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8/04

Long Interview

馬家輝：將香港的曖昧留在筆下

當代華人作家馬家輝，是真正的跨界文化人，同時也是一位超級型男。在他邁入60歲之際，訪問他的寫作生涯，到香港的文化狀態，以及人生體悟。

作家馬家輝。（攝影／廖偉棠）

馬家輝是當代華人社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個香港icon，是真正的跨界文化人。他寫了幾十年專欄，是散文名家，十年前首次出版的長篇小說《龍頭鳳尾》更是轟動武林。他長期任教大學，並活躍於電視等大眾媒體，也是資深媒體人，負責的香港《明報》世紀副刊是香江最重要的文化基地。同樣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超級型男，而且非常幽默。我們很高興在這位永遠青春的作家邁入60歲時，做了一個深度採訪：從他的寫作生涯，到香港的文化狀態，以及60歲的人生體悟。

VERSE（以下簡稱V）：老師曾寫過自己的家鄉是「瘋子、妓女、黑社會俱全的地方」，能不能談談您的兒時歲月，灣仔如何影響您的世界觀？

馬家輝（以下簡稱馬）：直到今天，統計數字還是告訴我們，灣仔是香港18個行政區當中人均擁有財富最高的地方，特別因為90年代房價水漲船高，有好多樓都在那裡一代傳一代。我生長在60、70年代的灣仔，當時樓價還沒飆漲起來，那裡有個「修頓球場」，裡頭有籃球場、足球場，是灣仔的中心，也是混混、妓女、討飯吃的、賣毒品的聚集的地方。我家就住在修頓球場的正對面，下課就在那邊打混。

我曾經寫過，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雖然住的地方好小，大概只有20坪，但每天都要開兩桌麻將，從早打到晚，誰贏了錢，就跟他抽成貼補家用。哪些人會來打麻將呢？除了阿姨、鄰居，就是當媽媽桑的、當小姐的、打工的、出來混的，我從小就在這種環境成長。

現在回頭看，有強烈的兩個字可以說明灣仔的成長經驗怎麼影響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快樂，或者用比較普通、現實的語言來說—快活。不管怎麼窮、怎麼困難，總要讓自己在生活裡面有點樂趣。灣仔有很多不幸的人，親人生病、男人死掉等等——有個當舞小姐的阿姨，來我家打麻將換了四個老公，嫁一個、死一個，像是白先勇寫的〈一把青〉一樣。可是我都看到他們找尋快樂的方法，讓自己活得下去。

「每個人都有追尋快樂的權利。」我很小就懂得這句話，活著總要有你的方法，不管是光明正大還是偷雞摸狗。於是「快樂」或者「快活」，成為我做人或者看待他人最明顯的心理方向。

但現實裡的快樂、快活總會遇到一些挫敗，我有另外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也可以用兩個字來說：原諒。來我家住的幾個舅舅——吸毒的吸毒、殺人的殺人，經常突然不見，坐完牢、戒完毒，兩年後又出現。我在寫功課，他就坐在我旁邊追龍（編按：香港俚語中「吸毒」的代名詞），如此種種，他們好像總能原諒自己、找到繼續墮落的理由。記得舅舅跟我說：「家輝，真的不容易戒。我不像你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發財，我沒有可能了。我沒有工作、沒有朋友，親人也看不起我，生活裡唯一的快樂就是追龍了。」很多人都說是「命」，或者就說是家裡窮、是別人的錯，於是不斷原諒自己做不好的事，讓自己快樂。

「快樂」跟「原諒」，可能打造了我從小到大的行事風格，或說自己心中做事、安身立命的方法，所以我也變成一個頗不堪的人，大大小小的事，頂多內疚五分鐘之後，就能找到方法來原諒自己，然後追尋快樂。回想起來，除了我的確有一個不斷追求快樂的母親，也是因為那些阿姨、舅舅和灣仔這個區域，給了我快樂跟原諒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V：老師從小就開始喜歡閱讀和寫作了嗎？是哪些機遇啟發您看見閱讀世界的魅力？

