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5

詞神林夕的港台雙城記：「三個不同意」破除香港電影刻板印象

香港是文化沙漠嗎？作詞人林夕這次不從音樂出發，而是以電影作為切角，談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化關係。

香港是文化沙漠嗎？文化創作與善良風俗的關係是什麼？台灣和香港又如何彼此影響？VERSE香港文化學系列最終場邀請到對華人流行音樂影響深遠的作詞人林夕主講「雙城記：『香港電影會破壞台灣善良風俗！！！』誰說的？？？」，並由曾旅居香港的VERSE社長暨總編輯張鐵志擔任主持。這次不從音樂出發，而是以電影作為切角，談台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化關係。

林夕自1993年起，以兩週為間隔穿梭於香港與台灣之間，「有幸脫離典型化、刻板印象，從一個客觀的角度遠觀香港與台灣的文化發展。」對談主題「雙城記」之意，是林夕來台生活後，對港、台兩地的風俗民情的所思所感；為回應民間普遍說法「香港電影會破壞台灣善良風俗」，林夕則提出對於香港文化刻板印象的「三個不同意」。

第一個不同意：單一的「古惑仔」印象

曾在一次podcast的對談中，林夕邀請與會者們逾越「禮貌的界線」，分享各自對香港的認知。其中讓林夕最不知所措的刻板印象，是1996年起至今的《古惑仔》系列電影所造就的香港黑社會印象，認為這樣片面的視角無法涵蓋香港電影的多元面貌。

林夕自小（1970年代）便喜歡觀賞粵語長片，同時間也接觸大量台、日電影，「這時候還沒有「文化入侵」的擔心，沒有「破壞香港善良風俗」的擔憂。」林夕笑說，早期的香港電影其實有著很豐富的面貌，包含鬼片、賭博片、武俠片、艷情片、宮廷片、警匪片，當然也有與會者所提到的黑社會類型影片，以至於產生後來大眾熟知的「古惑仔」印象。

然而，香港電影是否僅是如此而已？林夕補充，約在1975、1976年時，香港的TVB其實是全亞洲第一個發想出以電影（film，膠捲）規格拍攝電視劇的單位，從小作為「電視兒童」的林夕，認為小時候頻繁觀賞如此講究的作品，培養出自己海納百川的文化涵養，樂於享受無任何對白的藝術片，「電影在講什麼有時候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感受電影的燈光與鏡頭的細緻。」

不僅如此，香港早在1980年代初期便出現拍攝越南難民題材的電影，如許鞍華導演《胡越的故事》（1981）以及《投奔怒海》（1982）。「香港電影的發展雖然常以市場導向為主，但若有金主支持，也偶有這樣的題材」林夕說道。

若要列舉一位香港電影發展史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林夕毫不猶豫選擇了周星馳的喜劇，儘管常被戲稱為「香港無釐頭文化」，林夕認為喜劇背後反映的就是真實人生。「文化若是植物，周星馳電影中的廣東話好比植物的根。」透過周星馳的演出，林夕看見粵語今昔發展的影子——周星馳在粵語對白上「七分唸白三分唱」的功力，可以追溯自廣東小調，不論是入聲字、拍子、聲調、節奏感，都掌握得非常道地，令林夕聯想到粵劇泰斗梁醒波。

第二個不同意：香港並非文化沙漠

香港，在林夕的視角下，是一個沒有親生父母的孤兒，更是一個擁有多元血統、中西良性交流下的孩子，卻在經濟起飛以後，經常被評論為「文化的沙漠」。「這非常不公平」，林夕說，這是他的第二個不同意。

「不過我確實認為香港有沙漠的特質，一片廣大的沙漠，才能容納不同的東西。也許當時英國殖民下的香港是沙漠，不過，多虧了共產黨，上海的有錢人、知識份子、國民黨等等來不及撤離的人們，逃難到了香港，這批人在沙漠裡建立不同文化。」林夕進一步將新的文化元素喻為仙人掌般耐旱的植物，因此才能在這片「文化沙漠」中生活得長久。那若非以沙漠比喻，香港文化該是怎樣的風貌？林夕總結為三個字：沒包袱。

1980至1990年代，許多改編自日文歌曲的廣東歌曲興盛於香港。期間，梅艷芳的〈夕陽之歌〉與陳慧嫻的〈千千闕歌〉皆為近藤真彥〈夕焼けの歌〉的改編作品，兩者同時登上十大金曲榜。以此為例，林夕將香港文化喻為海綿，在他的眼中，香港如同任何地方，都免不了借鏡其他文化，等待培養出經濟能力後，才有能力支持本土歌手與本土文化發展。

