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金宇澄:文學能保存過去,就是對社會的推動
電視劇《繁花》由王家衛執導,胡歌主演,眾星雲集,討論度居高不下。讓我們重讀中國著名作家許知遠與原著作者金宇澄的深度對談,了解金宇澄身上同代人中少見的自由感、寫作最初對他的引召、文學變遷中他的自處,以及那些過去生活的細節。
你看電視劇《繁花》了嗎?王家衛執導,眾星雲集……社群媒體上關於它的討論度居高不下。不論是普通觀眾,還是影評人,討論電視劇時總要引用幾段《繁花》原著的語言,文體藝術與視覺藝術的對照也進入了話題中心。
小說《繁花》是作家金宇澄2012年的作品,講盡上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老上海中世情男女的生活樣態,摘得了「茅盾文學獎」。在2020年的《十三邀》第四季中,金宇澄分享過他對老上海世情故事的好奇和尋覓,那些看似普通的故事對他的衝擊,某種意義上,沉澱出了小說《繁花》。
今天我們重讀中國著名作家《十三邀》第四季許知遠與金宇澄的對談,金宇澄身上同代人中少見的自由感、寫作最初對他的引召、文學變遷中他的自處,以及那些過去生活的細節,在當下仍然蓬勃著生命力。
文學能保存過去,就是對社會的推動
寫作者和少年時代密不可分。
許知遠:您以前考證過這個房子(指金宇澄家族在江蘇黎里的老宅)在什麼時候修建的嗎?
金宇澄:沒有,只是在《回望》裡邊提到過幾次。我爸爸說是我的祖父的母親在這裡買的房子,原先是誰住的不知道。祖母告訴我,我祖父的母親買下這個房子以後,引起了太湖強盜的注意,這個地方離太湖非常近。買了房子後,有一天晚上來了一些人,把家裡洗劫一空,因為他們就知道你很有錢。老太太說她住進來以後,天井那邊有一個缸,缸裡面放著元寶,她說這是我唯一的財產。既然家裡沒東西,她說就把這個缸給挖出來,一挖出來就發現,這裡面根本不是元寶,而是一缸赤鏈蛇,江南特有的蛇。她當場就哭了,說金家要敗了。這個事情我爸爸都不知道。我小時候跟我祖母待的時間比較長,50年代的時候,我父母都去湖州水泥廠工作。我祖母是在60年代過世的,她會告訴我一些過去的事情,時間一長這些東西都變成神話了。
許知遠:元寶變赤鏈蛇好像是20世紀生活的隱喻。您身上的文化記憶或者性格,跟這個鎮的關係有多大呢?
金宇澄:關聯是肯定有的,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核心。其他行業我不知道,至少寫作者和自己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密不可分的。現在中國文壇的作家寫的都是這方面的內容,包括沈從文、汪先生(汪曾祺)。我在上海出生,一直是我的祖母帶我,所以我受她影響很多,她的影響也和這個房子有關係。我爸爸結婚以後這房子就被放棄了,全家就直接住到上海去了。
許知遠:最初認識到自己有書寫的衝動,是源於跟你朋友的通信嗎?
金宇澄:是。一個人的命運、一個人的喜好,不會聽父母的,每個人都是,現在人也是,就看你受身邊什麼人的影響。當時文革,我父母根本不管我,我在上海交了一個朋友,他是高中生,而且沒有下鄉。我16歲去東北,還和他通信。他當時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看哲學,我對他很好奇。他看了我的信,說我可以寫小說。我當時至少覺得,我寫的信挺好。而且信上面還畫有一些插圖,比如說北方的大炕是怎麼回事,北方的屋頂是什麼樣子,和南方完全不同。這個朋友後來去了美國,又去加拿大做生意,現在不太露面了,現在他在哪裡我都不知道。等我得了「茅盾文學獎」後,有一天我在傳達室收到一封信,這封信用的不是標準的信封,而是裝在公文檔袋裡。這封信也沒有署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意思是祝賀你得了獎,下面一句英文就是「你充分享受你的快樂」。這個人在我少年時代對我影響很深,說我可以寫小說。如果沒有這個朋友告訴我這句話,可能我不會有想寫東西的念頭。
許知遠:你會做什麼呢?
金宇澄:我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我們這代人都是,按陳丹青的說法就是沒頭蒼蠅一樣的。因為當時那麼七八年的時間,也沒有什麼人可以(求教),全憑你的興趣。
我不高看文學
許知遠:其實我老是一個人面對世界,對黏稠的人和人的關係,我一直很好奇,那東西是怎麼回事。
金宇澄:那說明你和我一樣,都是想知道這些人和事情、人的關係——每天這窗子關起來,窗子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
許知遠:對。
金宇澄:我的觀點是,首先一個前提,你根本不可能瞭解整個人生,你只不過瞭解你個人那一塊。我的寫作就是叢林裡面的這麼幾平方米,我不會說大話,不會說我看破人生了,什麼都知道了。我根本不知道。城市裡面發生了什麼,只能夠看微信上面爆出的料,某某人怎麼回事,只有上帝才知道。所以我不高看文學,真的不高看。比如18世紀,那個時代是沒有資訊的時代,特別愛讓一個作家來告訴大家家裡怎麼回事。現在不是這個時代了,現在人們也沒有耐心,薩達姆(海珊)被槍斃,五分鐘全世界都知道了。
許知遠:對,大概五分鐘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也都沒有心情去感受他死亡之前各種複雜的感覺了。
金宇澄:現在就是所謂速食式資料,資訊蜂擁而來。跟過去安靜的時代大家都坐在壁爐看一大本書,真的是兩回事了。
許知遠:三、四十年前,您回到上海之後又開始寫東西了,那時候對文學的態度是不是覺得它很崇高?