馬：我父親（編按：馬松柏）是記者，我從小就要替他送稿。那時候還沒有傳真，他每天寫八個專欄，半夜才下班，寫完把稿子放在桌上，我下課回來就搭電車從灣仔到中環、上環，把稿子放進報社的鐵皮箱裡。當時的報社都集中在同樣幾個地方，上一個唐樓，可能二樓就是《馬經日報》，放進去一篇，再往上走又放兩篇黃色小說在《紅綠日報》，去到灣仔又有兩三家報社，再放幾篇寫吃喝玩樂的稿子。

我父親偶爾也會帶我跟姊姊去報社，看他在辦公桌的燈下寫稿、趕稿、抽著菸⋯⋯雖然我小時候愛踢球、打麻將，沒有什麼讀書，但還是有那個種子在。後來看到《花樣年華》，王家衛拍梁朝偉捲起袖子，在燈下抽菸、寫稿的樣子，我很感動，因為那就是我父親的形象——當然我父親沒有梁朝偉那麼帥，他兒子還比較差不多。

灣仔還有個特點，有很多買賣舊書的小書店，有本地的，也有國民黨、共產黨支持的。我小時候發育得慢，踢足球、打籃球全部不行，可是會講話、也比較溫柔體貼，所以女同學都喜歡跟我聊天，男同學覺得女生都被我泡去，我就被孤立了。被孤立的小孩在沒有網路的年代只能看書，但閱讀的量也不多，說誤入歧途也好、命中注定也好，我很快碰到李敖的書，就接著讀那一路子的東西，從李敖、殷海光到胡適，所以我比較沉迷在談思想、歷史一類的書裡面。

大約是中學開始閱讀，學校有一個還不錯的小圖書館，有一年我幾乎翹了一半時間的課，尤其是英文課，總覺得英文像是騎腳踏車，學會了就不會忘。到了期末的公開考試，我對著考卷完全空白一片，才發現原來不是這樣，英文要練習，但也沒辦法。後來就去台灣讀書，繼續專注在歷史、評論。

V：您為什麼會決定來台灣念書？

馬：那時候離開香港讀書的有兩大類，一類是家裡環境比較好，主要是去英國、加拿大或美國；到台灣是家庭背景和成績比較不好的。我本來是在香港浸會學院讀電影專業，因為迷上李敖，加上已經為了買書去過台北兩三趟，才開學一個禮拜，就乾脆不幹了，直接考試去台北。

要到台灣，也要在香港考聯考，但當你在那個年齡迷上李敖，你會非常自大，即便沒有那個能力也一樣自大，覺得我是做大事的。考聯考的時候，我給自己定了兩個原則：第一，我不讀書，什麼地理、國父思想，我都不讀；第二，除了台灣大學跟輔仁大學之外，我都不去，因為在香港打聽到：「輔大出美女」。

志願我也亂填，第一個填台大歷史系，第二個就填輔大應用心理學系，第三才排其他台大的科系。後來先去了輔大，覺得自己被詐騙了——可能我們對美女的標準不一樣，所以我很快跳槽，轉學考到台大心理系。

那時候楊國樞、黃光國等人提倡的「中國人的現代性」是顯學，他們也是80年代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我經常看報紙上的社論，或是去耕莘文教院聽演講，所以知道他們。到台大讀心理系也讀得很高興，也領悟了原來台大美女比輔大多。

（圖／Pixabay）

V：您在讀書的80年代，正好是台灣社會改革、政治轉型的時代，親身經歷那樣轉型的時代，對您有什麼影響嗎？

馬：有非常大的影響。我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見證和參與那個劇烈變化的時代。當時還在戒嚴，可是也到了後期，比較鬆動，可以在台大外面的書店或者路邊攤，看到禁書和黨外雜誌。

還有選舉。我僅僅懂得的台語，都是去選舉場合學的，像是「民進黨毋是凊彩（tshìn-tshái）講講，國民黨越看越突（dǔ làn）」，還有「講啥潲」（kóng sánn siâu）⋯⋯最重要的當然不是學台語，是看到那種衝勁。

