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8

從《海殤—牡丹與琉球悲歌》尋索一段被隱沒的台灣史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是台灣史上的重要事件，甚至牽動日本、中國與東亞局勢。由胡皓翔導演歷時七年調查和拍攝的紀錄片《海殤—牡丹與琉球悲歌》今年2月在「沖繩環太平洋電影節」被選為開幕片，引起許多討論與關注。這部重要的紀錄片，重新建構了大眾對於牡丹社事件的既有認知，也讓胡皓翔反問自己：深入探究歷史事件，對個人與社會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

2019年，文化部推動歷史再造現場計畫下，有了一個關於牡丹社事件、羅妹號事件再造歷史場域的計畫。負責執行計畫的青鳥文化在這個計畫下，舉辦了國際研討會彙集國內外重要學者的交流及許多相關項目，還有一個重要的項目是針對羅妹號事件和牡丹社事件分別拍攝一部紀錄片。

當胡皓翔接下這個紀錄片時，他對牡丹社事件並沒有多少了解，公開資料上欠缺完整性，也涉及不同的政治立場與觀點。

歷史課本裡的基本描述，讓台灣人對這五個字都依稀有印象——1874年，日本以1871年排灣族殺害琉球人的「琉球漂民事件」為由，向台灣南部的多個排灣族部落出兵。清廷因此意識到台灣的重要性，強化對台灣的統治，間接促成1885年台灣省的建立。當胡皓翔開始深入去研究牡丹社事件，才發現許多史料上的不足與爭議，甚至整個歷史事件的詮釋視角，也讓胡皓翔感到不太對勁。

歷史細節的誤解

光是琉球漂民上岸登陸的時間點就是錯的。

胡皓翔說，這是因為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廢除陰曆、改以陽曆計日，使得一些資料在時間記載上產生誤差。早些年，許多人甚至誤以為1871年漂流至台灣的是琉球漁民，但那艘船實際上是進貢船，船上有許多琉球王國的貴族與官員。諸如此類的訛誤，一傳十，十傳百，有些錯甚至出自於研究者的論文。

《海殤》紀錄片屏東場勘紀實。

經過向專家請教、多方文獻的比對，胡皓翔逐漸分辨得出來哪些資料相對可靠，以及訛誤之所以出現的原因，「解嚴前，關於牡丹社事件的研究是很封閉的，不可能得到真實的答案。」胡皓翔解釋，這導致台灣存在大量關於牡丹社事件的野史，「就好像三國演義一樣。」

且過去在台灣的研究，大多是採取漢人本位的視角去詮釋牡丹社事件，強調清廷當時做出的決斷。

但打從最開始，這就是排灣族人與琉球人的故事。說回該事件的起點——「琉球漂民事件」，1871年，66位來自宮古島的琉球漂民，自屏東八瑤灣上岸後，先是受到一對漢人兄弟的幫助與引路，最後遭到棄置；之後又遇見高士佛社的排灣族人，卻因各種誤會，54位琉球人被殺害。

這起漂民事件之後傳回日本，日本認為應向此事「興師問罪」，而出兵攻打牡丹社等恆春半島上的原住民部落。當時日本欲實現於東亞的帝國主義野心，牡丹社事件後，日本要求清國放棄琉球的宗主權，併吞琉球王國、設立「沖繩縣」；日本也注意到台灣是一座資源豐饒的島嶼，便在幾年後的甲午戰爭透過《馬關條約》取得台澎領土主權。

歷史的書寫者，往往是掌握話語權的一方。在過往的研究或影視媒體中，鮮少人過問排灣族人、琉球人的心情，就算是當今台灣或日本的歷史課本，也不會寫下這些邊緣族群的詳細故事。

這並非胡皓翔想在紀錄片中呈現的史觀。

他是以劇情短片出道，極年輕便獲得了金穗獎肯定，父親則是台灣知名的電影聲音工作者胡定一。作為導演、一位用影像說故事的人，他好奇邊緣族群的聲音，好奇琉球漂民們上岸後看見了哪些景象、經歷了什麼旅程？好奇排灣族人當時明明收留了漂民吃住一夜，最後為什麼會引起爭執，導致悲劇？

沒有結論的結局

在《海殤》的開頭，胡皓翔以他擅長的戲劇手法模擬了「琉球漂民事件」的原貌。

他能參考的史料很有限，日本方有文獻檔案《處蕃提要》，以及1889年《琉球新報》對琉球漂民生還者採訪報導等，但台灣原住民卻沒有以他們為視角的相關文字紀錄，胡皓翔只能深入恆春半島上的原住民部落，探訪高士佛、牡丹社等族人後代，聆聽他們的口述歷史中的琉球漂民事件、牡丹社事件。

