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傷痛到後時代革命,攝影師高仲明不斷訴說的紀實鏡頭
新聞攝影記者出身的高仲明長期關注弱勢的社會底層,他信奉「無冕王」須堅守的道德責任。在香港歷經「反修例運動」後,獅子山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高仲明對焦的目標,近期在台中舉行的「休止符/REST——高仲明攝影展」足以說明這位攝影師按下快門的理由:他不想要大家忘記香港。
曾經有個經典的底片電視廣告說拍照是為了回味,而在香港攝影師高仲明的認知裡,他的照片是為了讓人看見某些事。新聞攝影記者出身的他長期關注弱勢底層,信奉「無冕王」須堅守的道德責任。在香港歷經「反修例運動」後,獅子山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是高仲明對焦的目標,近期在台中舉行的「休止符/REST——高仲明攝影展」足以說明這位攝影師按下快門的理由:他不想要大家忘記香港。
香港2019年「反修例運動」(也稱「反送中運動」)至今三年,此時的香港當然與之前不一樣了。這段期間,無論是出於自願或被迫,皆有許多港人來台生活,攝影師高仲明也在其中,他在香港從事新聞攝影超過二十年,經常深入社會底層,用鏡頭紀錄著貧民、露宿者、少數族裔等社會邊緣人的故事,他的《毫宅——香港低收入人士的居住環境》曾獲得2012年WMA大師攝影獎。
「反送中」期間,高仲明走入街頭,他身兼旁觀的媒體視角與香港人本位兩種身份,一邊紀錄事件真相,一邊為那些對抗威權、勇敢的香港人群像做了時代性的保存,然而,就如同周冠威導演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僅是單純告實真相,就足以揭露極權者的殘忍。
《港傷》(2019-2020)拍下許多在社會運動中身心受創的人們,全黑的背景、聚焦的光源,突顯畫面中的局部傷口,高仲明用乾淨直白的鏡頭,無須話語便揭露極權者的暴政暴行。另一組《慢性港傷》(2021)系列則保存了抗爭後的香港光景,每一格灰白的城市日常,偶爾還能看到拒馬、潑漆與各種標語,緬懷這座被暴力摧殘過的城市。該組照片獲得第20屆卓越新聞獎系列新聞攝影獎。
做了二十多年的攝影記者,如今高仲明想在台灣拍些自己想拍的東西,現在他與曾任文字記者的蔡慧敏一同在台北生活,夫妻倆人在中山北路的小巷弄內開了間葡萄酒吧「Cafe Society Taipei」,為來客提供酒精與食物,店裡也不定期舉行攝影展。
斜槓賣酒並不影響高仲明拍照的熱情,他還是那位關懷人文的攝影名家,《後時代革命》(2021-2022)是他來台後拍攝的第一組作品,被攝者皆為在台生活的香港人肖像,刻意過曝的臉龐,看不清被攝者的真實面容,像是種無聲的匿名與抗議,如這些人來台的理由,分不清是被迫流亡抑或自願逃離,彷彿無國之人,何處安好便是家。
把「生活感」放進展覽中,感受攝影師的生活狀態
在司改會的邀請與協助下,高仲明在台中舉辦了一場非常不一樣的攝影展。
「休止符/REST——高仲明攝影展」由資深電影美術李天爵擔任策展人與展場設計,這位金馬獎級的美術設計師展現其本領,將台中司改會的辦公室逐樓改造,布置成別開生面的展覽場域,為的就是讓觀者身歷其境,感受攝影者按下快門時的那一刻,心中想的事情是什麼?
對李天爵來說,高仲明與他過往接觸的「香港人」特別不一樣,「阿Ming(高仲明暱稱)很木訥,也很害羞。」李天爵說。兩人首次見面是在一個私人場合,聊得投緣,那時高仲明剛來台定居不久,正在大稻埕展出《後時代革命》,隨即對李天爵提出看展邀請。
同為視覺導向的藝文工作者,李天爵看見高仲明影像中難以言喻的「生活感」,每張冷靜直觀的照片像是藏有千言萬語,這種感覺,就像是生活的細節,因為人生許多事就如空氣般,看不見卻極其重要。
「我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阿Ming為什麼會找我做策展?我甚至從來沒告訴他我的職業是什麼。」李天爵大笑,將這一切歸於緣分。這是個人人都能拿起手機拍攝的時代,科技的方便性,使拍照成為一種方便又氾濫的事,他將攝影解讀成是一種「行動」:攝影師為了某種目的而做出的「行為」。
因此,「行動」與「行為」便為此次攝影展定錨,透過巧妙的展場設計與布景,李天爵還原高仲明拍攝照片時的感受,傳遞攝影師誠實的影像語言。
例如,在展出拍下反修例運動過程中受傷港人的《港傷》展間,現場特別安排釋放表演用舞台煙霧,還原抗議遊行現場催淚彈煙霧四散、伸手不見五指的愁雲慘霧。當煙霧達到最濃時,其實是連牆上的照片都看不見的,這時的觀者,便會開始思考更多照片之外的信息。又或者,在《慢性港傷》與《後時代革命》這樣樸實的影像餘溫裡,在空間中佐以日常感的傢俱或小物,去堆砌那畫面裡的寧靜與知而不可言的哀傷。
攝影是純粹的紀錄,但卻能賦予更多
記者出身使然,高仲明的攝影風格總伴隨著一種紀實氛圍,他說:「我拍照很多年了,其實我拍照的目的很單純,就是去看一些東西,把我關心的東西給去拍下來。」