有一年康寧祥連任失敗後重出江湖，我也騎著機車去龍山寺看開票，萬人空巷；宣布勝選之後，大家把他抬起來一路遊街到台北，我也推著機車跟著走，當時心裡激動、澎湃的情緒，到今天都還記得。最大的感覺是做人要付出、要參與；我二十來歲的時候，其中一個夢想是以後要出來選舉、當立委，還真的為要選哪個選區煩惱了好幾天，後來當然不敢做這個夢了，但影響我很大。

因為一直在思考台灣的轉型，而且當時美國社會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那套談中心和邊陲的「世界體系理論」很盛行，在台灣也有葉啟政、蕭新煌等人提出回應，我對此深深著迷，後來也就朝社會學的方向發展。

當年有句話說「台灣錢，淹跤目」，我不曉得怎麼回事，這邊接一個稿子、那邊接個編輯，兩年內就賺夠了錢讓自己去美國讀社會學研究所。假如不是在台灣，不是經歷了這些事，留在香港讀電影、當導演，可能現在就沒有王家衛的事，甚至沒有梁朝偉的事了，但人生嘛，就是這樣。

V：1980年初期關於香港前途開始了中英談判，是後來一切變化的開端，當時您在台灣，有在思考香港的未來嗎？

馬：因為離開了幾年，與其說思考不如說感受。我還記得談判曾經有一個不順利的地方，港幣馬上掉下來，一天之內從一塊港幣兌七塊多台幣，掉到四、五塊，對我們這些「僑仔」（僑生）來說很慘，買東西、付學費都變貴，覺得很悲涼也很恐懼，香港好像毀掉了。我還在台大的宿舍寫了詩，投稿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結果沒有登出來。

可是除了這些感受以外也無力改變，而且當時有個氣氛，覺得「50年不變」是很遙遠的未來，有高度的風險和很多不確定的地方，但也可能有希望。那時候還相信，香港和內地緊緊相扣，包含飲水、很多吃的東西都仰賴進口，總要找尋一個對雙方都好的出路。

我作為一個學生，想著剛剛提到的那些社會學理論，想著以後都要出去讀書，整個心都放在外面的世界，對於台灣、香港的未來雖然關心，可是更關心的還是如何闖出自己的路。

V：老師在1997年回到香港，也開始思考未來的在學術或寫作之間的道路。您長期在學院中任教，又是知名作家，在讀博士時，是怎麼思考自己的生涯規劃？

馬：說來慚愧，我有從事教學，但過去那麼多年我都沒有做學術研究。

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我很清楚是想在知識上找到——什麼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如何追求、如何建立。我在社會學裡面追尋答案，後來勉強找到解答，就是沒有這種東西，我們只能透過實踐往前走，因此我沒有繼續做學術研究，拿了一個學位那倒是真的。

畢業之後我被高信疆先生召喚回到香港《明報》上班，接著因為一個緣分去了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我是一個滿認真的老師，我在讀博士的時候，當助教拿了全校的最佳助教；在美國當講師，也拿了最佳講師。雖然我英語不怎麼樣，但勤能補拙，三個鐘頭的課，我花三天去準備，幾乎全部的台詞、包含要講的哏都寫好了，再用我的破英語講出來。在香港教學，我每一個學期的評估都非常好，我也是準備充足。

其他事情就是好玩，我是一個滿隨意的人，喜歡體驗，不管參與電視節目也好、寫作也好，很幸運總有一些機會，那就把手上的事情做一做、玩一玩。我從來沒有去求過工作、遞過履歷，我常在想，假如我沒有那麼幸運，沒有那麼多編務、創作、文化和影視上面的機會，而是去做研究，我可能就不一樣了。

V：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作？是從大學開始寫專欄嗎？還是更早？

馬：假如不專指文學創作，而是說評論寫作，那是從中學開始。剛剛提到我父親在報社工作，後來他變成總編輯，我等於是「高幹子弟」，叔叔伯伯們提拔，要我寫點小東西。例如：走在路上看到哪一家咖啡店打折，那也可以寫，有點像是記者的文筆，然後加上自己的觀察、體驗、評論，從一天80個字開始寫。

