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賴和感召，是因為時代仍在面對相同的困境——「鬥鬧熱走唱隊」 19年後重組推出專輯《自由花》

嚴格來說，鬥鬧熱走唱隊當初並沒有正式成立。

四位初代成員是在賴和文教基金會的大專營認識的，他們都喜愛文學和音樂，所學專業也恰巧與賴和「醫生作家」的身分相重疊——呂美親與陳南宏是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學生，吳易叡、呂長運則是熱愛文學的醫學生，且兩人和賴和一樣，同樣是彰化人。

基金會成立於 1994 年，旨在發揚台灣文化，當時營隊有一首學員們朗朗上口的營歌《相思》，是呂長運改編賴和詩作寫成的。其後，其他三人也陸續發揮音樂或寫詞專長，將賴和的經典作品譜寫成歌曲。累積的歌多了，即將出國念書的吳易叡想把握時間做點有意義的事，提議：不如來出專輯吧。

《鬥鬧熱》雖然是賴和的小說，但這幾人也真的就像「鬥鬧熱（tàu-lāu-jia̍t）」一樣，共同想成就一件有趣、又能推廣文學的計畫所以湊起熱鬧。為了籌措製作經費，他們帶著樂器、demo 去各種文學營或台文系所走唱；專輯封面是自己畫的、歌詞本自己排的，印刷廠是吳易叡平時印課堂共同筆記認識的老闆幫忙印的；錄音室沒有定所，大部分窩在音樂人吳志寧（也是彰化人）那簡陋的「切格瓦拉音樂工作室」；當時樂團還有吳易叡的雙胞胎兄弟吳易澄參與，但他們從不是以「樂團」的編制進行錄音，專輯裡每首歌負責寫的、唱的人都不固定，誰行誰就來跑個龍套。

總之，2005 年，台灣首張由賴和文學作品改編的音樂專輯《河》誕生了。專輯總不能沒有表演者，乾脆叫做「鬥鬧熱走唱隊」。儘管他們根本沒把自己當作樂團，而且這場熱鬧一結束，隊伍就散了。

對本土化運動的回應

2000 年代，仍是一個本土文化尋根的年代。

當時，首次政黨輪替已經出現，吳易叡認為政治上回歸了本土，文化藝術的本土回歸卻仍在蓄能、準備爆發的階段。「文化的演進一定比政治還要緩慢。」他說，在自己對本土文化求知若渴的青年時期，曾經接受到一些 1990 年代台灣「新台語歌運動」作品的潤澤，如朱約信《鵝媽媽要出嫁》、陳明章《下午的一齣戲》，或路寒袖與詹宏達共同譜寫的《畫眉》⋯⋯等，成為他日後音樂創作的重要養分。

來自「台杏文教基金會」的醫生詩人江自得、鄭烱明、曾貴海也十分提攜他，鼓勵他寫詩，投稿《笠詩刊》或《文學台灣》，也是這些前輩帶吳易叡認識了賴和這位作家。他很訝異，一位忙碌的醫生，文學成就竟也能如此高，學醫的吳易叡很自然對賴和產生了認同與崇拜之情。且 2000 年以前的中小學教科書上，未曾介紹過這位日治時期的代表作家，深入閱讀賴和彷彿也讓吳易叡窺見自己無從知曉的台灣歷史、台灣文學。

賴和是出身臺灣彰化的作家、詩人、醫師與社會運動者。

陳永興醫師 1997 年於台中創辦的台杏文教基金會，由多位具人文關懷的醫師組成，是中南部推廣本土文化的重要團體，呂美親說：「那時候他們參加很多文化活動、社會運動，跟賴和一樣都是醫生、文學家。賴和把寫作作為文化建構的工程、社會運動的一種，就我的角度來看，他們（吳易叡、呂長運等人）也在複製賴和這件事，用文化、音樂參與文化建構的工作。」

回想 2000 年代初期，呂美親就讀的清大台文所才剛成立不久，她跟隨賴和文學的重要研究者——陳萬益教授學習，才因此對賴和有較全面的了解。

賴和是「台灣白話文」寫作的先驅之一。此前，台灣文人都以文言文寫作，但日治時期的台灣人並不熟悉「北京話」，賴和等新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書寫語言則揉合漢語、台語，帶動了台灣文學的現代化，進一步加強文學與台灣普羅大眾的連結。而賴和的文學，始終關注底層人民生活，具有寫實主義色彩，以及本土、啟蒙、抵抗性；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他也持續以文化及政治運動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

呂美親說，當時台灣社會正在積極尋找述說本土故事的方法，若走唱隊希望藉由音樂推展本土文學，這位「台灣現代文學之父」當然是最具象徵意義的人物。

賴和〈開頭我們要明瞭地聲明著〉手稿，頁1，約 1925，24.3 × 33.4 cm，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收藏