越是深入了解，便越是凸顯這起歷史事件的矛盾與複雜之處。例如，琉球倖存者留下的筆錄中，指出當時引路的兩位漢人搶奪了他們身上的衣物。部分歷史研究者指出，清領時期的台灣漢人的確有將漂民財產視為自己所有物的觀念；當事人的後代確則向胡皓翔質疑這段敘述的真偽——若要打劫，這兩位十多歲的漢人怎麼可能打得贏六十幾位身強體壯的琉球男人？

至於整個事件的關鍵：高士佛社為何對手無寸鐵的琉球人下殺手？過往，無論是漢人或日本人，都僅以「語言不通」簡單帶過，並將排灣族人貼上「野蠻」的標籤。

但「語言不通」是否有更細緻的答案？胡皓翔經過資料爬梳，提出了幾種可能：琉球人受部落招待一夜後不告而別、觸犯部落禁忌，或族人擔心這些擅自離去的陌生人暴露部落位置而將其滅口，也可能因為清廷規定協助漂民有獎勵，琉球人卻在隔天前往漢人所在的蕃割所，雙方談不攏交易而起了殺機。

或許還有其他答案。真相為何已不得而知。胡皓翔只知道，他想透過一種更宏觀的視角去理解琉球漂民與牡丹社事件，並帶領觀眾看見，這起因誤解而產生的小規模衝突，實際上牽動了整個東亞的局勢，包括琉球王國滅亡、清廷為「積極治台」而侵踏原住民傳統領域，台灣也就此被納入日本帝國的版圖。

胡皓翔認為，在這個角度上，原本因暴力事件而成為對立兩方的台灣與琉球，應當是站在一起的邊緣力量，「這不是台灣的故事，也不是琉球的故事——這是『我們的故事』。」他說，但並非所有人都能輕易接受他的觀點，這也是《海殤》之所以耗時七年才完成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海殤》紀錄片拍攝過程。

「了解歷史不困難，難的是該怎麼和當代的人溝通。這些人原來可能有一個既定的思想框架，我要如何跟他解釋我想要換一種方式看這件事情？」胡皓翔舉例，《海殤》是政府單位的計畫，起初，紀錄片的評審委員便對他的詮釋手法感到抗拒，因為這並非他們小時候從歷史課本上學會的牡丹社事件。

又或者，當學術文獻與原住民的口傳歷史互有衝突時，他究竟該採信哪方說法？難道口傳歷史就不「真實」嗎？但考古學家卻拿出了鐵證，證明部落傳承下來的記憶可能有誤，作為導演的他又該如何定奪？

他選擇讓《海殤》更像一種對話的平台，讓歷史事件的參與者、研究者都能站上平台，討論自己的觀點。他也向觀眾承認，當今人們對於牡丹社事件能了解的極限，就到這了，並沒有所謂的「結論」存在。

歷史指引的方向

胡皓翔認為，對議題保持多元與開放性，是身為歷史紀錄片導演的社會責任，「但我要負責的不是歷史，我要負責的是未來。」他希望未來的觀眾能去思考，我們自以為認識的歷史，是否有被質疑的其他可能性？

訪談時，他和團隊剛從「沖繩環太平洋電影節」回到台灣，《海殤》擔綱影展的開幕片，也是這部紀錄片的第一次首映。當電影播映到琉球王國危在旦夕，士族林世功至清國尋求援助、最後以死明志時，胡皓翔聽見了觀眾啜泣的聲音。映後，又有一位老先生送給他一本關於琉球文化的書，告訴他：「我是琉球人，可是我好像對我的歷史不太熟悉，我想要找尋自己是誰。」

《海殤》紀錄片拍攝過程。

在拍攝紀錄片的過程裡，也有幾位琉球人曾握住胡皓翔的手致謝，說：「導演，你已經要比我們的年輕人還了解我們的歷史了。」他才明白，原來日本歷史課本對於當時琉球王國滅亡的細節，也著墨不深。

過了幾天，那位老先生來參加影展的研討會，並和來自牡丹社的排灣族人華恆明交流了幾句話。而這即是胡皓翔對於《海殤》最初的想像——能讓琉球人與排灣族人對話，了解彼此的創傷與困惑，才能夠真正地達成和解。今年3月，這部紀錄片有到牡丹社放映的機會，或許年輕一代的排灣族人也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歷史，發現當前自我與社會的困境，並看見下一個嶄新階段的可能方向。

法國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有一幅著名的油畫作品《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誰？我們向何處去？》（D'où venons-nous ? Que sommes-nous ? Où allons-nous ?），是他對人生意義的叩問。胡皓翔以這三個問題做了總結，對他而言，與《海殤》相處的七年間，讓他更明白了這些問題之於他的答案。

我們從何處來？何謂「台灣」？未來又該向何處去？琉球成為日本的一部分，又該如何維繫自己獨特的認同？「人家說歷史是一再重演的，我們真的要了解歷史，才知道怎麼樣不會再走到一樣的路。」胡皓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