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14

Long Interview

平路：戳破表面，用文字勾勒真實的稜鏡

如果你是第一次跟平路聊天，或許很難想像她的地位，因為她太可愛、親切，甚至常帶著點羞赧。2021年，平路獲得第22屆國家文藝獎，是台灣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跨文類書寫小說、散文，甚至文化評論。平路的經歷與一般文藝創作者不同，這些經歷都沒有影響她的寫作走到更深處的密林，不斷地深入我們的內心。

作家平路。

如果你是第一次跟平路聊天，或許很難想像她的地位，因為她太可愛、親切，甚至常帶著點羞赧。

2021年，平路獲得第22屆國家文藝獎，是台灣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跨文類書寫小說、散文，甚至文化評論。平路的經歷與一般文藝創作者不同，早年在美國從事統計工作的她，因為不安於中產階級生活的無趣而開始寫作，後來進入媒體寫報導、評論，擔任主筆。在創作之外平路也參與公職，但不論是赴香港做台灣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或者被推選為中央廣播電台董事長，這些經歷都沒有影響她的寫作走到更深處的密林，不斷地深入我們的內心。

張鐵志（以下簡稱張）：想請妳談談妳的文學啟蒙，如何開始喜歡文藝？當時讀的是哪些作品？

平路（以下簡稱平）：我不能算是文青，我是念理組的，也符合家裡一直以來的期待，讀實用的科系、找實際的工作，是人生的方向。

不過，當時沒有那麼多娛樂方式，找到一本好看的書就是最大的快樂。不論懂或不懂都讀，包括尼采、叔本華、契訶夫等，黃春明、白先勇、張愛玲也都是必讀的，好像同輩們也都在讀這些，我其實沒有什麼不同，也從來沒想到將來會寫作。

在台大讀心理系，曾經有想過要轉歷史系，但沒有真正付諸實現。那時候參加「大學新聞社」寫的也都是評論，一點帶文學意味的作品都沒有；大學時期身邊的朋友們都對時政不滿，希望時代趕快改變，那時候有這樣的氣氛。

張：妳的大學時期剛好是1970年代初，台灣退出聯合國、保釣運動接連發生，政治反對力量逐漸成形，妳有受到整個時代與社會力量的影響嗎？

平：那個影響其實是非常清楚的，身邊有些朋友已經在助選或參與黨外運動了。當時因為年輕，一方面雖然知道有風險——到處都有特務，隨時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單，可是另一方面也充滿希望跟歡樂，心裡都想著，戒嚴體制或者「老K」倒下之後，一定會迎來更理想的時代。

民主體制走到今天，有很多漏洞、困難和盲點，但當時的年輕人都還沒有碰到這些問題，那時候的目標是清楚的，帶著60年代的餘緒，覺得只要把現有的體制推翻，之後什麼都有可能、都會更好。

張：後來是怎麼開始寫作的？

平：在我寫第一篇小說之前，都沒有想到可以寫作。

我出國那年剛好發生美麗島事件，那是一個大家付出很多努力去撐出理想空間的年代，對未來總充滿想像。對照國外，台灣在極度緊繃的情境裡，內、外張力幾乎到達飽和，那樣的時代衝擊在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

我那一代人在大學畢業之後，如果有獎學金很自然就會出國讀書。當時美國的就業市場對女性、少數族裔特別拔擢，所以我在美國讀完研究所、找到工作之後，很快就進入中產階級的郊區生活：規律地上班，有清楚的職業階梯，彷彿一切都為你鋪設好，連度假的日子也都在年初就算好。而我也明白，只要我的英文越來越好、職涯越來越順利，就會逐漸進入房子越住越大、東西越買越多的生活，實際上當年的留學生，大概都是走同樣的路途。

