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寫不進報導、塞不進正文的「文學」——房慧真《草莓與灰燼》
讀《草莓與灰燼》，是與房慧真安靜對望，看著她的眼睛，並從瞳孔看見裡頭映射的世界。薄短精悍一冊隨筆，她寫家族、生活、旅行與歷史傷痕。
【讀到哪、就在那】邊過活邊讀書這回事，像是拿一本小冊子當書籤、
無論怎樣的文體，單一視角的敘事總是危險的。寫散文的一種困境常在於：寫自己太無關痛癢、寫他人又怕過度想像。
作為一個未經敘事訓練的寫作素人，我借鏡非虛構文本的緣由有二：一來透過觀點的濾鏡，得以窺見其中一種世界；二來臨摹好的紀錄語言，得以戒除第一人稱與形容詞，意識到許多時候在這世界，是先有了故事，才有了命名。
讀非虛構書寫，我訝異於書寫者步入田野的義無反顧。他們可以上街：米契爾．杜尼爾為寫《人行道》，七年長駐紐約第六大道；而後黃克先長時間以公園為家，以《危殆生活》講述街友的無家者生活。她們亦能潛水：白曉紅為《隱形性產業》應徵性產業接待女侍；陶曉嫚為《我拿青春換明天》折返茶室與摩鐵。
為了看見，要把自己打得夠開，接著為了傳聲，還得喊得夠遠。而書寫時常近似於攝影，如桑塔格所言，要把事件定格為記憶單位。基於語言的力量，手執少數人所謄寫的世界，觀看與被觀看者自然要用力去批評紀錄者的動機與姿勢，然而我也經常想像一切過程中，事件的重量如何在紀錄者身上壓縮。
人們急著詢問別人看見了什麼，卻鮮少留心誰在哪裡如何看見。關於非虛構書寫，我長年在尋找一種敘事，想在以他人為題的文本裡，看見提筆書寫的自己。當年我因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而為報導動情，近日又因她的散文新冊《草莓與灰燼》，找到媒體紛擾年代的定心丸。
讀《草莓與灰燼》，是與房慧真安靜對望，看著她的眼睛，並從瞳孔看見裡頭映射的世界。薄短精悍一冊隨筆，她寫家族、生活、旅行與歷史傷痕。但所有故事，必先從自己的房間出發：延續父親源自婆羅洲的跋涉，在城南抓周長大，讓文學啟蒙、以報導落地，並「在奧德賽的旅程中，顛簸、搖晃、些微碰撞。」讓尖石磨去銳角，宛如滾石，行經社會畸零處的裸命。
我酷愛她並不為寫而遠行，而是在漫步中保持觀察的眼睛：既寫身穿瑜伽褲的永恆少女，也寫拾荒者頸上的珍珠鏈。且不要任何大眾的標籤、不引一點政治正確的詞彙，在房慧真的筆下，每個人的等待與存在皆等重。
而《草莓與灰燼》亦是房慧真給自己的職能治療。她坦言：「語言毒素滲透語言，往往不知不覺，且比其他實體的事物更持久。」作為以字為業的報導者，她不避諱談報壇即沙場：「我總是回到這個『進步』的世界裡，才能察覺到人類極大的惡意。」（頁65）
〈戰廢品〉一文，寫《壹週刊》一四九〇天工作誌，她「生還且倖存，卻絲毫不純真、善良，也一點都不無辜。」文學院走出的娛樂媒體記者，怎會淡忘漢納・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隨意地塑造角色、不顧脈絡要求觀者動情？可是難道社會醜惡面目便不叫真？
她早在《記者》一書寫過：「善與惡，美與醜，髒與淨，就像這個複雜的世界一樣，從來是並存的。」而在〈草莓與灰燼〉這堂倫理課上，我們走訪猶太集中營與納粹的花園，辨認花園裡莓果上的灰燼，原來是焚化爐飄出的猶太骨灰，對與錯無絕對辨明，善與惡卻確實比鄰而居。指認善惡能讓歷史不覆轍，但心懷憐憫而不忍直視，卻是道德的無限上綱。
讀《草莓與灰燼》，我以為純文學與獨家報導並非天秤兩端，真實深切的書寫，能讓讀者看見更廣而非更好的世界，如同卷末〈代跋〉房慧真的自白：「那是寫不進報導、塞不進正文，一團無以名狀的什麼，我想那是『久違』的文學⋯⋯」當我們誠實戴上觀看的眼鏡，停止為故事尋找標題，他人的世界並不遙遠，有那麼一種真實的敘事，包含了一切無從歸類的畸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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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瞳
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台北女生，經常在散步，疲乏時則看書與電影。曾出版散文集《裙長未及膝》、《刺蝟登門拜訪》，記錄新世代的城市觀察。關注Z世代創作力，共同創辦《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除了中文書寫，也透過英日翻譯將故事轉印為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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