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用電影述說在社會邊疆的愛
馬來西亞知名製片王禮霖在近期推出生涯首部執導長片《富都青年》,一出手便入圍本屆金馬最佳新導演,也一舉將男主角吳慷仁推上金馬影帝。
監製過電影《分貝人生》、《迷失安狄》的馬來西亞知名製片王禮霖,如今搬出首部執導長片《富都青年》,一出手便入圍本屆金馬最佳新導演,也將片中男主角吳慷仁一舉推上金馬影帝。曾當過移工的王禮霖,體會過離鄉背井的純然孤獨,深知如燭火一般微小的愛也能為世間帶來期溫暖,所以他一如繼往,透過故事及鏡頭關懷社會角落的群眾。「當我要拍自己的電影時,我想要述說『他們』的故事。」
「你要不要吃豆花?」採訪尚未開始,導演王禮霖便拋出邀請,對在場眾人請吃下午茶,辦公室很是熱鬧。125元的豆花,好吃!
「我們是很歡樂的劇組。」王禮霖笑著說。
憑藉《富都青年》拿下本屆金馬最佳男主角獎的新科影帝吳慷仁可以證實導演所言不假,拍戲的那段日子,劇組每天把大批器材從馬路推進小巷、搬上沒有電梯的公寓九樓拍攝,沒有任何工作人員提出抱怨。眾人皆愛著劇本,愛著故事裡的兄弟,使盡全力想拍好電影,「開心是很難騙人的。」吳慷仁說。
若熟悉華語電影,對於王禮霖的名字應該不陌生。過去他以監製的身分製作過《分貝人生》、《迷失安狄》、《我和我的賽車老爸》等作品。這次他則以新導演之姿,在第60屆《金馬獎》帶來《富都青年》。
歡樂的劇組,拍的是悲傷的故事。電影發生在馬來西亞的半山芭,馬來語為Pudu,因此也被稱為「富都」。但相較於這個聽起來像是新興建案的名字,Pudu實則是工人、菜市場小販、移工和沒有身分之人的聚集地——王禮霖以此為電影命名,正是為了諷刺現實。吳慷仁與陳澤耀所飾演的兄弟阿邦與阿迪,前者失聰,任勞任怨打拼;後者性格暴走,試圖以各種合法或非法管道賺錢,想早日離開富都。兩人個性相對,卻相依為命,珍惜每次一起吃飯的時光。
生活的真實感往往是電影最難建立的,但《富都青年》做到了。一次次吃飯、工作、嬉鬧的時光讓觀眾喜歡上了這兩兄弟,從生活的快樂與難題望向他們內心深處的匱乏與富足。王禮霖選擇以愛為核心,也難怪金馬影展開展以來,本片穩坐觀眾票選獎榜首多時。
愛不分貴賤
「我自己也當過移工。」王禮霖說。1999年,他來到台灣樹林區的鐵工廠工作,周遭的移工大多來自菲律賓,語言不通,背景不同,但他依然受到關照,「那時候我深刻體會到人在異鄉的孤獨與無助。能促使我有勇氣去面對生活的,是這些來自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與愛。」
異地的光陰有著許多苦痛,卻也帶給王禮霖啟蒙,感受生活中各種更細微的愛與感動,「不過我的家庭教育本來也就是愛來愛去,可以跟爸媽抱著親一下的那種。」他補充,愛的各種形式,從小到大都體會過。
2017年,他以監製的身分與導演陳勝吉合作《分貝人生》,述說一個因貧窮而不健全的家庭故事,因此來到富都。那時田野調查到的故事讓他難以想像,這裡充斥著貧困的家庭、孤老的變性別者(Transsexual,透過醫療措施改變自己生理性別之人)、許多人過著沒有身分的日子⋯⋯。
「我們訪問過一位六十多歲的變性別,她說這輩子最害怕的就是孤單。」
而後,王禮霖繼續探索,他與導演陳立謙攜手在《迷失安狄》中述說馬來西亞社會對於變性別的壓迫,即使議題導致電影無法在馬來西亞上映,他也在所不惜,「雖然我不能解決問題,但我可以讓他們獲得更大的關注。」
《迷失安狄》三年後,首度執導演筒的王禮霖,想把《富都青年》的故事聚焦於「身分」。在草創時期,他曾想過要述說「紅登記」(馬來西亞永久居留證,正式公民則為藍色)的故事——這也是同為馬來西亞導演張吉安在《五月雪》裡,探討五一三事件(馬來西亞1969年發生的種族衝突事件,影響深遠,在台灣常以二二八事件來做類比)時所勾勒到的議題。地點同樣在半山芭,時空差距五十多年,歷史的傷依然發炎著。
但經歷創投與多次田調後,王禮霖決定把電影的核心拉得更寬闊些,以身為馬來西亞人,卻不具馬來西亞身分證的兩兄弟,去看現代社會的「身分問題」:與他們一同工作的白牌移工(沒有合法執照的移工)想好好賺錢,卻不被許可;照顧他們長大的變性別者Money姐,不被政府承認她想擁有的身分;總是以金錢換取阿迪陪伴的女子,也渴望一場自然穩定的戀愛關係;就連協助阿邦阿迪的社工,也與家人間有著理念上的隔閡。
