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有台灣意識，還要有「智識」：前衛出版社40年後依然「前衛」
從那個尚未確定解嚴但社會已然躁動的80年代初期開始，前衛出版社就是許多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啟蒙。
從那個尚未確定解嚴但社會已然躁動的80年代初期開始，前衛出版社就是許多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啟蒙。40年來以文學、歷史、政治與自然等本土研究書籍，構築對於島嶼的前進想像，即使如今時代轉變，但對社長暨創辦人林文欽來說，前衛始於反抗，也甘願永遠做反抗。
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甫退伍的林文欽來到當時台灣最大的民間出版機構——三民書局任職編輯。那是1979年，三民書局的出版量龐大且種類繁雜，以教科書為主、人文史地與社會科學為輔，他平均每三天就要出版一本新書。
林文欽一邊磨練編輯手藝，有空的時候就往三民書局的實體書店跑，接觸黨國體制壓迫下無聲湧動的台灣文學伏流：鍾肇政等人主編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都是他的讀物。「只要看到書名有冠上『本省』或『台灣』，我就覺得很興奮。我也是在那個階段接觸了『中國跟台灣到底有什麼差別』、『中國文學跟台灣文學到底有什麼差別』。」在家鄉雲林崙背見識過許多政治污穢，林文欽自認從小就有「反國民黨的意識」，但直到身在這個出版品匯聚的知識殿堂，「意識」才終於透過閱讀昇華成行動。
林文欽十分感念三民書局給了自己許多磨練的機會。
林文欽首先嘗試在三民書籍出版本土文學作品，「老闆對我算很器重，他叫我提一個以台灣作家為單位、一人一本的文學作品，我也真的提給他，就叫『台灣老中青三代作家作品集結』。」這一套20本的套書在三民書局的姐妹公司東大圖書公司出版，裡頭包含了吳錦發、鍾延豪、彭瑞金等人的處女作，也因為當時台灣市場少有10本以上的本土文學出版品，引起了警備總部的注意。
「我老闆後來才和我說有關單位有找過他，但他大概因為關係不錯，就把他an-tah（安撫）掉了，甚至還拍拍我的肩膀說『你去做，不管他！』」這成為林文欽成立出版社的契機，他希望藉由文學出版，將各自努力的台灣本土作家集結起來，成為突破黨國禁錮的力量。「我的生命因子裡面大概有這個基因：沒什麼在信邪。」林文欽笑道。
老一輩台灣人說「學徒三年四個月就可以準備出師」，林文欽在三民書局待了三年十個月、經手五百多本書籍，他覺得自己準備好了。三十歲不到，離開了待遇優渥的職位，在1982年成立前衛出版社。
前衛出版社歷經過七次搬遷，現位於台北市農安街的老商辦空間內。
以出版業作為一種「反對運動」
「前衛其實是很左派的名字，它是從法文的『Avantgarde』來的：做前衛、做先鋒，甚至要離經叛道，很合乎我的性格。」林文欽說。
創立的前五年，前衛將出版路線集中於本土文學上，「我能做的是讓台灣的本土作家有一個出版的掩體——就是集中到前衛來，不像以前都分散各家出版社或雜誌，不能蔚成風潮。」林文欽說，初期他主要出版宋澤萊、林雙不、陳冠學、李喬、鍾肇政等人的作品。80年代中期後台灣的反對氣氛已高漲非常，部分作家早已不再顧慮警總的查禁，「他們就覺得，反正如果覺你要禁的話你就禁吧，我們就是拼了、賭了！」
但畢竟那還是一個封閉的幽暗時代，施明正1983年的短篇小說集《島上愛與死》，成為前衛第一本被查禁的書，「因為我們請宋澤萊寫了一篇長序，他在裡面把台灣形容成法國大革命的『巴士底獄』。」林文欽說，出版界盛傳的一句行話「書越禁會越好賣」他並沒有真正經歷過，禁書少了書店的通路，只能轉往抗爭和演講現場賣，當時有點膽識的同業前輩幾乎都以這樣的方式做出版，「既然都有前人這樣做了，那我也沒在怕。」當時黨外的競選舉演講場是嚴密的控制下相對開放的時刻，所以經常可以看到黨外雜誌、錄影帶和前衛的書籍擺攤販賣。
經營本土題材的艱辛是時代所迫，但這樣的艱辛在解嚴後並沒有獲得好轉，林文欽回憶，「從87年到1992年，他們（警總）抄書抄得最厲害，我的想法是，他們在藉由公權力做反撲動作，因為他們不服氣：『為什麼被解除戒嚴？』」他說，直到1992年台灣警備總司令部裁撤，台灣才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出版自由。
