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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宜蘭到台灣到世界,我們如何一起生活

Long Interview:黃聲遠


如果不是這場疫情,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團隊的 5 月應會現身於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主展場。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土地、台灣的人和何以讓台灣自由的元素。二十多年來,黃聲遠帶領田中央團隊深耕宜蘭,他們的作品不僅獲得總統創新獎、國家文藝獎等多個大獎,近年更在世界巡迴展覽,讓世界看到台灣的土地與人,並用台灣的價值回答這個今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主題:我們將如何一起生活。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這半年疫情對田中央的工作有什麼影響?

黃聲遠(以下簡稱黃):表面上沒有影響,因為我們做的幾乎全部是公共工程。世界慢下來可能還對我們這種「慢節奏」有點幫助,建築設計經常是被要求越快越好,但急就章其實很可惜,現在,有機會回到相對合理的步調,比較有時間多想一想。

此外,我的國外活動全部取消!本來這個夏天三場歐洲的展覽,其中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確定會延到明年 5 月,6 月是在英國倫敦 V & A 博物館大廳的展出,此外,還有法國波爾多建築中心的計畫,現在會延到幾月還不曉得。

這幾年經常出國,好像在為台灣打仗。疫情期間,倒是和家人有了更多相聚的美好時光,和事務所同事的相處更是享受,這讓我覺得親密完整的感覺又重新出現。


回到每個人自己可以決定速度、體驗自由人生的狀態,而這本來是田中央存在的初衷。


鐵:今年你受邀到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主場館展覽,本來會在那邊呈現什麼樣的核心理念?

黃:在前年時,王俊雄和田中央經營的台灣館,雖然只是展會外的平行展,卻引來國際建築界大咖紛紛來訪,包括我們小時候全球最通行的四本建築史作家和多國建築博物館館長都成為無話不說的朋友。當時,策展夥伴的目標其實也是交朋友,就是開啟台灣被公平對待。

這一次的目標設定還是這樣。軍火庫主展場分成五個區域:第一個是「人的存在」,第二是「家屋」,第三是「社區」,還有「跨域」和「全球」。台灣的展場位置剛好在最中心,當所有人走到快轉彎處就會在那裡慢下來,是一個相對安靜的場域。因此,我們一開始的想法就是做出分享平台,邀請大家不分彼此讓鄰近的展示都被彼此看到。

裡面是一個自在的環場銀幕,三組影像都是由蔡明亮拍攝的,主題是關於田中央在台灣會這麼自由的本質。蔡導說,「可以不要拍作品,而是拍影響田中央領悟的力量嗎?」這太好了,他提起想拍宜蘭風吹,水光,雲霧,海浪。

我們還送了一百八十多個台灣辦桌的板凳去,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隨意拿著走,找個喜歡的地方坐下來,漸漸散布全場。我們真正的心願是邀請大家交朋友,沒有一定要傳達什麼。這次的大會題叫做「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 ?(我們未來如何一起生活?)」,也很適合我們台灣。


鐵:他們找你的理由是因為他們在你作品中看到什麼?或者說,這幾年你在國外巡迴展覽,他們在你作品中看到什麼樣的台灣價值覺得對世界有意義?

黃:借用莫柯特(Glenn Murcutt,前普立茲克獎評審團主席)和帕拉斯瑪(Juhani Pallasmaa)的話來說,建築師在現代分工裡面,慢慢被限縮為解決機能問題或只是服務業主。歐洲慢慢喪失的社區或社會性,他們赫然發現在台灣反而有新生命!田中央之前在日本獲得吉阪隆正賞,日本文化界也是要尋找具有他們師傅這樣精神的人,有一次來台灣參加研討會,注意到田中央的工作,後來還秘密分批送了很多學者確認這個精神竟然在台灣生機盎然。

老實講,我自己從來也沒辦法想太多,就是做該做的事。莫柯特也不斷提醒,如果田中央可以繼續在做我們可以做的事情,不要變「更進步」、「更大」,就是好好地繼續做這些事情,會給世界一個很好的啟示。


鐵: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策展人在你們的作品中看到一種社會的、社區性的生活面貌,我想在這些作品背後有一個養成的過程,就是宜蘭這片土地。當初你這個台北小孩為什麼來到宜蘭呢?