金宇澄:是很崇高,都經歷過這麼一個時代。西方的小說進來,整個80年代大家都知道對文本的要求、對語言的要求、對形式感的要求,我覺得這個是好的。但是到了90年代,因為轉向經濟了,之後,我個人感覺,大家都突然覺得自己的寫作可以和電視劇、電影掛鉤,但電視劇和電影根本不需要你的語言、你的文體、你的形式感,它只要故事。所以我覺得是這把80年代切斷了。80 年代的文體,雖然現在說起來有很多追求的都是譯文版西方小說的方式,但是我覺得對我們中國來說,也是必須要經歷的。我是從這麼一個過程中過來的,所以到了《繁花》的時候,我就無意中寫了一段話,覺得這個文體好,我就盯著不放,即使底下有人反對我也盯著不放,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但有時候上帝給你一個禮物,你可能不覺得這是禮物,把它扔掉了,換一個人可能就扔掉了,但是我覺得我要咬緊牙關,我就要這麼三千字一塊來寫,標點符號少一點,就是這麼過來的。如果說沒有80年代,可能這個東西出來,我也根本不覺得它是一個有特點的東西。
許知遠:在80年代那樣熱熱鬧鬧的時代裡,您是不是也有一種當旁觀者的感覺?
金宇澄:也是旁觀者。我寫了幾部小說以後就調進《上海文學》,變成編輯。當時整個寫作狀態、實驗小說的狀態我都知道,這對我是有影響的。影響就是一個編輯對作者的要求,我能通過很多來稿發現,什麼是真的有內容,不是只有形式。這個對我後來寫《繁花》是有作用的。像《繁花》這樣重歸傳統的方式,從一個編輯的角度,就會覺得很少見。鴛鴦蝴蝶派的東西早就被「判死刑」了。比如說一個女人好看,眼眸特別明亮、流轉,鴛鴦蝴蝶派就用「明眸善睞」。這話現在別人都聽不懂,什麼叫明眸善睞?說都說不順,但是文字上就是好看。50年代這些詞在新文學運動、現代文學中,已經被切除了。鴛鴦蝴蝶派本身是落後的,但是這些死亡的詞現在拿過來用,我個人覺得比翻譯味道的文字好看。因為翻譯的東西、譯文腔看得太多了,就是物以稀為貴。我大量收集鴛鴦蝴蝶派的文字放進去,就變成有的地方半文半白,但是不是說我要提倡這個東西,是因為沒人這麼做。
許知遠:您要在一個美瞳時代明眸善睞。
文學就是保存過去的生活
許知遠:1976年底剛回上海時,這個城市給你最鮮明的衝擊是什麼?
金宇澄:當時突然大家都到新華書店排隊買書了,甚至通宵排隊。不管是電車賣票的小姑娘,還是菜場賣菜的,都在看大部頭的小說。這實際是文革的遺風,文革後期因為沒東西看而產生了地下閱讀。我書裡面也寫過,閘北區有一個大姐姐,當時大概三十一、二歲,她記憶力特別好。那時候也沒事幹,一幫文藝小青年就跑到她家去,她一邊打毛線,一邊說「我昨天看的《簡愛》,我現在跟你們講」。我認為這種複述有自己創造的成分,她能夠花三天時間講一本書,挺精彩的。
許知遠:那時候你是一個會說書的人嗎?
金宇澄:我倒是沒有,但是我會聽。我最近好像複述過一件事,去年我在微信上看到一個材料,然後我為了這個事情,還特意打電話給上海檔案局的一個朋友,要1970年上海某派出所的審訊筆錄全文。看完以後,簡直不敢相信,我發現1970年時候的人太可憐了。1970年,在工人集中的宿舍,兩個人有意思,只能寫一個紙條,約好明天早晨7點在公用廚房,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互相看一眼。過去什麼都沒有,必須依靠眼神,依靠文字,依靠一個動作來使雙方心領神會。這段材料特別珍貴,那個時代立刻回來了。這個女的說我明天要去走親戚,這個男的就跟在後頭,怕兩個人一起走路,給工廠裡的同事看見。差不多跟到她親戚家,男的再走掉。在熱戀階段,兩個人卻不能有肢體接觸。那時候沒有旅館,住招待所又要結婚證書,兩人是婚外情,到公園,公園裡面又有巡邏隊。到最後,男的實在沒辦法,在板壁上挖了一個洞,男的可以把手伸過去,或者女的可以把手伸過來。女的老公長期在外面出差,回來就發現了,發現以後報派出所抓起來。我說我把這些材料找來,把名字虛掉,可以編一本巨著,這就是1960到1970年上海人的普通情感生活。
許知遠:因為壓抑和封閉而產生的創造力,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態來面對?其實這背後有巨大的殘忍,但又可能構造出新的情感方式。您作為一個創作者怎麼理解?
金宇澄:可能我是寫作者,我看見稀罕的東西,就想最好能夠讓大家都看到,能有這些對照來修正我們現在的生活。我們要把過去這些東西保存下來,不要忘記過去。我對文學的理解很簡單,文學就是把過去的生活方式、人際關係保存下來。比如《金瓶梅》,如果沒有這本書,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明朝那個時候的那種生活。文學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不能直接推動社會,我個人覺得能夠保存過去的東西就是一種推動。
本篇文章轉載來自《單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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