「台灣學」是當今最熱門的出版內容之一，前衛出版社自始至終都將其作為自己的出版核心。
解嚴後，一次與遠流出版創辦人王榮文的巧遇，使林文欽意識到必須擴張自己的出版路線，才能讓前衛出版社接觸更多讀者。當時王榮文問的是：「老舍，你只出這些文學書能活嗎？」
彼時專注於文學書經營的前衛，生計只算勉強過得去。林文欽觀察到當時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黨外雜誌有時效性較短的缺點，便打算將這些思想啟蒙的內容以書籍、叢書的形式延續，於是在1988年，台灣政治、歷史、人文與自然生態等內容都納入了前衛的出版範圍，新增如《台灣文史叢書》、《新台灣文庫》、《台灣研究叢書》等書系。
林文欽實踐前衛的先鋒精神，讓前衛在這段劇烈的台灣民主轉型期，成為極少數敢具規模地出版本土、政治題材的出版社，如郭倍宏、史明、王育德等「海外黑名單」政治異議人士的著作，或陳芳明《在美麗島的旗幟下》、柯喬治（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彭明敏《自由的滋味》、江南著並由鄭南榕發行的《蔣經國傳》等，都為當時台灣社會打開一扇重新認識島嶼的窗。
「還有民進黨前幾個黨主席都在前衛出過書，江鵬堅、施明德、姚嘉文甚至許信良⋯⋯。前衛的名聲大概是這樣：藉著台灣反動運動的興盛，提高了討論度與接受度，蔚成力量。」
林文欽切身感受到，當時的台灣正亟欲衝破時代箝制，青年急切地想獲取關於台灣主體性的知識，作家也大量對這些議題進行著述。而前衛順應著時代的反對聲音與知識渴望，在1980的下半段到1990的上半段創造出自己的黃金年代——「台灣文學的最後堡壘，反對運動的大本營」便是文化界在解嚴前後對前衛出版的評價。「台大濁水溪社、政大野火陣線⋯⋯當時學生運動的先鋒人物都在讀前衛的書，與我們的往來很密切，他們想出版什麼社運刊物我也會說：來來來，都拿來我這。」
「而我自己的心態，也確實把前衛出版社當作台灣反對運動的一環在經營。有人在街頭衝撞，有人投入在選舉，那我就乖乖地做我的書。」林文欽說。
林文欽將出版事業作為台灣反對運動的一環在經營。
有了本土意識，還要有智識
在那個重新認識本土的新時代契機中，他甚至透過向民間集資的方式，推動自己當時的出版大夢《台灣作家全集》，這套共50冊、台灣文學第一部集大成的出版品在1990年至1996年期間陸續完成，創下業界標竿並引起轟動。
然而，這些以台灣為主體意識的文學與知識類書籍，林文欽還不足以彰顯前衛的特殊性，「前衛比較獨樹一幟的，應該是我們從1990年代就開始投入的『台語運動』。」
解嚴後終於得以自由發展的台語，逐漸透過教育、傳播及文化藝術翻轉過往「不入流」的刻板印象，可以被大聲說出來。前衛在這波台語運動的初期，著手進行台語語言研究及文學創作書籍的出版，如《王育德全集》、陳主顯《台灣俗諺語典》及洪惟仁博士的豐富著述，或是《台語入門》與《台灣話講座》等台語普及化書籍，「這些書讓台灣的學界及知識界認識到，原來台語也可以被這樣討論和著作。這也是當時社會的脈動、讀者的需求。」林文欽解釋。
台語相關的研究與著作，是林文欽對於前衛最自豪的出版成績。
林文欽透過書籍出版推動他理想中的社會樣貌：台灣人普遍具有本土意識的人文素養，能自然地以母語交流談話。但隨著反對運動的歇緩，時代的聲音似乎改變了——年年下滑的出版數字似乎在告訴他，台灣人對於本土知識的追求已不再那麼渴望。
「李登輝做了民選總統以後，本土意識已經蓬勃發展。雖然『意識』有了，但『智識』反而有所欠缺。」林文欽說，「有些台灣人會說：『啊台灣人就都已經做總統了，是還要讀什麼書？這些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他倏地挺起了身，睜大眼，「一個讀書人說我已經讀夠了，騙痟！哪有可能夠，真正的讀書人知識永遠都不夠！」
就算台灣認同已成主流、相關文化及藝術百花齊放，台灣人在書籍購買率上仍未獲得增長；加上出版市場已無禁忌，眾多競爭者崛起，讀者在閱讀本土題材書籍上也不一定要選擇前衛。林文欽不只一次感嘆台灣人的「閱讀力」越來越差，甚至必須形容自己是「苟延殘喘」——在這新數位時代獲得資訊的管道太多、能消磨時間的事物也太多，出版品處於最弱勢的地位。