黃:我在永和出生,在台北搬來搬去 8 次,爸媽都是老師,簡單單純,我小時候被要求每件事情要做到很到位,很有禮貌。我到東海建築系時遇到同學陳登欽,他是一個宜蘭鄉下小孩,大一充滿了挫折,設計差點被當,其實那力道現在看起來就是宜蘭厝啊,只是在那個時候從美國回來、偏向都市口味的老師們不知道那是什麼。這個充滿真實的朋友,隱隱約約喚醒我對自己審美的懷疑。我很明顯地感覺到,台灣不只是我想像的那個樣子,關鍵是生命力跟那個很拗的韌性。那時我真的是一個差點無藥可救的、被種種奇怪約束洗腦到不知自由的一個人。不懂為什麼襯衫口袋會插一把梳子,穿西裝褲、皮鞋才正確,我大一好像就是這樣。

然後慢慢地,我發現自己週末不喜歡回台北,老是去跟很不一樣的同學混,我喜歡陳登欽時常「沖」我,因為很明顯我的生命經驗太偏頗了。


輕巧懸掛在舊橋下的「津梅棧道」讓人們安心地穿梭其中。(圖片提供/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鐵:你大學時第一次跟陳登欽到宜蘭的感覺如何?

黃:我感覺宜蘭人很安靜,不是什麼事情都放在嘴巴上。1992 年的暑假,出了火車站坐公車,搖搖搖,到大湖車站下車,一個鐵牛車載我們進他家稻埕,下車時連再見也沒說,我當時覺得這同學粗魯得莫名其妙,人家載你也不跟他講謝謝。後來才體會這裡面的美,那是一個彼此熟悉的社會,關係早就沒有去計較,對我來講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鐵:所以你是從美國回來多久之後才搬到宜蘭?當時搬到一個沒居住過的地方,有掙扎嗎?

黃: 其實我一直都有點自閉啦,喜歡跟城市有點距離,以前在東海山上、耶魯唸書,甚至 Culver City 工作、北卡教書都是住在小鎮,我喜歡那種簡單輕鬆。所以 93 年回到台灣,94 年就來宜蘭了。那時我爸媽已經出國,我一個人完全自由。

93 年秋天,因為宜蘭演藝廳的多面式舞台需要些建議,當時的宜蘭縣長游錫堃發現我這個年輕人滿敢講話的,就透過幕僚邀我常來宜蘭參與南門地區、烏石港等一些都市計畫的討論。第一個規劃後來慢慢推導出社福大樓公共競圖,當年宜蘭還沒有實施容積率,三個年輕人主動做出城市建蔽率、容積率、未來最理想狀態的區域量體模型,已經在做跟現在很類似的事情了。


鐵:之前陳定南擔任宜蘭縣長,開始把設計導入公共工程,然後是游錫堃,一個個所謂「宜蘭經驗」正在出現?你是不是剛好在一個適當的時機來到一個正在改變的宜蘭?

黃:行政改革已經開始看到一些成果,可是這個詞好像還沒有得到社會太多關注。我來宜蘭的時候,親水公園剛啟用,羅東運動公園進行到一半,而親水公園的好評讓人覺得公共工程是有機會的。在那之前,不論哪一個城市的公共工程,好像都要忍受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骯髒過程。我原來以為,自己應該是要去當老師,不會當建築師。但就在那個時間點上,我覺得台灣已經不一樣了。93 年我剛回到台北,在馬路上聽得到國際歌,我都快嚇昏了。


鐵:所以你剛好進入一個正在被解放的台灣,又剛好遇到一個對的地方政府。 

黃:是,我出去的時候還是剛解嚴的狀態,刑法第 100 條還在,等到我回到台灣的時候,電台最熱門的是「台灣之聲」,後來就是「四百年來第一戰」,感覺上好像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有一個很樂觀的情緒。

那些年宜蘭已經匯聚了很多聰明的頭腦,吳靜吉、陳其南、林盛豐、黃春明、邱坤良、劉太格等。我現在太太靜慧當時高中老師不當跑去自立晚報做編輯,93年比我早一年先到宜蘭96年辦起童玩節,還有更大一群宜蘭智庫覺得這兩個外地人都不錯想把我們們送作堆一起留下來,其實我們兩個發展的比他們想像的快。


鐵:可以請問你的政治意識啟蒙呢?你的政治意識是在台灣、或在美國的時候有些改變嗎?