在美國，如果不是待在紐約那種大城市，郊區生活相對是僵固的，不但穩定而且單調到令人窒息，看似是理想生活，但我心裡隱約知道那不是。當中有一個很大的隙縫，覺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非常清楚地，我所見的每一件事，心裡的參考座標都是台灣，想的都是台灣如果能有這個、那個該有多好、民主制度能實現有多好。在我心裡，台灣什麼都需要衝撞，但什麼都有可能，可是我的現實生活卻是在穩定到簡直令人不安的美國郊區，那個反差是很大的，當時就寫了〈玉米田之死〉。

最近又去了美國三個月，今年已經是2022年，但美國郊區的生活還是和80年初期一模一樣，這真是世界上偉大的奇蹟。同樣的購物商場、同樣的品牌店面，都羅列在那裡，每個人的生活看起來是那麼按部就班⋯⋯。

剛好最近正在籌備再版短篇小說集《蒙妮卡日記》，也讓我重新回看整個寫作軌跡，如果不是那樣的反差，大概不會寫出〈玉米田之死〉。當小說主人翁看著家附近的一大片玉米田，他心裡想到的，卻是和眼前越來越不相關的，兒時在甘蔗田裡的記憶；其中也用戒嚴之下的台灣作為背景談到政治，特別是台灣在那段時間的位置，以及國民黨要如何穩固政權等等。

張：在寫〈玉米田之死〉的時候，妳已經開始大量創作了嗎？

平：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在做統計，公司在華盛頓特區附近，主要是接美國政府的案子。在美國讀研究所的時候，課程真的很難，幾乎是付出全副心力在念，可是找到工作之後，統計對我來說實在是太簡單了；工作安定而且充滿前景，好像沒有什麼會出錯的，所以我就回到我的興趣，讀很多英文小說，有時上班就在抽屜裡寫寫心情，但心裡想著：這個不能給同事們看到，他們會覺得我瘋了。

那時候最大的憂患意識是，我的英文越來越好，中文卻越來越差，寫家信時字都會想不起來，心裡面隱隱然地不安。後來連在夢裡說的都是英文，那是很大的警訊，覺得自己是不是把原先最在意、最寶貴的，如何定義我這個人、最相關的那部分丟掉了？

其實開始寫字、創作是跟這件事有關。〈十二月八日槍響時〉是最早的一篇，投稿〈玉米田之死〉也只是試試看，覺得很好玩，一面寫、一面慢慢查字典，把忘掉的字補起來，覺得不應該斷掉那個連結。

VERSE社長暨總編輯張鐵志（圖右）。

張：把寫作從興趣轉換成職業，又是怎麼樣的過程？

平：〈玉米田之死〉得了《聯合報》短篇小說獎首獎，需要一張照片登在報紙上，那時候我甚至沒有自己的獨照，用的照片是我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完全是一個職場工作者兼家庭主婦的樣子。

得獎當然受到很大的鼓勵，那之後又做了四年的統計工作。我實在太喜歡看書，也覺得寫作帶來很大的快樂，就決定辭掉一半的工作，變成兼職，用多出來的時間在圖書館裡面寫字，看更多書。

同時我也開始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寫文化評論、觀察類的文章。那是台灣報業正好的年代，某一天余紀忠先生特別派人來問我，願不願意到《中國時報》工作，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藉口辭去原先的工作，開始投入媒體，從撰述委員到特派員，也做了很多專訪。

張：後來為什麼決定回來台灣？

平：做特派員期間，偶爾會也回到台灣跟媒體朋友聊天，覺得畢竟最關心的還是台灣，如果有機會應該回來定居。一開始嘗試在台灣停留半年，經過幾次往返，就決定搬回來。

張：妳在《中國時報》工作有多長的時間？我大學時候就覺得在《中國時報》做撰述委員很令人羨慕（笑），有薪水又可以自由地寫作。

平：超過二十年，我是在《中國時報》退休的。真的是很棒的工作，每天晚上大家在主筆室聊天，看有沒有合適的評論題目可以寫，是很快樂的時光。

張：這也塑造平路在台灣文壇很特別的角色：一方面在媒體的主筆室要對社會現實做針砭，一方面又做文學創作。妳認為評論跟文藝創作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平：評論不管寫得多麼好、多麼有道理，依然是朝生暮死。整個時空環境轉移之後，無論是再鞭辟入裡、再能夠產生對照評論，依然有它的時間性，不可能歷久而彌新，文學作品則反之。