又，憶及香港文化的成長期，林夕認為香港文化之所以有機會茁壯，也源於歷史的文化多元性。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由英國殖民政府建立，是英國500年殖民歷史中在殖民地開設的第二所高等教育單位。「那個時期的英國人確實處處有特權，但中西雙方卻沒有大一統的觀念，語言與文化是融合的。」

「這麼多不同的東西、文化同時綻放，要背哪個包袱？我只有兩個肩膀，就不背了吧！」林夕說，「我熱愛比較文化，但種種比較從不是為了區分高低，而只是檢視、發現不同的東西，它們有些什麼好處？有什麼缺點？那些好的，究竟是什麼環境形成的？」

不論是借鏡、接受新來文化，林夕認為，沒有包袱，才能毫無懸念的成長。「我要做最堅強的泡沫」，如同他為張國榮〈我就是我〉所作的詞，林夕更將香港人的堅韌、香港文化的彈性寫進的歌詞裡。「一個泡沫，破了，還有一萬個泡沫升起，這是香港最溫柔、最柔性的堅強。」

第三個不同意：流行文化與地方風俗互為因果

透過流行文化，我們是否可以從中推演出一個地方的風俗特色？答案往往是肯定的，「文化是日常習慣的累積，昇華到天上，下至海底，到最後開出一朵花」，林夕如此形容。然而，林夕並不同意文化與地方風俗之間存有特定、單向的因果關係，他強調兩者其實是相互構築的。

他以台灣影視作品來推敲台灣的流行文化。從《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就如同欣賞許多小說、戲劇一樣，當我們能夠投入其中某個角色、培養出同理心時，這便反映出現下觀眾認同的某一種社會價值」。

曾令林夕流下眼淚的還有《火神的眼淚》，當其中幾幕演繹出現今社會上「沒那麼善良」的樣貌時，「我們才能夠從不善良裡面，進一步反省現今的社會百態。難道這不是文藝作品的價值嗎？」然而，林夕感慨，「現在中國和香港的電影卻一直想維持『善良風俗』，當任何文學、電影要維持任何『風俗』時，那就再也不善良了。」

情vs.法：林夕的港台雙城記

自林夕來台居住後，對於港、台的文化印象相較於以往更甚不同。在香港，林夕認為香港文化採用的是「法、理、情」的順序，台灣則反之，是為「情、理、法」。2015那年，林夕在台灣的家中的瓦斯爐說明書上寫著「最低溫攝氏45度／最高溫75度」，當他開到60度時，卻發現水溫不再往上增加，於是請工人來修理。工人見狀卻說：「你不會需要使用到75度的瓦斯爐，燙到很危險的，我不跟你收這個錢。」

當下林夕感受到對方的關心，很是感動，但礙於過去在香港常用「法」的思維來思考，認為說明書上白紙黑字寫著「75度」，就必須要有相符的規格，「最後還是請另一個工人來修理了！」林夕笑著說自己是被填詞家、作詞家耽誤的「社會觀察員」。

林夕又舉出另一個台灣以「情」為優先的例子：台灣人在面對他人的致謝時，常會答覆「不會、應該的」，若用「應不應該」的邏輯思考，「這哪裡應該？」林夕曾經如此反問對方。「台灣人常常以『還好』回答問題也是一個例子」，這樣委婉的、模稜兩可的答覆文化，常令林夕感到可愛。

除了日常用詞，早期林夕創作台灣國語歌詞時，也發現許多港、台灣語句的氛圍是無法精準的轉換的。「廣東話有許多靈活運用的字詞在中文是找不到對應的字的」，如「執生」，林夕說明，「執」有著「隨時撿起物品」之意，「生」則代表著「生機」，有隨機應變的意味；「抽水」、「睥睨」也是類似的例子，粵語原生的字義是很難在另一個文化情境中被完整轉換的。

從大眾對香港的文化印象、港台電影，到親自在兩個城市的生活經驗，最後，林夕扣回講題拋出的提問：究竟香港電影是否會破壞善良風俗？如林夕方才所述，若文化是植物，除了根部、土壤，「保持空氣流通也是重點，而讓空氣流通的『風』究竟從何而來？風是開放的風氣，是可以感受到國際文化流動的季風」，而「只有惡劣的社會制度跟氛圍，才會破壞創作無拘無束的善良風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