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奧斯卡電影專題
《漂浪人生》：無法透過攝影機紀錄的雙重「逃離」
電影《漂浪人生》是一部關於「逃離」與「何處為家」的電影，是影史上首部同時提名最佳動畫長片、最佳紀錄長片和最佳國際影片三獎的電影。
《漂浪人生》劇照。
你對「家」的定義是什麼？電影伊始，一個男聲問道。「可以安身立命，可以長居久留，無需遷徙，不是暫住的地方。」另一個男聲略思考後，給出了答案。畫面上的人們奔逃著，他們只有線條輪廓，沒有五官，灰黑白的色塊晃動，他們逃離。他們要去哪裡？
第一個場景就破題地點出電影《漂浪人生》（Flee）的母題，這是一部關於「逃離」與「何處為家」的電影，由丹麥導演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Jonas Poher Rasmussen）執導，是影史上首部同時提名最佳動畫長片、最佳紀錄長片和最佳國際影片三獎的電影。
結合動畫與紀實影像，描述阿富汗青年阿敏與家人被無情的戰火迫使離開家園，輾轉在不同城市與國家流離。
1990年代初期落腳鐵幕剛結束的俄羅斯，那是少數願意發給他們簽證的國家。他們沒有合法的居留身分，必須東躲西藏過著不見天日、被警察威脅勒索的生活。阿敏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兄長們努力工作存錢讓一家人得以偷渡到相對安穩的西歐國家生活。
電影取材自導演摯友的親身經歷，這段令人難以啟齒且不忍回首的成長過程，透過主角阿敏的聲音緩緩道出。畫面上是位蓄著鬍子的年輕男子，他閉著眼，背景的地毯花紋斑斕，導演在他身旁打了個板，訪談／故事就此展開。
主角阿敏。背景的地毯花紋斑斕，導演在他身旁打了個板，訪談／故事就此展開。
恐懼
隨著阿敏的回憶，我們穿越時空循著其生命軌跡，從喀布爾、俄羅斯、愛沙尼亞、丹麥，在破舊昏暗的小公寓房間、人口販子安排的難民船、比牢獄還不如的收容所、在冰天雪地的冬夜步行穿過森林來到邊界、在海上漂流、被海關盤問、被警察威脅。
漫長無止盡的等待，等待累積足夠的積蓄偷渡，等待人口販子通知合適的時機，等待遠方的親人報平安的消息，等待簽證核發下來的日子。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細膩地透過阿敏的故事，呈現許許多多因為戰爭侵擾、社會動盪而被迫流離失所之人的共同遭遇。既是相當私密與個人的故事，又是一個時代下的群體樣貌。
這些被標誌為「難民」的群體遭遇，透過新聞媒體、網路影片的傳播，對大眾來說並不陌生，但我們往往只有模糊的印象，對於身處其中的個人故事卻所知不多。這牽涉到他們遊走在法律邊緣的特殊身分，逃離家園的過程存在著高度風險，這亦是阿敏最深層的恐懼。
未能在場紀錄的真實
正因為《漂浪人生》處理的題材敏感，其中牽涉到的拍攝倫理問題——如何面對當事人難以啟齒、難以直視鏡頭述說的故事？如何在述說故事之餘也保護當事人不令其隱私、人身安全受損？同時也關乎到該以什麼樣的形式來述說這個傷心的遭遇，而不令攝影機的在場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
甚至，當遭遇已然發生，而攝影機未能在場見證時，該如何再現與講述這段故事？《漂浪人生》以動畫重現阿敏的經歷，無非是考量過以上問題後的選擇。
喬納斯波赫拉斯穆森細膩地透過阿敏的故事，呈現許許多多因為戰爭侵擾、社會動盪而被迫流離失所之人的共同遭遇。