我沒有其他專長，但學習能力滿高的，投注在這個領域，就去學用什麼字、怎麼起頭來勾引讀者、怎麼起承轉合⋯⋯坦白講也寫得不錯。雖然因為是高幹子弟而有這個機會，可是能夠好好把握，持續寫下去，那才是本領。

我在香港讀很差的中學，自己亂看書，很多都不懂，大學的時候回想，假如中學能告訴我什麼是心理學、社會學，我的眼界、高度都會不一樣，我替自己感到遺憾。所以在台大時期寫的專欄，除了寫在台灣的讀書經驗之外，還有個滿善良的心願：我希望比我年紀輕的、在香港的年輕人們不要有這樣的遺憾，於是我在每天的專欄當中不斷地分享，將一些書裡面編輯、翻譯出來的知識傳遞給他們，希望打開他們的眼界。

假如從17、18歲開始算，一路寫專欄到今年5月要滿60歲了，四十多年來沒有停過，也沒有拖過稿，不管是生病、小孩要出生，我都寫。連長輩的喪禮，人家以為我低著頭哭，其實是跪坐著寫稿，旁邊的火爐燒著冥紙，我幾乎要把寫好的稿子丟進去。寫專欄也讓我成為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人，覺得說過了好歹要做，做不做得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延伸閱讀：馬家輝VERSE專欄「武林的腳印」

（圖／Unsplash）

V：關於專欄，香港有很特殊的雜文傳統，例如明報副刊很多方塊的、幾百字的專欄，您怎麼看待寫專欄這件事？

馬：從50年代、甚至是清末開始，有很多上海的文人南下到香港——我們稱為南來文人，像是劉以鬯，他在上海已經編輯過很多重要的副刊，來了香港以後，也把雜文的傳統在這裡延續。當時報紙是很重要的平台，也是一門生意，像金庸簡直跟神話一樣，寫小說、辦報紙，發大財、住在半山的大別墅。那時候香港沒有報禁，基本上是自由的，大家都讀報紙，它有這個量體，每天可以放一堆專欄，也需要大量的人來寫。

雖然現在是網路的年代，但是編輯一份印刷的報紙，還是有個說法：用新聞、獨家頭條來搶讀者，用副刊專欄來留住讀者。很多讀者看馬家輝的專欄三年、五年、十年，和我已經像是朋友一樣。不看不舒服，所以專欄還是有它的功用。在這樣的社會情況裡面，有我的機會，我也懂得好好用，光是《明報》副刊的專欄「欲望蜘蛛」，每天一千多字，我從1997年寫到今天，現在放在副刊的最上面，像是青樓頭牌歌女一樣，我也覺得奇怪，怎麼還繼續給我寫？反正一定有它的理由，那就是繼續寫吧，感謝這種機會。

V：但不能否認的是，從網路時代到社群媒體時代，讀報紙的人變少了，甚至專欄影響力變低了。以前文章有機會能刊載在《中國時報》或《明報》都覺得好像很了不起，但現在網路上的聲音太多了，報紙上的意見好像越來越無關緊要。作為一個專欄作家，在過去十年，您有沒有這樣的感觸？

馬：我有這個觀察跟體會，沒有感慨。第一，每個年代都有他們的平台和玩法，我幹什麼要跟年輕人比呢？第二，那些平台也是開放的，甚至比我寫專欄的年代更開放。過去可能要像我是高幹子弟，或是要投稿給劉以鬯，而且被他看中才有機會，現在只要自己開一個頻道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平台也沒有排拒我們這些LKK，我一樣可以玩Instagram。坦白講我在微博上是個大V（編按：指在中國社交平台上擁有眾多粉絲的用戶），當然比不上小S，她摳個鼻孔都有300萬個讚，我摳個鼻孔可能只有30萬個讚，但這也已經是滿可觀的數字了。

如果想要這個話語權，也不見得沒有，只是當然要用他們的方法，就像寫專欄也有寫專欄的方法。誰都可以寫一、兩篇好的專欄文字，可是要能夠寫一個月、三個月，三年、三十年的專欄文字，就是另外一回事。時間往前走、一代一代成長，大家在一個開放的網路平台，用新的方法來玩，我覺得滿公道的。