寫專欄和評論是我賺取生活所需的方式，也「彷彿」讓我可以對某些事情有意見、有影響力，但要不斷提醒自己，這些都是「寫在水上的名字」，時移勢轉之後，即使覺得當時做了什麼貢獻，結果也很有可能跟你期待的相反，那些未完成與未實現的，都是無法預期的。

張：所以妳認為評論的影響力是有限的嗎？

平：的確是這樣，要告訴自己「半是兒戲，半是心存上帝」，齊克果曾經引用歌德的這句話形容自己的人生。一方面心存上帝，覺得自己正在做一件跟公益、推進正義有關的事，另一方面也一定要告訴自己，你真的不是上帝，永遠不會知道事情的因果是如何發生的，也許你恰好走了相反的方向。

張：80年代末的後解嚴時期，文化評論有了更多空間，我就是被這個時期的文化評論滋養的一代。三十年來，進展到網路時代，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似乎逐漸消失了，每個人都是評論者，資訊越來越碎片化，妳會怎麼看待公共領域的變化？

平：你用到了一個關鍵字，碎片化確實是一個問題，當眾聲喧嘩，就會看不到事情的全貌。

但依靠公共知識分子的時代也有它的未算性和可疑之處，不過在人們還相信媒體，相信每天報紙上大、中、小的版面安排的時代，看到的圖像是比較全面的。一旦每個人都是評論者，都是自媒體的時候，事情的輕重和真正的原委，就會比較理不清楚，每個聲音跳出來，都在吸引你的眼球、分散你的注意力。

每個人跟外在社會的關係越趨碎片化，如果整個社會是一個網絡，你很難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或連結。以前我們習慣從大的畫面裡找到這些意義，面對一個事件，如果沒有看清楚當中的脈絡，會比較難以牽連出它對自己的意義，我覺得這個時代，這確實比較令人迷惘。

張：的確，在大量訊息的數位時代，很多事情都去脈絡化了，但也許越是如此，越需要書本作為系統性的知識去抵抗碎片化。再回到創作部分，對妳來說，寫作最終極的關懷是什麼？

平：用鏡面來比喻，我一直希望我的作品能夠反映出更多面向的事實，我希望它更飽滿、更有趣、更多元。呼應你剛剛說的，特別在這個碎片化的時代，《VERSE》是一種努力，文學也是一種努力，要讓大家在有限的時間裡，透過你的篇幅，反射出更多角度的真相，找出前後的關聯性。即使是「私小說」，也一定是從那個人、那位作者身上，找出更多凝縮的意義，這樣才夠好看，對未來的讀者才有吸引力。

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寓言是這麼說的：有一隻豹，牠身上的花紋是一朵朵梅花，牠很想問上帝為什麼？但一直沒有機會，後來牠做了一個夢，好像聽到上帝告訴牠，那些花紋是有意義的，但醒來後卻又忘了上帝究竟跟牠說了什麼？

寫作到現在，如果有一個啟示告訴我，為什麼有一件事情能夠讓我做這麼久，而且確定會做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天；如果我隱約、彷彿記得，夢裡聽到了什麼的話，那大概就是透過寫作能在各種關係、因素織成的網之中，牽出一條線、準確地找到一個關聯，而如果有一位讀者因此若有所悟，那或許就是答案。