每個人都在找尋自己的身分,都想獲得認同。
想說的很多,但不能因此失焦。在與監製李心潔多次討論後,王禮霖做出取捨,「我們先說好兄弟倆的故事。」
50%的冒險
過去豐富的監製經驗,讓王禮霖清楚自己的能力與資源是什麼。找上從未監製過電影的李心潔擔任監製,王禮霖說那是心中的一個感覺,她會是最完美人選。
有著歌手與演員雙重身分的李心潔熱愛電影,關懷社會角落,甚至成立協助弱勢兒童的「小黃花慈善基金會」。對於這部電影她確實是完美人選,「她很行動派,是拿出200%力氣做事的人,很多時候她比我還緊張,像我們要做第二次田調時,她就已經先幫我聯絡好了討論對象。」王禮霖說。
開拍前幾天,李心潔把所有演員一個個找到辦公室,單獨地,好好地深聊。戲份極重、在全片以精湛手語詮釋失聰人士的吳慷仁說:「很多時候距離感的拉近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但她一次就做到。」是李心潔對這部片的熱情與積極,凝聚了眾人。
李心潔與王禮霖都是直言的人,兩人最常爭的地方,就是導演王禮霖的監製魂上身,「他們常常希望我這個導演能夠再任性一點,去跟大家說我需要什麼?可是這就很奇怪啊,明明大家都知道已經沒什麼資金跟時間了⋯⋯」導演乍聽牢騷的話語,溢出些許幸福感,整個團隊都是王禮霖的後盾,傾力幫助這位「新導演」完成首部作品。
許多時候拍電影是監製要拉住導演脫繮的想法,但這次王禮霖早已控好了大局,「他們都騙不了我。」他驕傲地說。
前期準備得萬全,不代表王禮霖是個全然按表操課的導演,他更喜歡在調配好的架構中讓每個人自在發揮,像劇中吳慷仁與陳澤耀的兄弟情,便是兩人自己培養出來的,作為導演的他只提供劇本、資源和空間。「我還有個『壞習慣』,不喜歡喊cut!」他把每顆鏡頭的時間留長一點,讓演員發揮——吳慷仁在片中最動人的時刻也是因此誕生的。
王禮霖:「我有個原則,永遠給自己50%的機會。」這句話的意思是,以結果來說,再怎麼用盡全力準備,最多就是成就一半,剩下的,要靠冒險來獲得。
當年拍攝《分貝人生》時,他首選的女主角就是張艾嘉,但旁人總跟他說:「你不可能找到她,我們劇組這麼窮,她哪會來馬來西亞。」即便如此,他依然選擇嘗試,「就算她不演也沒關係,至少嘗試過,沒有對不起自己。」而最後張艾嘉點頭了。
他對旗下的藝人陳澤耀也是如此,兩人已合作14個年頭,他曾帶著陳澤耀來台發展歌手之路失敗,也曾接演過不盡人意的作品,但就如張艾嘉所說:「作為一個演員,不用擔心拍到好或不好的電影,這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我常和阿澤(陳澤耀)說,只要我不退出,我還在線上,就沒有輸。因為沒有人能跟我們說最後會是怎麼樣。」王禮霖看著陳澤耀出道、戀愛、結婚,他曾開玩笑說有一天或許會看著阿澤走上金馬獎的舞台。如今他做到了,但不是看著,而是以導演與演員的夥伴身分,一起走在金馬獎的紅毯。
未來是條漫漫長路,王禮霖說他有很多故事想說,「我可能會拍個三部曲,下一個故事會是關於移工與難民的同志愛情。人在異鄉,愛更困難,他們找尋的東西會是一場夢,一場空,還時隨著那篇海洋飄走?」他的語調帶了點浪漫。
光是關於LGBTQ題材的構想就註定該片無法在馬來西亞上映,但王禮霖不怕,他的愛也還有很多,這一切終究有人會看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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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n
讀的是食物設計,寫的是影劇,做的是Podcast。曾任《VERSE》聲音部編輯,畢業於米蘭工設學院。嘗試著各種說故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