，從而產生更強的公共參與動力，每個人都可以改變局面
4. 行動的「使命性」：榜樣的力量與個人價值自我實現的衝動，開始思考個人專業如何跟公共參與結合

這並非是「個體的生存慾」在作祟（厭世者可從來都沒喪失過「生的渴望」；相反的，厭世表現的是一種強烈的求生感，說活著沒意思其實是在發洩情緒），而是「群體的使命感」讓年輕人體會到意義，這個理論可以適用於所有人，一旦有意義，一旦被需要，任何年齡任何職業任何人都可以活得「不那麼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