張：想更聚焦談談妳關心的其中一個面向，關於妳的小說裡有許多對於歷史、現實的指涉，是希望透過文學創作，去回應一些對歷史或現實的提問嗎？

平：我常說，小說如果真的有一個精神的話，那真的就是「問號」。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心情又是如何？一層一層地去剝開，看到後面的連結，當中的緣由和因果，是我非常著迷的。會寫歷史人物，也是因為他能放射出最多的意義，像蜘蛛網一樣。這是我寫作很大的動機和趣味來源。

張：以《行道天涯》和《婆娑之島》為例，是因為那兩段歷史特別吸引妳嗎？或是妳對歷史主角有特別的的情感？

平：小說的問號之所以會吸引我──反過來說，我常會想：事情一定不是表面看到的那樣。《行道天涯》講的是「國父」，就是孫文、孫中山，我想他一定不是照片裡的那個樣子，到底他的心境是如何？他所身處的時代與他的關聯又是什麼？一定剛好不是我們所認知的，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他。《婆娑之島》裡面寫到的間諜，他一定也不是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當中深層的關聯讓我特別感興趣。

張：這幾年從《袒露的心》到《間隙》兩本散文作品，是個人非常誠實的自白，是不是也代表了這幾年妳的心境？

平：散文對我自己的意義可能大於所有，我非常希望人在生命的過程中，能夠越來越透澈，逐漸看清楚原先糾結、誤會的，那對我而言是很好的感覺。在《袒露的心》裡頭我用的譬喻是：就像走到溪水旁邊，可以看到水裡面自己的腳指頭，一隻一隻都在那裡，覺得好輕鬆。

《袒露的心》講到我的父母親，因為去探討，就會慢慢理解他們在那個時代有多麼不容易，也必然關聯到他們如何教養我，我是怎麼長大的，這都影響了我對一些事情的信念。透過這樣的梳理我才益發清楚，童年的我，眼睛裡看到的是什麼？為什麼會是那樣？

這樣清澈的認識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句話，意思大概是在說：「人生有很大的一部分，是自己對自己說的謊言。」我們都會「以為」事情是這樣那樣、「以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以為」父母親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以為」自己有所謂的社會責任，很多的「以為」其實都是「誤以為」。哪些是誤以為的強壯、誤以為的知曉，包括在非常親近的關係裡，哪些是誤以為已經做到的，我透過《袒露的心》跟《間隙》讓它們越來越清楚，裡面有我的需要、我的欠缺、我的失望，去接近清澈如水的感覺，是寫這兩本散文對我自己的幫助。

寫《間隙》的初衷也是希望我的經歷可以幫助到其他人，那個幫助並不一定是直接可以實現的。閱讀是一種很沒有強迫性的方式，相反於最習以為常的「為了你好」而給予什麼，閱讀可能是最舒服的，也是我最喜歡的方式，從中彼此理解、彼此得到的安慰都是最大的。

鐵：我們從評論談到創作，妳後來也到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擔任主任，算是一份公職，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的轉換，對妳有什麼不同的意義？這些經歷是不是也反映在妳的創作上？

平：這兩者一定是相輔相成的。譬如在公職上，我在香港工作七年，其實是蠻長的時間，香港的工作環境並不單純，也因此我更了解每一種不同立場、不同出身、不同歷史處境的人，他的習性與面對事情的看法。

在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我的同事都是公務員，是以前比較沒有接觸過的，對我是很好的經驗，特別面對比較艱難的工作時。後來我為了辦「台灣月」，去做了一輩子還沒做過的事——募款，那完全不是我的習性，可是為了公共事務，要去學習如何募到最多的錢，也因為機構的性質，必須盡量簡化過程，任何一點的金錢出入都會造成不必要的負擔，在那樣的情境下要完成想做的事，是很有挑戰性的。

「台灣月」就是希望把台灣最好的文化帶到香港去，讓香港人服氣，為了這個目的，必須填補原先不會做也不願意做的事，從中我學到很多，尤其是所謂的「人情」。怎麼把每個人的立場、希望達到的目標，凝聚成一起往前走的動力，聽起來好像是老生常談，但最後受益最多的一定是自己。