黃:我很慢欸。青年的我,讀過每期《當代》、《人間》雜誌,好像有反抗的感應,但是沒有什麼歸屬感也沒有什麼脈絡,基本上還是一個被屏蔽的天真小白兔。紮實的政治體驗是這個土地教我的,從最日常事情開始,非常非常的真實。當地人對我的接納、可以討論每件事情,慢慢才了解我真的很愛這裡。台灣這個土地是不應該被切割分裂的,我有幸泡在宜蘭這個環境,有一批堅持打造超然縣史的文化人,自我反省、詮釋地方正義,還有一群很積極摸索社造的前輩,讓無知的我在這個環境裡面被洗禮,更經歷許多政策的折衝討論。

也許因為空間的自由是反應社會自由重大的證據,所以在那一群知識人裡面邀我這樣的角色做一些空間突破也許常有助政治上的思考。

我的人生基本上就是這樣,以前的世界是被戴上重重濾鏡的。後來有機會看到真實,發現自己有一大堆問題。可是台灣人就真的夠好,揭露自己的問題,不但不會被搞死,反而會成長,是多美好的經驗。初來宜蘭根本什麼都不會,一個外地人,真心想做事,大膽不放棄,人家就拼命餵你啊,教你做路啊、教你做水啊、教你弄植物⋯⋯各路人馬拿畢生所學來教會我們,大家都想成就一步一步更美好的地方。


鐵:你接下來在宜蘭還是有很多計畫,而且會有新的想法,像是你說過「看不見的房子」。亦即與其說蓋房子,不如說更是拆房子,讓更多的景觀出現。這是一種你的建築思考的新轉變嗎?

黃:沒有啦,這本來就是一萬件該做的事裡面,一個該做的事,只是隨著時光成長,我才懂的放更重的比重。我剛回來的時候,發現台灣的工匠系統慢慢在消失,對真實的信仰也快消失,專業分工竟然是為了討好銷售做假的形象。

那些年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在奮鬥對抗,想找回手工藝的構造精神。後來發現「世代集體失根」,是因為對地理、地質的不了解,所以,決定投入更多時間研究大地,試著應用於怎麼改造宜蘭河啊、村落等。你看我們小時候的建築教育,竟然沒有人類學、沒有地質學、沒有生物學的關心,這些都莫名其妙。

所以在每一個階段,發現某些知識很弱的時候,就衝進去真實多少做一點研究。從湧泉帶到研究海邊,包括沙丘,也就是壯圍、五結等海岸。中間還去介入「山」的議題—— 櫻花陵園,從高處你可以看到蘭陽平原跟台灣的關係,開始理解原來台灣不應只是按照行政區、或只是按照鐵公路交通走的,如果翻過雪山山脈,一過去新竹台中就好像在隔壁。


我覺得台灣這塊土地是屬於未來的,誰都不應該在這個時候朝單一方向去耗盡,因為以我們現行的制度,我們的國土計畫,跟我們所有的體系,都潛意識要求理盡台灣每一片土地。我越來越警覺這本來是善意的價值觀有危險,那我們留什麼給現在還不能想像的未來?所以,田中央最近處理的計畫,就算一時不確定最好的方法是什麼,也可以先想個辦法讓土地先不必被決定,而是先留起來。


台灣民主運動先驅蔣渭水歸葬之所就在「櫻花陵園」內。(圖片提供/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鐵:你們最近在處理原來礁溪的明德訓練班營區改成公園,這會是代表你最近思考方向的一個重要案例是吧。可否沿著上述脈絡介紹?

黃:礁溪是我最早進入宜蘭的地方,那時發現宜蘭的歷史是複雜的。北邊湯圍現在變最繁盛的礁溪,因為南邊有早期最好的農業,協天廟那塊才是原來的礁溪中心,北邊的湯圍從日本時代帶進溫泉產業,我們曾預估,雪隧通車後後礁溪有可能變成宜蘭第一大城,可是礁溪是一個沒有被仔細思考珍惜的山城。你現在去礁溪的時候感覺很奇怪,進去就是諾貝爾奶凍捲、奕順軒、大樓、塞車,那是一個沒有準備好的、不完整的沿街生活領域,只因為靠台北實在太近了。另外一個倒霉的是頭城,人文山海交會之美瞬間吸引喜歡海的城市人衝去,蓋出那一大堆高樓,媚俗的設計遮住地景實在是太醜了。美麗是一件無論如何都該放在心上的事,健康永續的東西才會美吧,但審美長期被忽略壓抑,如今已發揮不了任何協調的作用。