《河》可看作走唱隊對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回應，專輯收錄的十首歌，有九首是台語歌曲。若說「以文學入歌」的台語歌曲，朱約信 1993 年開創性的《鵝媽媽出嫁》對他們有最直接的影響，發行公司「水晶唱片」原有意繼續出版其他台灣文學相關唱片，可惜後來卻負債倒閉。由於中間十年沒再出現類似作品，《河》的推出在當時受到了圈內不小關注，「那時候整個『台語文學變成音樂』的市場，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沒有人會阻擋你，做出來後大家也是張開雙臂地歡迎你，說『我們就是需要這個東西』。」吳易叡說。

《河》發布後，吳易叡赴英國念書，在台灣的其他團員則回到各自的專業領域發展。每年吳易叡寒暑假回台灣，走唱隊偶爾會重組，一起到與農民、土地、環保、文學相關的場合表演。若邀約來了，有哪位團員缺席也沒關係，算不上嚴格「樂團」的走唱隊，由任何一位代表去唱《河》的歌曲也完全沒問題。

直到兩年多前，吳易叡、呂美親都已返台在大學教書，走唱隊受台灣歷史博物館之邀去表演，四人一方面覺得重聚唱歌的感覺真好，另一方面又覺得：怎麼都在唱老歌，是不是該寫新東西了？

再一起鬥鬧熱

當年還是學生的四人，現在都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一片天。吳易叡和呂美親獲得博士學位後，在大學任教，一人對醫學史、醫學人文有深入研究；一人積極推廣台語文，擔任過《台語文運動訪談暨史料彙編》、《台語現代小說選》等出版品的主編；陳南宏在影視圈斬獲不少佳績，以《阿戇妹》、《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入圍金鐘獎戲劇編劇獎，《女孩上場》獲戲劇最佳編劇獎；當年寫下《相思》的呂長運，則在宜蘭擔任外科醫生。

呂美親說，走唱隊的重聚是水到渠成。2021 年，一套五卷的《新編賴和全集》出版，重新校勘、整理賴和作品，收錄最新文本及文獻，人們剛好能藉此機會重新深入理解賴和的創作軌跡與精神。且今年適逢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 30 周年、賴和 130 歲冥誕，是推出一張與賴和音樂專輯的好時機。

本次重組，增添了張潔晰（芹菜）與黃懷蒂兩位新成員。前者平時是科學教育專員，曾演唱陳南宏製作與編劇作品《日據時代十種生存法則》的片尾曲《相思》；後者的專長是醫學研究倫理，先前已與走唱隊有數次表演合作經驗，她還有個低調的身分——賴和的外曾孫女。

六人因居住在不同城市，且都有主業在身，很難湊齊時間團練或開會，因此他們把創作的前置作業規劃成一場小旅行。合租一間民宿，帶上樂器與書籍，一起閱讀賴和的文本，分享想法與感受，以及要如何將文本轉譯成歌曲。這次走唱隊想成為一個更成熟的樂團，畢竟當今音樂環境已與 2000 年代不同，述說本土故事的音樂人不勝枚舉，作品也都往更精緻、完整的方向推進。於是，實質上的計畫統籌吳易叡輾轉找到人稱「豪神」的柯智豪擔任專輯製作人，裝幀則邀請七度入圍金曲獎的方序中操刀設計。

19 年後，鬥鬧熱走唱隊的第二張專輯《自由花》終於推出。

本次共收錄 12 首台語歌曲，明顯能感受到新成員為專輯創造了更多層次，「芹菜的聲音沒有話講，」呂美親說，「反而懷蒂很有趣的一點是，她會很害怕唱得不夠好不能加入團體——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沒有唱很好，可是她會特別敏感。」她說，可能因為「賴和外曾孫女」的特別身分帶來了使命感，鞭策黃懷蒂要學習更多音樂上的新事物。這次的專輯每位成員都有負責角色，且每首歌都是集體創作，沒人可以跑龍套，包括呂美親就去學了吉他，呂長運去上電吉他課，吳易叡也為了讓編曲更上層樓摸索新樂器。

柯智豪的加入則帶給眾人創作上的衝擊，比如他要吳易叡的鋼琴「不能只是伴奏」，吳易叡揣摩許久，才明白他是指所有樂器在一首歌裡都要有意義、要能表達自己的聲音；吳易叡對編曲的概念也比較老派，通常都會寫下工整的前奏、主旋律、結尾，「柯智豪就說現在沒有人這樣玩，所有人 Instagram 拿出來滑 Reels，前十秒鐘如果沒有聽到主歌的話，大家就滑過去了。」這些老師、醫師們才知道，時代真的不同了，「他考慮到很多這種音樂市場現在的需求是什麼——我們不知道，柯智豪知道。」