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例如《黑水》寫的是殺人犯和被害者的心情，你要靠近距離自己非常遙遠的人生，或許本來也並不具備了解別人的能力，可是因為寫作，自然而然必須如得其情，進入他的心境；當你去理解的時候，很多原先難解的事情就變得容易了。散文也是一樣，經由《袒露的心》我覺得我更理解父母親，知道自己做錯了很多事情，很對不起他們，但我也更寬容我自己——知道的確，在那個情境之下，我有自己難做的事情。

無論是擔任公職或是寫作，其實都是讓你可以進入不曾想像的人生，去多理解各種不同的角度，然後就會知道每個人都有不容易的地方。這樣看的話，事情大概就比較有解了。

鐵：早年在美國求學、工作，後來赴香港任職，這些異地的經驗如何影響妳看待「台灣」與「台灣人」的認同？

平：這很有趣，那時候在香港常常會想到這個題目。香港是一個被殖民的社會，有非常清楚的階級分野，港島人、九龍人、新界人，階級之間不互相跨越，這也是我在「台灣月」最想做的，乍看是推廣台灣文化的活動，但我更希望能以台灣經驗，稍微打破一點這個階層。香港的免費文化活動是很少的，所以我們把活動辦在公園，或是做類似快閃的形式，其實都是在嘗試打破那個限制。美國也劃分得很清楚，種族是一個，收入也是，住在哪一區就代表你的社經地位，某個朋友說他住在Mercer Island，你就會明白裡面是怎麼樣的人，草地上可能連一根雜草都不會有。

在我的想像中，什麼是台灣人？我覺得台灣是自動讓人失去邊界的地方，我們的思維習慣裡沒有那麼多限制，這是我最喜歡台灣人的一個特色。不會進到一個店裡就被打量，穿什麼樣的衣服、提什麼樣的皮包，台灣人比較沒有這樣的意識。

我好希望台灣人的這個特質，能夠讓我們成為很不一樣、很有未來性的一群人，這多少跟最開始提到的，我期待世界變得更理想的部分有關。我希望台灣人不只是勇敢的台灣人而已，我們可以讓很多事情去掉原先的框架和刻板印象，這是台灣人本來就有的特質；我們腦袋裡的預設相對不明顯，很容易就能跟大家混在一起，這是好事情。

鐵：最後想問平路的下一個計畫？

平：現在正在寫小說，大概在《間隙》之後都會寫小說了，而且寫得應該都是長篇，因為寫長篇就可以很任性地在裡面好幾年。目前這本小說的難度非常高，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可是每次一定都要更難。高難度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因為挑戰和趣味是畫上等號的，一定要這麼有趣的事情，而且捨此無他，無論其他事情多有趣，可是眼前還有那麼難的關卡，讓我每天想著該怎麼解決、該怎麼維持小說的動力。很高的挑戰、很大的難度，但真的很有趣，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寫出來。

鐵：新作也會和現實、歷史議題相關嗎？

平：從「事情不是原先想的那樣」出發，這是不變的，也一定是從很多面向看同一件事情，要夠複雜，難度才足夠高。推動我努力靠近每個人最接近人性的部分，再透過文字準確地找到其中的關聯，去牽出「那條線」。

平路｜本名路平。出生於⾼雄市鼓山區，台灣⼤學⼼理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學統計學碩⼠。曾從事數理統計專業，亦在媒體界任職記者、主筆，於2003至2010年間任香港光華⽂化新聞中⼼主任。作品曾獲金典獎、金鼎獎、吳三連獎等多項肯定，並於2021年榮獲國家⽂藝獎。所著長篇⼩說《⾏道天涯》、《何⽇君再來》、《⿊⽔》，與多本短篇⼩說集已譯作英、法、⽇、韓、俄、捷克等多種外⽂版本在各地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