「以我們做書的本位來說，還是希望台灣人要好好地讀一本書，那個智識才會深化到你的腦筋裡面。人家問你為什麼愛台灣，你也要講出一個道理來。」他的語氣焦急。
時代轉變，出版業必須面對新的挑戰。
新時代的轉型
如今，壓抑與躁動的時代逝去、當時的學運青年許多也進入體制，前衛出版社面臨了轉型課題。林文欽的兒子林君亭在2006年加入前衛出版社，他意識到前衛已經過時的部分：「我們在1982年做的設計、文案、主題可能符合當時的新世代思潮，但現在新世代的人看到80、90年代的東西的時候，已經覺得你們的設計和下標怎麼會那麼老套。」
林君亭認為，前衛的出版品內容很好，若因設計的隔閡無法推廣給新世代青年閱讀非常可惜。他首先替社內的一些經典書籍重新包裝視覺風格，如江南《蔣經國傳》、宋澤萊《大地驚雷》等；也改變出版策略，從被動接收內容的一方，變成主動針對閱讀市場需求企劃內容、尋找合適作者的一方。從基層業務一路做到了副社長，林君亭剛入社時他發現前衛的讀者大多落在40歲以上，最近，他終於在國際書展上看到年輕讀者的顯著增長。
林君亭認為前衛有非延續下去不可的理由：「我都會收到很多讀者的反饋，說前衛是他以前求學時期或社會運動時期一個很重要的精神糧食，說沒有前衛就不會啟蒙台灣意識。我覺得台灣現在社會可以對台灣意識接受度這麼高，前衛多少有盡到一份心力。」
台語的文學創作是林文欽積極想推動的出版品。陳明仁《拋荒的故事》以CD有聲書的形式出版，讓讀者對台羅拼音不感到有距離。
前衛將《小王子》、《格林童話》、《銀河鐵道之夜》等世界經典的名著以原文翻譯成台語，推出後獲得許多好評。
陳冠學的《田園之秋》是前衛1983年第一批出版的書籍之一，2018年的新版本邀請了鳥類插畫家何華仁繪製插圖。
時代在變，但前衛的精神未曾改變，林文欽希望前衛依舊離經叛道，別的出版社可以做的——也是那些可能賺錢的——交給別人去做就好。「別人沒辦法做的、沒那個本事做的，我就來試看看。」
窗外是降臨於島嶼的出版寒冬，林文欽仍如多年前草木萌生之時，在堆滿書頁的辦公室不斷實驗出版品的可能性，如《小王子》、《格林童話》等世界名著的台語譯本，陳明仁一套六冊的CD有聲書《拋荒的故事》，及相隔24年再次編選日治時期到當代作家台語作品的《台語現代小說選》，都是他近期引以為傲的出版品。
「前衛」意味著「實驗」，代表著風險，可能投入大量成本但得不到相對應的報酬。他坦承40年來失敗的嘗試有太多，但始終認為，身為出版人的本分是「把一本書做到很像一本書」——有多少資源，就應在該範圍內將內容、印刷、裝訂和編輯的品質做到最好。
把書做好。剩下的，交給市場決定。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傳教士。我在傳『台灣』的福音，能不能接受是受眾階級的事，不是我要去考慮的，我要考慮的是我們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
在時代的風暴中，前衛作為一名先鋒者仍然存活，並見證了走在自由與本土意識道路上的台灣。面對眼前巨幅如夢境般的台灣想像，林文欽40年來持續以書本於世界的前沿不斷探索新的可能性，他強調：「不是比收入有多少、比房多大間、比車多大台，是『你比別人多讀幾本書？』」
林文欽現階段的目標是自己的出版大夢《台灣經典寶庫》書系，他們將整理明鄭時期至日治時期的所有台灣文史、地理、自然、語言等研究與紀錄，預計出版100本書籍，匯聚成一股穩定且深沉的知識河流，讓當今及未來的台灣人能不斷汲取。
這是這位資深出版人、理想主義者反抗的方式。只要這片土地尚有前進的餘地，他就甘願做那個文化的前衛。在只有書頁呼吸聲的藏書空間裡，他說他還在等，等哪一天台灣會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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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振宇
或許喜歡電影、音樂與文學。每次的自我介紹都覺得彆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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