為了製作《自由花》，柯智豪閱讀了許多賴和的文學作品，每首歌都由吳易叡先進行初步的彙整編曲，再交給柯智豪做最後的編曲處理。柯智豪也用自身的詮釋方法幫助歌曲提升立體性，如改編小說〈可憐她死了〉的〈蝶仔花〉，故事結尾，一位母親帶著未出世的孩子落入水中，結束顛沛流離的一生。柯智豪為歌曲注入泡沫一般、人於水中載浮載沉的聲音，讓呂美親嘆，這人是真正地以音樂表現文學。

自由花蕋正萌芽

在文本的轉譯上，《自由花》比前張專輯花費更多心思。

過去，團員大多選擇賴和的漢詩做二次創作，因為漢詩本來就有格律，要譜成曲相對容易。如今他們創作經驗豐富了，開始挑戰改編小說，將龐大的文本消化、再淬煉成一句句歌詞。

作為「台灣話文運動」的先鋒之一，賴和的作品其實具相當實驗性，當時這些作家仍在摸索合適的文學語言，因此文本須經過校注才容易閱讀。吳易叡透露，做完楊逵後，朱約信曾想要改編賴和的作品，但卻因為文本太過困難而作罷。而呂美親曾參與《新編賴和全集》的校注，也出版過自己的台語詩集《落雨彼日》，這次她同樣擔任樂團的筆手，創作歌詞之外，也會協助團員尋找較適切的台語措辭。

「現在很多台語專輯也有使命要做『台語專輯』，但他的詞彙不夠，怎麼用都是那些詞——我們有很多詞，而且是有底蘊、文化的詞，這是我們有認真的所在。」呂美親說，如何讓歌詞不遜色、甚至能傳達原作的內涵與精神，成為最需要再三推敲的地方。這也間接導致《自由花》的歌詞本厚達七十多頁，完整附上台文、華文、英文與日文，希望向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清楚說明每一首歌取材的文本內容為何，並交由方序中將歌詞本的文字重組排列成不同的視覺意象。

「台語歌到底有沒有文學性的可能？我們用這張專輯來答覆。」吳易叡說。

在資訊紛雜的社群時代，兩人多少有一點身為教師的心急。吳易叡有感學生越來越不重視「經典」，更無法以清晰、具邏輯的語言表達所思所想——更別說要他們使用自己的母語了。呂美親則在台文系所看見，雖然學生喜歡台灣文學，可大多都喜歡戰後、現當代的作品，「他們當然有基本的台灣意識，可是台灣的底蘊到底還可以怎麼挖更深？我沒辦法叫學生一天到晚來讀日本時代的東西。不過我們有做出一張專輯，有一個契機來看那個時代到底是怎麼樣，我們可以如何回應那個時代。」呂美親說。

這次重新閱讀賴和，已屆中年的走唱隊還發現多年前沒有讀出來的細節。

《河》將賴和當作一種國族符號、一名必須致敬的文學偉人；如今成為各專業領域具影響力的人物，他們才看見賴和作為「身為、期許自己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想發揮所長卻有志難伸」的矛盾與掙扎。

「他寫了很多掙扎的東西，那個掙扎可能是我們面臨過的。」呂美親說，「比如到底要不要回台灣？他不想要回去但是得回去。已經現代的自己，面對一個還沒有現代的社會⋯⋯他要如何自處？要如何和他的社會溝通？20 年後我們比較可以讀到這個角度，因為跟自己的生命歷程有一些共鳴的地方。」

遐爾仔期待 回鄉來拍拚／欲佮故鄉的人 攏仝心甘／毋過恁的痛苦 我 攏無法度來解決 干焦是予恁心內得著慰安啊／啊想袂到我只是一個 毋捌世事的讀書人

——鬥鬧熱走唱隊〈阿四〉（該編自賴和小說〈阿四〉）

如今， 2000 年後出生的台灣人似乎已不存在本土政治與文化的掙扎，沒有「台灣要出頭天」的激情。他們有新的欲望與焦慮。所以走唱隊也透過《自由花》思考——本土化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呂美親認為，「文化重構」依然是每個時代最重要的事情。而走唱隊也的確不同於大部分音樂人，他們有透過音樂「做文化」的信念，「文化這種東西，如果不把它做起來，是沒辦法改變本來這個民族的性格的。」她說， 「318 是你們的時代，不是我們的時代。但是到 318 有一股新的力量出來，我們現在再來延續這個力量，讓這個力量不會散，讓大家可以用更精緻的東西去感受舊的時代的思想、精神。」

吳易叡最後突然又想起賴和「有志難伸」的心境。他說，最近有研究機構要頒獎給他的新書，請他寫謝詞，寫了一封台語謝詞過去後，剛才卻接到該單位打來的電話，告訴他：你不要這樣寫。

時代變了嗎？本土文化受壓抑的時代或許從未結束。台灣人仍然在經歷走唱隊二十年前、賴和一百多年前所經歷的事情。但吳易叡說，正是這種面對相同困境的連結感，才使他們被賴和的文學感召。

「所以這個腳步，是不能停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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