說回專欄，一方面還是為了一小群讀者而寫，我的專欄鐵粉是哪些人你知道嗎？一來是平均年齡65歲以上的人，他們沒辦法或者不喜歡看網路；二來，我認真告訴你——是坐牢的人。

監房裡面是有訂閱報紙的，所以我的讀者裡面有一群是毒販、殺人犯、強姦犯⋯⋯滿恐怖的。很多坐牢的朋友會寫信給我，跟我談我的書、我的專欄，要求我寄書等等；還有根本不認識的，坐完牢出來之後，來聯絡我、想跟我見面聊天，把我當作朋友，我都問他做什麼勾當？還準備吃什麼大茶飯?（編按：在粵語中意指「做大事」。) 哈拉跟他敷衍一下。

寫專欄到一個地步，除了為老讀者、坐牢的人，和學校、律師樓裡訂報的人而寫，更重要是為了我自己寫。同樣的題材，我可能每隔兩個月會寫一遍，眼低的人就覺得你馬家輝騙稿費、「馬郎才盡」，又重複講同一個人怎麼好怎麼壞；但當我用五篇文章寫同一個人，其實是在挑戰自己，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容詞來描述他，所以我每一次寫完同樣的題材，就非常有滿足感。目前主要是這種心態，稿費也不太重要了，假如到我這個年齡還為稿費而寫，那真的太不長進了。

V：接下來談小說，差不多在十年前，您下定決心要撰寫第一部長篇小說《龍頭鳳尾》，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點做這樣的決定？發行之後也大受好評，現在回想起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馬：我這個人的性格「凊凊彩彩」（tshìn-tshìn-tshái-tshái），真的很懶惰，有事情來了我才做，印象中沒有一件是我主動、積極去做的事情——只有寫小說。從來沒有出版社要馬家輝寫小說，是我自己覺得要排除一些東西，去寫小說，寫出來之後也獲得一些朋友的鼓勵、肯定，回想起來非常高興。

至於這個決定的來源，我忘記我有沒有說過。遠因是一直都想寫一些故事，特別為了我們剛剛談到的灣仔的那些人、我碰過的、聽過的男男女女的故事；直接的近因，是看到楊照寫小說寫得那樣過癮。

楊照對我的影響很大，這位老兄雖然只大我一個月，可是他很努力，寫詩、也寫小說。我記得有一天在他家，他在廚房煮早餐給我吃，我蹲在地上抽菸，我們聊到網路上很多八卦、流言抹黑，他楊照頭也不回，只聳一下肩說：「那有什麼關係，大不了就回家寫小說，最好就是回家寫小說。」就兩句話，讓我強烈感覺一個好朋友對於寫小說的那種意志力——小說的確是那麼美好的事情，不能不寫，甚至可以擋住所有的事情。之後他又說：「你留下了一個好的作品，人家會原諒你所有的一切。」他是講有點誇張、文藝腔，但這成為我後來持續花幾年時間，寫出《龍頭鳳尾》的動力。

我的文學底子不好，寫作很痛苦，要描述很多事情，都沒有語言、詞彙。想寫一個人怎麼樣抽菸、拿菸出來，都要趕快翻翻書，從張大春的小說偷兩句，看駱以軍、張愛玲怎麼描述，不斷偷。我每一次想放棄，都想到楊照當時的畫面，才堅持下來。

回到你的問題，我很高興自己在那時候下了這麼大的悲願，也真的完成了。《龍頭鳳尾》剛出版的時候，我講了好多遍玩笑話，說決定要寫「香港三部曲」，因為好像大師都要寫三部曲，巴金寫「激流三部曲」、吳濁流寫「台灣人三部曲」⋯⋯我剛不是說，我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嗎？話都說出口了，就寫了第二部《鴛鴦六七四》，第二部曲完成之後，終點好像就在前面，第三部曲總不能不寫，所以就繼續寫吧，雖然現在遇到很大的問題。