類似的作法，在以色列導演阿里福爾曼（Ari Folman）的紀錄片動畫《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2008）亦可看見，這部講述 1982 年黎巴嫩內戰的作品，以導演自身的經歷為軸，描繪經歷戰爭之人的狀態，那些痛苦不堪的回憶像是揮之不去的夢靨，甚至幻化成另一種超現實的想像去吞噬、填補殘缺。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使用動畫手法之餘，也加入鎮壓現場的紀實影像，虛構與紀實交織，進一步逼近阿里福爾曼所說的：「這戰爭就像一場夢，太超脫現實。」
在此，動畫與紀實影像之間的關係，就不只是如何再現現實的問題，而更牽涉到「創作者的選擇」——使用什麼媒介、從什麼角度，甚至紀實也是一種選擇的結果時，那紀實與現實的關係似乎也不那麼不可撼動。
就此而言，《漂浪人生》裡少數出現的紀實影像多是在表現政治局勢與關鍵的歷史時刻，為了勾勒時代背景與社會氛圍，常是出現在阿敏和家人一起觀看的電視機畫面裡。紀實的影像似乎等同於新聞資料畫面，像是中性、中立的歷史紀錄影像用於鋪陳時代氛圍。
相對於此，阿敏的故事以動畫形式呈現，無論是談到傷痛回憶時的黑白粗獷線條畫風，或是呈現如今生活時較為鮮明的色彩、寫實的輪廓。
阿敏的故事以動畫形式呈現，無論是談到傷痛回憶時的黑白粗獷線條畫風，或是呈現如今生活時較為鮮明的色彩、寫實的輪廓。
紀實影像與動畫在《漂浪人生》的關係更接近如何再現社會集體記憶與個人私密回憶的風格選擇，而不必然與真實和虛構對應。甚至動畫所呈現的，更能突顯那無以言說的，與攝影機未能在場紀錄下的真實。
第二層逃離
當事人既然無法現身說法，但其現「聲」說法對於強化《漂浪人生》的回憶私密性扮演關鍵角色。透過受訪者阿敏的聲音與各種場景細膩逼真的聲音設計來說故事，讓觀眾得以更貼近人物的心境狀態，身歷其境般想像我們未曾經歷過的遭遇。
也因此，導演喬納斯讓「拍紀錄片訪談」這件事成為電影情節之一，除了突顯回憶這逃離的傷痛經驗之難，也透過電影中有「受訪者」與「訪談者」角色的設定，讓阿敏的聲音能夠順理成章地「說」故事。
《漂浪人生》英文片名的「Flee」，逃離，不僅僅是指飽受戰火侵擾的人民逃亡、顛沛流離的生命經驗，在指涉「難民／移民」之外，還更是阿敏的性向認同，這是屬於他的第二層「flee」，逃得了戰火，但逃不掉難以對家人坦承的性向認同。
阿敏很早就意識到自己喜歡男性，但身在同性戀不被接受的阿富汗社會，他始終壓抑著這份情愫不敢與人述說。同志身分的不被接受與家國的顛沛流離並置，相形之下好似顯得無足輕重，但這正是父權社會之惡，而《漂浪人生》值得稱許之處，乃是呈現出被視為次要的、個人情感的、私己的「flee」對阿敏的重要性。
《漂浪人生》英文片名的「Flee」，逃離，在指涉「難民／移民」之外，還更是阿敏的性向認同。
當阿敏的兩層「flee」——偷渡的逃離，與過程中對同行男孩的戀慕情愫同時發生，《漂浪人生》這沈重、殘酷、慘絕人寰、隱現西方國家人道價值觀虛偽的難民故事，便稍稍透出暖心、希望的虹光。何處為家的「家」，也不僅是物質意義上遮風避雨、安居樂業的家，更是身心得以安置、被接納的所在。
TEXT by 謝以萱｜從事電影評論、研究與策展工作。關注當代東南亞電影與視覺藝術發展，為《紀工報》主編、台灣影評人協會成員之一。參與影展選片與評選工作，包括台北電影節、台灣國際女性影展、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桃園電影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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