與其說攝影是一種創作,高仲明始終認為自己只是個「紀錄者」,他相信記者是替人發聲的職業——尤其要支援社會脈絡底下弱勢的那一群,「媒體應該要替弱勢族群發聲,否則沒有人會知道他們的事。」
或許是這種立基於人權的正義感,高仲明拍的東西,即便離不開紀實攝影範疇,但是卻能從中感受到一些弦外之音。本次展出的三組影像系列皆具有這種冷靜、不渲染的直觀角度,對此,李天爵表示:「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因此這三組照片更能突顯整個『反送中運動』事件對人的影響,還有事件之外的結構性問題。」
推開台中司改會辦公室大門,進入一樓、地下室,再到樓上的展間,每一區都有明暗虛實的安排,攝影展取名為「休止符」,指的並非是結束,而是動態的停歇,它是一個中介領域,讓人走進去了解「反送中運動」對香港與香港人的所造成的影響與轉變,照片不說話、不帶批判,卻傳遞耐人尋味的憂傷與抗議。
議題需要不斷被倡議
「休止符/REST——高仲明攝影展」剛好顯現出一個抗爭運動的三個階段、三種情緒與三種處境,並銜接了拍攝者的質問,亦有被攝者的堅定與迷惘。「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看到這個展。」李天爵不希望一個所謂的展演只淪為同溫層的交誼廳或是商業活動的美容院,述說的事物應該要與生活息息相關,透過這個攝影展,他期盼有更多人去理解極權國家的本質與民主自由的可貴。
高仲明與李天爵的年少時代都是在80年代長出來的,兩人異口同聲地表示,如今的台灣與香港,就像是處境對調的狀態。此時此刻的香港,某種程度上來說,就如昔日戒嚴與白色恐怖下的台灣,沒有自由、受到壓迫統治。
「現在的香港已不是過去我記憶裡的樣子。」李天爵形容,就像一個靜止的湖面,某天突然被丟下一顆大石,泛起漣漪,在這扭曲的湖面上,其實你還是看得出原本映照的事物是什麼,但是會令人懷疑,這真的是原本湖水所映照的事物嗎?「最可怕的是,如果水面一直無法恢復平靜,我們會忘記湖面映照的事物原來是什麼樣子。『集體失憶』是最可怕的。」
2014年太陽花學運時,抗議的學生與群眾們呼喊著「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口號,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高仲明同意這句話的脈絡與用意,不到十年的時間,香港人已用血淚證明中共政府完全無法使人信任,「我們都希望『今日香港、明日台灣』不要發生,因為『今日香港、昨日台灣』已成事實。」高仲明十分感慨,他說,人的記憶其實很短且有限,他當然希望多一點人夠看見2019年後香港人的情況,但兩、三年前的事,其實很快就會被世界給遺忘了。
「所以一個議題才要不斷地被訴說。」高仲明說:「我是個很老派的人,不擅言詞。我想透過阿天(李天爵暱稱)的策展跟創意,讓更多人看見照片裡面的事。」
拍照的理由
除了持續創作中的《後時代革命》,高仲明也想拍更多台灣人的故事,那些棲身於底層、辛酸不為人知的弱勢族群、街友或移工,自然會是他想要持續倡議的主題。但凝視深淵的同時,高仲明的內心也同樣受到深淵的反饋。
約莫十年前,高仲明在香港拍攝一位住在「劏房」(一種房中房格式的分間樓宇單位,擁擠而窄小)的四歲小女孩,她的爸爸患有精神疾病、有持刀傷人的前科,媽媽是重度智能不足,這個悲傷的家庭故事被高仲明記錄下來。新聞公開後,小女孩隨即受到善心人士的金援資助,得以順利求學讀書,高仲明覺得很開心,這正是他做記者的目的——幫助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幾個月後,他去探訪那位小女孩讀書的學校,希望做一些後續的追蹤報導,校長對高仲明說,小女孩變了,每天都在問老師:有沒有更多的採訪可以接?獲取更多金錢資助?「我當下感到非常困惑。」高仲明說,「她還不到五歲,我是否間接給予她錯誤的價值觀?我不知道我做的事情究竟是對或錯?」
有一陣子,高仲明常常遠赴中國追查社會新聞,某次他揭露了一個政府的疫苗黑幕:許多被注射疫苗的孩童都會有四肢癱瘓的風險與後遺症。他循線追蹤到其中一位受害孩童的爸爸,在新聞發表前,高仲明特別先與這位父親徵詢公開意願,因為如果發表這個新聞,受訪者的人身安危可能不保,「但這位爸爸回答我:『沒關係,我希望全世界知道這件事。』」後來,這則黑藥新聞被公諸於世,而當事人也真的就被中國政府「帶走」。
高仲明與我們分享這兩則往事。作爲一名攝影記者,他到現在還是很困惑,究竟要怎麼做,才能讓一則新聞、一篇報導做到面面俱到?使正義得以伸張,然後一切又安然順遂地變好?
「我到現在還是沒有答案。」他知道自己只能繼續拍下去,或許這些困惑終其一生都不會有解答,但無論如何,人世間的許多苦難依舊飄散在我們四周,有些被看見、有些則鮮為人知,但高仲明堅守著他當初拿起相機的理由——有些事,必須讓更多人看見。
|延伸閱讀|
➤ 訂閱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
郭璈
在雜誌社上班、寫作和當編輯;在搖滾樂團裡彈吉他、寫歌和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