第三部曲《雙天至尊》不容易，我花了大半年時間寫了十萬字，印出來覺得非常不滿意，只好從零開始重寫，寫得很慢很慢，現在在準備放棄的邊緣。

小說《龍頭鳳尾》（左圖）與續作《鴛鴦六七四》（右圖）。（圖片／新經典文化提供）

V：第三部曲遇到的問題是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故事，只是還沒找到一個理想中的表達方式？還是對故事本身就不滿意？

馬：都有。寫專欄寫久了總是「因為」、「所以」，因為餓、所以吃，那是評論的文筆。但小說不用餓了就吃，甚至餓了都不需要吃。而且我的文學底子是真的弱，沒有謙虛，很多詞彙、表達文學藝術的技術都不夠，很不滿意。

另外，到底是要寫什麼故事？你點到題了。三部曲是順著年代寫的，《龍頭鳳尾》寫40、50年代，《鴛鴦六七四》寫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就像《泰山》的作者愛德加．萊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說他這輩子從沒去過非洲，甚至猴子也沒見過幾次，可是因為不了解，所以有更多空間可以發揮。關於4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香港，我沒有實際的體驗，大概看看材料就寫了。

但是第三部曲要處理70年代到90年代，那是我活著的年代，裡面的人和發生的事我都很熟悉，所以取材就有很多掙扎、猶豫，反而把我困住，好像放棄了某些又覺得不妥當，糾纏了很久。更別說還有剛剛談到的，1984年開始有很多香港過渡期的變動，不僅是本土還有英國、中國大陸，種種的權力拉扯與鬥爭等。哪些寫、哪些不寫？如何寫？都是很大的挑戰，所以就寫得慢、不容易，反正答應了出版社，就努力吧。

V：「香港三部曲」是不是也有部分是刻意地想在現在的環境下，挖掘那些香港的某種內在的、民間文化的生命力？

馬：完全是。至少我個人的體驗，過去香港有個重要的精神：曖昧。不管你是哪裡來的、要做什麼事，你有個遠大的目標理想，想要發財、喜歡情欲⋯⋯那就去追吧，只有大致的法律框架限制——不能罵英國女王、罵白人——也等於給了你一個空間和曖昧的狀態，去做自己的事。目前正在寫的第三部曲，正是想寫出香港這個內在的動力。

近幾年這種曖昧精神的風險更大了。越來越看到有不同的力量——我要強調這股力量的來源不僅是單方面的——包括外來的和所謂本土地的，各方面不同階層、不同政治信仰與價值觀的力量，我覺得都有這種傾向：不容許曖昧。簡單來說，不是黑、就是白，甚至沉默就是罪、就是錯。這跟我理解、喜歡的香港曖昧精神不一樣，是兩回事。

我在重寫第三部曲的過程裡，也在嘗試能不能透過故事和主人翁重新肯定這種曖昧精神的價值。小說一路寫到90年代中期，可能會有一些隱喻，談到假如曖昧精神失去了、崩潰了，會是怎麼樣的一種悲劇。失去曖昧精神的焦慮與恐懼，會是我第三部小說對於前面兩部小說的延續，也是它重要的內在。

劇透一部分，小說的開頭來自我的真實經驗。說起來也快兩年了，2021年中，我去澳門隔離了兩個禮拜，住在一個好大的酒店，過了兩周的天體營生活，因為沒有人嘛，我就不用穿衣服。很舒服，可是有個問題——房間有鬼，我是從小見鬼的，那真的是見鬼。那很冷的，那種寒氣，從你心中冒起來。我把這個經驗作為新小說的起頭：馬家輝住在澳門的酒店隔離，然後晚上跑來一個懶鬼，原來祂是馬家輝的粉絲⋯⋯一人一鬼一路鬼扯，就產生了第三部曲的故事。我從這裡寫起，看能不能寫出曖昧的精神。

V：回到比較現實的一點的問題。這幾年香港的變化很大，變得很壞，您作為一個一直在寫作的人，會希望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中，通過寫作為香港傳遞或留下些什麼東西嗎？

