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8/26

台灣民主，華人社會的自由燈塔

國際觀點：羅冠聰

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我心中都有個台灣的投射——關於文化，關於生活。直至香港的政治矛盾愈來愈尖銳，更多關於政制、未來的討論，大眾漸漸將視線挪移至已民主化的台灣，寶島漸漸成為香港人心中投射的政治楷模。深紅的中國大陸，半死不活的香港，以及自由蓬勃的台灣，形成了華人社會獨特的政治延線，也讓在夾層的香港人在強烈對比下，意識上愈來愈靠近台灣的公民社會。

羅冠聰｜前立法會議員及香港眾志常委，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並於耶魯大學研究院東亞研究學系進修。2014 年活躍於學運，是雨傘運動中與特首林鄭月娥對話的學生代表之一；後成為香港眾志創會主席，並於 2016 年立法會選舉贏得港島區議席，以 23 歲之齡成為史上最年輕立法會當選人。現居英國。

台灣是我第一個獨自離家旅行的目的地。那年我 18 歲，首次搭上飛機，歷經一個半小時的短途航程，抵步桃園國際機場。那是一種陌生又熟悉的感覺：兩地共用的繁體字一瞬間映入眼簾，耳邊傳來卻是帶有濃濃台灣腔的國語。在機場坐著大巴前往台北市中心，沿路經過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不會見到的路邊小攤，映照著在現代化邊陲的鄉郊城市混合區。

我帶了一個背包和小行李箱，iPod 隨身聽播著的都是台灣的流行曲。我仔細謹慎地閱讀我臨行前準備的衣食住行筆記，生怕沒有方向感的我在大城市迷路；即使是首次孤身初到異境，我卻沒有一刻感到危險，也沒有到達他方的焦慮和狐疑。

台灣，是一個能給予人安全感的城市，也是一個在每個香港人心中分量十足的名字。

像我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中學時期因應「台風」襲港，經常收看台灣的綜藝節目、連續劇，深受台灣的流行文化薰陶。及後「文青」風潮起，香港曾有一股到台灣創立咖啡室的小熱潮，年輕人在飽受高租金、低生活水準、低上流機會的困擾下，轉而嚮往台灣的慢生活以及文化風景線。

近年我也經常飛到台灣，不過已非為了風花雪月、吃喝玩樂。不論是 2015 年應邀到慕哲咖啡館演講，或者上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與林飛帆在台灣上不同的政論節目，我也成為了兩地公民社會交流的其中一點樞紐，促進交流，也探討共同對抗中國極權擴張的可能。台灣，儼然已成為華人社會的自由燈塔——每當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香港的人權狀況日益愈下而灰心沮喪，卻總能在台灣民主自我完善的境況重新得力。

在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台灣的公民社會更是肩負起重要的救援任務，不論是往日在黨禁戒嚴時期已經爭取民主的老牌民運組織，還是近年成立的年輕團體，均積極在台港兩地串連香港的公民組織，為在香港飽受折磨的年輕人提供安心休養的空間。無論是來自民間社會奧援，還是台灣政府因應局勢而落實的應變策略，都在提升香港抗爭士氣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此，很多香港人都想跟台灣的朋友說聲感謝。

距離我第一次到台灣已有七年之久，由文化到政治，世界都足以翻新一遍。然而我對台灣的鍾情卻絲毫未變。我期望有一天，可能是很遙遠的一天，當香港得到應允的自由民主時，我能重回 18 歲的那年，掛著 iPod，無憂無慮地遊盪台北的日子，聆聽充滿台腔的喧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