如今,礁溪已經失去可被辨識的地方感,你到礁溪會根本不知道身在何處,更好笑的是,還可見路旁房地產廣告說這裡如同台北南港一樣高級。問題是,什麼是落腳這裡的初衷?如果我們這一代要把礁溪抓回來,但是也要小心,避免任何定義它應該要長成什麼樣子的種種情況發生,我還是覺得「留下未來的可能」是不可少的。

明德班營區轉身成公園是有點轉型正義的感覺,因為曾經不少異議分子待過,而如今山邊有台灣藍鵲、有豐富的生態、有跑馬古道的歷史。我們要把「山」叫回來,未來大家來礁溪,身體好歹記得而且感受到一個山城,一個有起伏的地景。目前明德班營區顯然也是以前被剷平的啊。我們現在是想辦法把丘形堆回去,堆回去的意思是讓它有多一點可能,至於是不是要堆回原來的樣子倒不一定,只要「用大地的邏輯提醒未來」,這裡可以偶爾裝一下市集,裝一點運動場,也可能是植物園,可以變成任何公共開放的未來樣貌。


曾專門管收頑劣分子的「明德班營區」將變身無限可能的公園。(圖片提供/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鐵:現在你也開始在新竹有很多的作品。當你進入一個城市,你會希望可以更多參與那個地方、累積城市的改變嗎?

黃: 夠好的人聚集在一起,就會做出好的事情,宜蘭之所以好,就是因為這些人好,新竹亦然!如果我們可以讓台灣每個地方都有很多好的人,像新竹現在就吸引好的年輕團隊,很有興趣去冒險。


如果你不敢冒險,世界就不會轉動啊,如果我們讓年輕人誤以為,我們看到的世界可以只是穩定的延續經驗,這非常危險。


新竹的未來不應該被分配由誰來訂內容,應該是由心態開放的人,勇敢地去想像這裡的未來還想去實驗什麼,而且這個實驗基本上要深入新竹的地理人情,要挑戰錯誤的定義,想都想不到的狀態比正確還要多的,我會比較喜歡這種。你去做的當下不怕有可能會一時失敗,要這種強度才值得衝。



鐵:說到年輕人,你跟團隊的關係感覺上都是一起玩的,你也非常重視培養年輕人。

黃:田中央所有的東西,本來就是他們做的啊!

我的人生早就知道是要眼睜睜看著自己邁向死亡的,如果只是讓大家越來越準確跟精緻就沒那麼有意思了。

由於我對可能性的好奇,常放任大家東試西試還重覆錯誤,但最終這些是不是錯誤,就是「你一定要撐到真實不能再被想像改變」的極限,甘心先做一個暫時的選擇,想辦法先往前推進一點算一點。


我們這裡每一個人最大的動力,是在於他每天花的時間、消耗的青春,大都在做他自己想要看見的那個未來。


日日,月月,年年去捏這些東西,難道不是因為有機會看到想法一點一點實現出來嗎?我們在影響新竹的輕軌線耶,我們在影響整個宜蘭的地理系統耶,我覺得對青年來講很 high 吧!問題是這個 high 不是講夢想就能支撐,這中間還得揹起一萬個挫折,殘酷的是還得練習適度接受這些挫折都是習以為常的。


鐵:你怎麼看個人的自由和集體的生活之間的關係? 

黃:我們本來就可以用一種了解、釋懷的心態去看待很多的不完整,就像宜蘭會被描述成什麼後山、偏遠,或者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什麼不堪回首的過去,曾經去替一個不正義的事情背書······我的人生裡頭非常多這樣。我們好像不應該去要求這些片段變得完整,因為我會覺得說,當我們所有都是不完整的碎片,人跟人的相遇才會顯得特別的美,我們可以貢獻出來的火花或是一片光明,就會變得特別有意義。我很珍惜碰到的每一個同事,可以跟他們的感情、跟他們的過去、他的缺陷跟我的缺陷碰撞。


這塊大地一直在教育我,就是你永遠都有這些豐富,可能充滿了挫折和很深的快樂,所以面對那些奇奇怪怪的不如意,不妨選一個心平氣和的角色。同事一直覺得我很奇怪,每次競圖輸了,或者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委員在那邊修理的時候,似乎沒有很生氣。我就是覺得我們一定要溫柔地撐過去,終究有一天會跟對的一方相遇,因為有這個心情,分離也是自由自在的,永遠都沒有要統一的意思,片段的獨立本身就是自由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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