馬：我們都看到了幾年的變化，天翻地覆，都說這是「新香港」。我所理解的香港不在了，有新的玩法、新的規矩，有些我們清楚、有些還在摸索，都要靠自己判斷，也很容易誤判。

在這個情況下會有很多現實上面的困陷跟風險。用我的專欄寫作來說，我跟現實評論距離越來越遠。兩個理由：第一，我無法判斷風險在哪裡。有些我們透過新聞看到的、耳語聽來的風險，是很莫名其妙的，我根本判斷不了，我覺得我沒有這個能力、甚至沒有這個膽量去試探這個風險。

第二，我無能為力。在我的成長過程裡面，我有我相信的一套（價值觀），假如我們把香港的情況看成兩方力量的拉扯，兩邊對於香港問題的定義、分析、拆解，都有我不認同的地方。我不確定我所相信的是不是對的，我也明顯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和經驗的困陷，可是我也不覺得這種困陷是全然錯誤的，所以的確是失語了。

會跟現實的評論越來越遠，一方面是很現實的考量：風險、我的能力、我的膽量；另外一方面則是我有自知之明，我沒有信心做準確的評論。如果我寫了，別說給自己惹上麻煩，萬一有人被我誤導，有不同的想法、做出不同的事情，惹上麻煩怎麼辦？在變動這麼大、風險這麼高的環境下，不如暫時不寫。

可是我畢竟還活在這個社會，每天1000字的專欄，就變成生活上的文學，我希望自己盡量不要寫成心靈雞湯。香港這幾年的生活真的越來越壓抑，現實的政治、經濟壓力非常巨大，一直尋求終極的解決方案。一個安頓好的環境來臨以前，人還是要活著，學生還是要面對升學的問題，中年人還是要面對情感、健康等等的問題。我正在往這方面寫，從讀者給的回應來看，是有正面影響的。

舉個例子好了，香港這幾年流行一個類型的學問，叫散步學，在香港走路，看新舊建築、追尋本土歷史。剛好我這兩天也寫了一篇小文章，談我在香港散步的一些體驗，有哪些我覺得值得去，但別人沒講過的地方。我引用香港文學前輩小思的文章段落，她寫從小父親帶著她散步，讓她體會到民間的智慧、生活上的人情溫暖⋯⋯我藉此帶出年輕人散步時，也不要忘了長輩為你們在精神上種下的種子，假如你有小孩，也要多帶他們散步。一路談過來，我用一些隱喻、帶有文學性的描述，有閱讀的趣味，有對於當下生活的思考，也有對於過往和未來的連結。

以前的專欄是評論，現在是文學，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上，我滿享受現在這種寫法，我不覺得會對不起我的專欄。如果有機會把這些文章集合出書，其實是非常不錯的小品文，目前我的專欄寫作狀態是這樣。

V：最後一個問題，今（2023）年5月老師剛滿60歲，這件事對您在寫作計畫或生活態度上，有什麼影響嗎？

馬：隨著年齡，生活節奏自然會變化，比方說運動就是。我以前最討厭走路，這兩年身體健康狀態很不好，就每天晚上出去走兩個鐘頭，結果我老婆覺得我有古怪、有祕密。她一輩子沒有懷疑過我，當我終於做最健康的事情，反而懷疑我。生命很荒唐的，所以兄弟們記住啊，假如你一開始已經壞，那就壞下去，千萬不要改過自新、中途突變。

60歲，簡單來說，你大概看到前面還剩多少真正可以很有活力去使用的時間，其實過了55歲，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感覺了。所以就活吧，一方面繼續寫作，另一方面是加倍認真地閱讀，追回很多以前沒看過的、匆匆看過的經典。假如到死以前都沒有好好讀過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的某些作品，我會覺得遺憾、不甘心啊！

PROFILE｜馬家輝

香港土生土長，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後，赴美，取得社會學博士，回港，教學之餘，勤寫作，著有長篇小說《龍頭鳳尾》和《鴛鴦六七四》，另有散文集《死在這裡也不錯》和《中年廢物》等。長篇小說「香港三部曲」最終章《雙天至尊》，正在努力中，有機會完成，但沒把握完成看著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